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教育研究

随着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也逐渐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积极抗战的方针，大力挺进日寇后方，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对军队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的需求十分急切。面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了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2】。周恩来也曾提出：“干部健全才能发展”【3】，“必须不断地培养全国前进的青年干部，分到全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组织中去”【4】。抗日战争爆发时，虽然我党在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方面已经培养了不少领导干部，但面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5】，而且当时党内的各级干部还存在很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因此，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干部，已成为我党的迫切任务。于是发展干部教育成为党工作的重点，党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办学方针。

1937年8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干部教育要采用轮换训练为基本的方式，并抓紧日常工作的学习。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意识锻炼，造就他们成为有远大眼光，能够正确认识国内国际环境与斗争的前途，并能独立地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才