干部教育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教育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从此，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实现上述伟大的战略任务，党必须对广大干部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的干部队伍。但是，当时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新任务的需要。党的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武装斗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富有革命斗争的经验，却缺少领导经济文化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的经验，随着国家经济恢复的推进，过去战争的经验已经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解放后进入政府机关和干部行列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政府机构中还有众多原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留用的人员。广大干部的知识储备也需要更新。因此，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专业知识、理论水平迫切需要提高。于是，党在领导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实践中，对干部教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把加强干部教育放在建国施政的重要位置来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把干部教育作为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解放前夕，全国区以上脱产干部60万人，1950年为170万人，到1951年则发展到271万人。对迅速增加的干部，在加强统一管理的同时，必须予以教育培训，以使其适应和胜任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具有新中国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的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1950年6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此后又成立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正式将干部教育纳入职工教育的范围；同年12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兴办工农速成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的热潮。为了切实加强对干部教育和干部学习的监督管理，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规定了党的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应当把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自己所领导的党组织的学习状况每年向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作一次报告。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员，应当每年向中央作一次同样的报告。

1953年秋，中共中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年底出台了《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干部文化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了中共领导干部理论教育和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把干部教育纳入其中，提出“训练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政策、业务文化、技术的水平”【3】。上述这些重要举措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干部教育当作了施政的一项基本方针而摆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2．加强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

解放初期，党内理论教育状况不能令人满意。1950年9月10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如果他们再有了文化和理论，就可以担负更多的工作，解决更多的问题。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缺少初、中级理论学习资料和教员，党内报刊很少刊载理论文章，也不善于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缺少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党内在学习上存在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延安时期整风的主要锋芒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没有着力展开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1951年2月，党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指出，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乏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决定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干部的不同情况，循序渐进，按照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三级，系统地学习理论。参加哪一级的学习由考试来决定。政治常识的学习由党的地委和大城市的市委进行考试，理论常识的学习由党的省委和大城市的市委进行考试，理论著作的学习由党的中央局进行考试。为了保证学习的进行，中央提出必须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规定每年学习8个月的时间，每周学习时间不少于8小时。每一门课程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不及格的要重新再学。中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勤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每年都要将自己学习的状况和所领导的党组织学习的状况向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作一次报告。后来，又将干部按照原有文化知识和理解能力分为初、中、高级组。初级组包括新党员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政治常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中级组是学过政治常识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主要学习“理论常识”，内容有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事迹以及马恩列斯的生平常识；高级组是学过理论常识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主要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

由于这一时期安排的学习内容比较繁杂，加上学习要求过高以及学习方法的问题，大多数干部对规定的理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1955年1月，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1955年在职干部学习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改变理论学习方法上的长期拖沓的情况，今后，除初学理论的干部外，主要应该强调个人阅读，适当地辅以听课，不要过多地讨论。学习的要求主要是弄清课程内容，并适当地联系实际。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必须大力克服过去对学习要求过高、指定参考材料太多和拘泥于一套形式的缺点。1955年2月，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对改进干部理论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同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在职自修的高级干部每年给予两个月的时间轮流停止工作专门学习，自修的课程与高级党校的课程相同。学习总结和个人学习成绩表分送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高级党校各一份。

据统计，当时全国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达250余万人，其中高级组2.5万人，中级组40万人，初级组210万人。这次大规模的理论学习活动，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普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加强了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3．加强干部的业务知识教育

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领导管理一个数亿人口的执政党，要胜任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首先要使自己的广大干部在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工作中迅速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4】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1953年8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批示中指出：采取积极的办法组织在职的青年技术干部向苏联专家学习，向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以及通过总结工作的方法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业务领导能力，同时采取开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的办法，培养出新生的力量，对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来说，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干部的专业业务教育，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统一调配干部，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训练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不积极从工人队伍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我们就不能前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实施对干部专业业务教育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中央各个部委、地方专业部门按专业系统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和举办专业短训班。如1951年中央政法委建立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农业部、铁道部、财政部分别开办了专业干部学校和专业训练班。二是借助普通高校进行干部专业业务教育。中央实行各高等院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招收大量的工人、农民、干部以及选调军队干部进入高校进行高等专业学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矿业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担负起了培养各类专业干部的任务。1955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分批抽调工业交通系统领导骨干进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几个基础较好的大学开办领导干部特别班，选调工厂厂长学习，使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担任行政和技术方面的主要领导职务。

为了适应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1956年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几个基础较好的工业大学开办领导干部特别班，在三到五年内分别抽调2000名现任正副厂长、大型企业正副处长以及少数优秀的科长一级干部去学习，提高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并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能够担负大、中型企业行政、技术方面的主要领导职务。学习时间三到四年。当年，在全国工交系统共抽调了500名干部进入各高等学校学习，其中工业部门400名，交通运输部门100名。中央还要求，除抽调干部进特别班学习外，其他干部也要采取离职轮训等方式加以培养训练。

据统计，1951年至195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名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到1956年，全国共有科研、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方面的专业干部384万人，这些经济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4．加强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加上长期战争环境，缺少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建国初期的全国干部，有一半以上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看不懂文件，写不出报告，全由秘书代理。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立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向工农大众开门的总方针。1950年10月，党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决定停止原来规定的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学习制度，筹办机关干部学校。同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予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尽可能地使全国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能在若干年内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根据这一指示，1951年2月10日，教育部颁布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大力兴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推动大批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为了适应干部学习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补习学校等，大量吸收文化低的干部进入学校学习。1953年12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大量培养与选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乃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干部文化教育采取速成的和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适当联系学员的工作，教学方法适合工农干部的特点。并决定从1954年1月起将教育部门领导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改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或党校文化补习班，交由当地党委直接领导。在文委下设干部文化教育局（处），专区和县以下则由宣传部门主管。指示还对学校的班次、课程、教时、教员以及考试、升级、毕业等作了明确规定。针对干部的特殊情况，学习采取比较多样的方式，文化补习以业余自学与辅导为主，举办各种业余文化补习班；政治理论学习以集体辅导为主，辅之以自学和培训；方针政策及有关经济知识的学习主要是集中上课指导，这种形式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地级以上的领导干部。1955年8月，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党组向省委作了一份《关于扫除乡村主要干部文盲问题的报告》，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乡村主要干部文盲的计划，省委同意了这份报告，并要求各市县委切实研究，加以贯彻执行。1955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批语和这份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规划，并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全国各地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干部学校、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军队和地方先后创办了大批工农速成小学、中学，并抽调有条件的工农干部到大学深造，构建了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初级和高级）等工农教育体系，使之与高等教育系统、职业教育系统相衔接，从而保证了对工人、农民和干部的再教育。到1955年底，干部文化教育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全国共有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131万人；干部文化学校256所，在校人数84729人，这些经过教育培训的工农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迅速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其初步具备了管理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立国兴邦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5．加大干部培训力度

为了有效地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准，以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党的各级干部轮训制度。1954年1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全党高级、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教育的计划》，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党各方面的高、中级干部调入党校轮训。

干部训练工作是培养提高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1956年底召开的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为了改进干部训练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党校和专业干部学校的管理。干部训练工作的方针是加强领导，提高质量。因此，应该积极地、有计划地配备、培养和训练教学人员，认真办好各级党校、专业干部学校和文化学校。这是提高各级领导骨干的政治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文化程度的重要措施。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同时，由于这几年实际工作确实太忙，没有普遍地、系统地对干部进行教育，广大干部没有时间坐下来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风进行冷静的思考。这次轮训就是给他们一个读书、思考和总结经验的机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于1961年9月15日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轮训的方式，普遍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帮助干部自觉地掌握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党委的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轮训，准备用一年多时间分期分批轮训完毕。训练内容，分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广大干部在这次学习中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和党的生活中，有没有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为，有没有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并不断加强党性锻炼。轮训的方法是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提倡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并规定了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中央提出，参加轮训的干部可以采取省、地、县三级干部混合编班编组的办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学习中都要以平等态度发表意见。

根据中央的要求，1961年起，全党进行了大规模的轮训干部工作。到1962年10月止，全党参加轮训的干部共11.4万余人。其中，县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有9.7万余人。地、县委第一书记有30%左右参加过轮训；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有60%以上参加过轮训。干部轮训对于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纠正党内不良作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底，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将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对下一步的轮训工作提出了建议。在1962年底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组织部决定继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工作。轮训干部工作还没有结束的地方，必须认真地进行下去；已经对于部轮训一遍的地方，可以组织第二次轮训。会议还提出必须做好培养教育干部的经常性工作，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组织和指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要造成认真读书、好学不倦的风气。这次干部轮训教育工作，加强了毛泽东思想对党员干部头脑的武装，有效促进了党内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使干部能够正确地理解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自觉地克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改进工作作风。

6．逐步规范党校工作

为了适应对全党各级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需要，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党校的工作。1953年2月，党中央决定马列学院一部专门为各高等院校和党校培养理论教员，为大规模培养训练干部做好师资准备。后来，马列学院一部改为师资训练部。1955年7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中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对贯彻党校教学方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新建中级党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当时，全国已有7所中级党校，计划年内再增设7所中级党校。

1955年11月至12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对初级党校的训练任务、训练对象、教学方针等基本问题作了研究。中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和初级党校工作会议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第一，确定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为党校的教学方针。在教学上，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使学员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提高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党性修养。第二，调配和培养一批品学兼优的教员是当务之急。第三，实行校长负责制。第四，党委会保证教学方针的执行与教学计划的完成。各级党校还根据对干部进行系统培训的需要，对教学内容作了调整。1956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规定今后各省市委党校一律改称初级党校，主要任务是轮训党的初级领导骨干。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使这一时期党校建设非常迅速。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央党校、省级党校、地方市级党校、县级党校训练班构成的四级党校教育网络。每一层级的党校在学制、课程设置、授课时间、师资条件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适应了不同层次干部教育的需要，大幅度提高了当时干部教育的质量，为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学历教育的开展提供十分宝贵的经验。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集中体现在：第一，经过几年的努力，提高了干部的文化素质，使许多“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的领导干部脱了盲，使其初步具备了管理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造就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建设者和管理干部。1952年，全国有120万多名在职干部接受了政治思想、政策和业务知识的教育轮训，从1954到1955年两年间，通过离职和业余文化教育，全国有17万干部摘掉了文盲的帽子，26万名干部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6万多干部达到了初中毕业程度。此外，自1951至1956年，全国高等院校共接收培训了2.2万多名干部。【5】这一时期文化及专业教育的开展为新政权培养了一批批“又红又专”的管理人才，使党的领导干部实现了从熟悉战争到懂得建设的转变，为国民经济恢复、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开展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二，这一时期干部教育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干部教育设施的建立和初步完备，为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教育的许多设施（干部学校和干训基地）都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那时保留下来的干部教育的队伍，也成为后来干部教育的重要力量。第三，这一时期摸索和积累了干部教育教学经验，建立了较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特别是干部的文化教育，基本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的干部教育结构体系，每个层次在学制、课程设置、授课时间、师资条件、教学管理等方面已初步规范化，这些不仅确保了当时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历经“文化大革命”劫难后干部教育的重新振兴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对党在建国初期干部教育取得的成就及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

但是，当时的干部教育培训仍缺乏计划性和系统安排，而且过于偏重政治教育，对业务教育则相对重视不够，干部教育培训仍处在较低的层次，与大生产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培养的干部大多是通才，而不是当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才”。更令人痛心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干部教育培训特别是文化教育反而放松了。1952年毛泽东给搞得“过于”红火的军队文化教育降了温，他下令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教育为主。【7】1955年以后工农速成学校停止了招生。

干部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停顿。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党在整个指导思想上产生了“左”的错误，干部教育过分强调生产劳动，用搞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忽视了课堂教学，干部教育工作也随之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干部教育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内容越来越窄，正规的干部教育活动越来越少，干部教育陷入混乱之中。后来，更为剧烈的“文化大革命”则直接扼杀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条件下干部教育的进一步探索。“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学校被迫停办，干部教育陷入停滞不前、逐渐萎缩的状态。这一停顿对我国干部队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干部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纠正“左”的错误做法，紧紧围绕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将干部教育工作作为全党干部工作的重点来抓。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狠抓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坚持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这一时期是我国干部教育全面发展的时期，干部教育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干部培训机构迅猛发展

党的干部队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历史原因的影响，这支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专业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组织领导才能，同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之间存在不小差距。据1981年底统计，全党干部中有40%以上只有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有2/3没有受过中专以上专业训练；甚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也有很多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极其重视对全党干部的教育与培训工作。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同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强调，要把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当作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要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在讨论中指出，搞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对于党的干部来说还是新的课题，有很多熟悉的旧东西闲置了起来，许多新东西我们不熟、不懂，这是当前存在的最大困难。战胜这个困难的主要办法就是大规模地组织干部重新进行学习，用三五年的时间，各地方、各单位把自己管理的干部普遍轮训一遍。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路线，努力澄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彻底消除“四人帮”在党的建设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各级党委要切实办好党校，把办好党校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事业。各级党校要力求做到：每期学员结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明显的提高。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随后，全国各级党校陆续开学。

1980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随着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重新教育干部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各级党委和各条战线的领导机关，必须把干部教育当作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认真来抓”。同时还指出，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应当对干部教育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学习内容和要求上，要坚决改变对不同行业、不同程度的干部不加区别一刀切的做法，实行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8】。强调当前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要求，当前要大办短期轮训班，普遍轮训干部。从长远来看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对干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必须逐步建立以党校、专业干部学校为支柱的干部教育网，逐步实行正规化的干部教育制度，使训练在职干部、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而且最后还特别指出加强干部教育工作，必须抓紧解决选编教材和培养教员这两个主要问题。这一文件的出台对我国改革初期干部教育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到1980年底，全国共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干校5800多所，十二大前后达到8800多所，为大规模轮训干部创造了条件。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里，全国受过一个月以上脱产训练的干部达257万多人次；县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已轮训一半以上。十二大前，中央党校共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干部17838名，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上以后对全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1年2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干部教育工作电话会议，对干部教育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逐步使干部教育工作制度化。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抓好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干部制度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二大提出各级党校要担负起对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任务。1982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指出中央党校的任务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短期培训干部为主转向以正规化培训为主。198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和《关于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以及中央组织部《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1984年，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提出了干部教育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的任务。根据这些通知的要求，中央和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校工作，逐步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培训高中级干部。各级党校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1985年和1986年这两年当中，全国有一万多名干部经过党校培训后被充实到中央各部委和省、地、市、县的领导班子中。

200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党校主阵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校教学改革力度加大，建立了“三基本”、“五当代”的教学体系，形成了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锻炼的教学新布局，在培训党政领导干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行政学院在努力办出公务员培训特色上有了新进展。各类干部院校、培训中心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充实、发展，培训基地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不断创新，增强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动力和活力，办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2．加大中青年干部的培训力度，培养了大批高素质领导人才

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中央深深地感到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提出，要着重对县（处）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要使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凡是新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领导成员也要定期轮流到党校学习，特别要提倡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带头学习，形成制度坚持下去。

1991年，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决定》指出，解决好新老干部交替问题，抓紧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既是我们党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现在这一代青年干部，是在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又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但是，这一代青年干部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国际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我们切不可低估这种历史背景对青年干部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尖锐斗争，不可放松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决定》要求，第一，要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青年干部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今后五年内要分批、分期、分层次地对各类青年干部进行理论培训。党政机关的县处级青年干部要分别送到同级党校脱产进行不少于三个月的培训，其他青年干部也要组织进行脱产或业余培训。第二，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特别是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大专院校毕业直接分配进入地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的青年干部要在五年内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中央国家机关和省一级党政机关一般不要直接吸收应届大学毕业生。地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每年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分配到基层去培养锻炼，并进行跟踪考察，然后从中挑选优秀分子逐级补充到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来。地级以上党政机关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第三，要有计划地对青年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或轮换。要引导青年干部不论担任什么工作，都要努力钻研本职业务，扎实工作，尽职尽责，不断进取。在工作中磨炼自己，自觉克服眼高手低、作风飘浮、不讲奉献、追名逐利等不良倾向。第四，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对青年干部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违法违纪行为，要敢抓敢管，及时处理，切实克服在青年干部管理上存在的姑息迁就、软弱涣散现象。

《决定》下发以后，各地党组织按照《决定》的要求加强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工作，推动青年干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经风雨、受锻炼、增知识、长才干，健康成长。到1993年7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共有67万多名青年干部参加了轮训。各省、区、市的县以上党政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先后组织了12万多名青年干部下基层锻炼。有些省、区、市对青年干部压担子，安排他们到条件比较艰苦、工作难度比较大的地方去锻炼，以增长他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磨炼他们的革命意志。到1993年7月，全国还选调了4000多名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基层锻炼，县以上党政机关有7万多名青年干部进行了交流或轮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和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的特点，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提高了对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推动这项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按照“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要求，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不断探索和改进培训工作的方法，提高了培训质量。各地各部门把学员选派与后备干部的确定和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严格按照标准，积极选派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参加学习；中央组织部坚持派局级干部担任联络员跟班学习，加强了对学员的管理；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分析活动，引导学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剖析自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世界眼光，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中央将领导干部出国（境）培训工作纳入了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1993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期赴国外、境外研究班，学员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95%的地、市、州、盟和中央、国家机关30多个部委。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出国（境）培训总人数达到14万人次。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还采取送干部到国外留学、国内重点大学深造等多种培训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中青年领导人才。在“走出去”的同时，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仅在企业管理人员培训方面，引进国外智力培训就达到5.9万人次。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等多种培训模式，使广大年轻干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比较中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领导人才。

3．把理论武装工作作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首要任务，广大干部理论水平普遍提高

各地、各部门都把理论武装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来抓，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对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向全党发出了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号召。1998年，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召开了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掀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

1998年，中央在部署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集中教育时，把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000年，中央提出并在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以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和“5·31”讲话为重点内容，坚持并完善了干部脱产进修、党委中心组织学习、干部在职自学三位一体的理论学习格局，进一步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围绕着“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把学习理论同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改造主客观世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参加“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形成了空前的学习规模，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成效。

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有3700万名干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脱产学习培训，约占全国干部总数的90%。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学习培训的省部级干部达2700多人次。70万名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把理论学习同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解决本地本部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学习效果明显。干部在职自学正逐步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广大干部在职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各级党（干）校和干部培训中心的作用，加强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和干部在职自学，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干部脱产进修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目标基本实现。从1996年到2000年底，全国有3700万名干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脱产学习培训，约占全国干部总数的90%。其中，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466.2万人次。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干部带头参加学习，为广大干部作出了表率。

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把理论学习同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解决本地本部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学习效果明显提高。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干部在职自学正逐步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理论学习活动，促进了广大干部浓厚学习风气的形成。通过定期检查读书笔记，交流学习体会，加强了对干部自学的考核、督促。

通过各种方式的理论学习，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增强。理论武装工作扎实推进，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4．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各类专门业务培训，提高了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党和政府要面对和处理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对各级干部的业务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199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规划》要求，“按照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干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思想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的总体目标，对于不同层次、不同情况的干部，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按照《规划》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积极开展法律、现代管理、现代科技、财政金融、外经外贸、外语、计算机等方面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和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特别是十五大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央先后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和省部级干部金融、财税、国际形势与WTO等专题研究班28期，参加学习的省部级干部1700人次，提高了领导干部驾驭金融危机和应对入世挑战能力。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举办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170多期，培训9800人次。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日趋规范，全面实行了新录用公务员的初任培训，推行了晋升领导职务的任职培训，积极开展了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培训蓬勃开展，1989年至2002年，全国共培训5338万人次。一些重要领域、重点内容的培训得到进一步加强。按照全国“三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各地坚持把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全民普法的重点对象，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各省区市举办法律讲座300多场次，参加学习的省部级干部1.3万人次，厅局级领导干部19万人次，提高了广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这些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5．加大西部地区干部培训工作力度，少数民族干部素质明显提高

根据《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要切实抓好对老、少、边、贫困地区干部的培训，以开发项目、实用技术、发展经济为重点，提高县乡干部领导脱贫致富的能力。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为500多个国家贫困县培训干部8200多人次，其中，地（市）、县党政领导干部3010人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县、乡干部领导扶贫攻坚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为实现基本解决农村人口温饱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为配合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根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加大了对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力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的支持力度。“九五”期间，中央党校专门举办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培训少数民族干部1500人次。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1600多人次。人事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东部省市也启动了面向西部地区干部的培训计划。2001年，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又专门制定了《“十五”期间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划》，计划为西部地区培训各类干部20000人次。

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扎实开展，逐步加强。西藏、新疆紧密结合本区实际，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各级干部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增强了各级干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的政治敏锐性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感。新疆大力开展乡镇干部“双语”培训和异地挂职锻炼，使广大基层干部素质进一步提高，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内蒙古、四川、甘肃、云南、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选派干部到沿海内地培训、挂职，到高等院校培训，不断有新的进展。经济发达地区主动支援这些地区的培训工作，为西部地区干部培训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福建、广东的一些培训院校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干部培训基地。

2005年11月15日至16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指出，要按照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业务素质。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将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进一步改善少数民族干部知识结构。要把实践锻炼作为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的根本途径，引导和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去工作，坚持和完善干部交流制度，使少数民族干部进一步开阔眼界，丰富阅历，健康成长。

6．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各地各部门加大了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力度，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基本框架。各地普遍建立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或干部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中央、地方和部门分级分类管理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实行组织按计划调训与干部自主参训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运行机制。

通过制定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来推动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个成功做法。1983年制定下发《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1983年—1990年）》（简称“八年”规划），推动了干部教育大规模、正规化的发展；1991年制定下发《1991年—1995年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简称“八五”规划），初步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化、规范化。1996年制定下发《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简称“九五”规划），推动了有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九五”规划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干部教育体系的目标基本实现。200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这次中央下发的“十五”规划，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干部教育培训的五年规划。“十五”规划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纲，从新世纪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高度，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变化，围绕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对五年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是指导“十五”期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做好新世纪初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十五”规划总的思路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推进新世纪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更好地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服务。

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形成。各地普遍建立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或干部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中央、地方和部门分级分类管理的体制，学习考核制度逐步建立起来。1989年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的通知》，进一步使干部脱产进修制度化。2000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制度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初步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计划调训与自主参训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培训运行机制。

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得到加强，基本形成了与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相适应的培训基地规模。2002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就培养人才、培养干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了重要部署，强调要对党的十六大以后新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大教育、大培训，强调要“放开视野看教育，集中力量抓培训”，特别是强调要抓紧建设浦东、井冈山、延安三个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浦东、井冈山、延安三个干部学院，是党中央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大举措，是一项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重大决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有着独特的人文环境、丰富的教学内容、明显的区位优势，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这三个学院的建成，使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有利于充分发挥三个学院的独特优势和教学特点，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的能力，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6年1月21日，中央颁发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干部教育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发，将进一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布，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面前，对加强干部自身建设、提高干部队伍执政能力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将进一步促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为大规模培训干部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规章保障。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干部教育培训迎来了新发展高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改革创新、坚持“三个面向”、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等宝贵经验，这将对推进新世纪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5】史遵衡：《干部教育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页。

【6】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全面推进新世纪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8】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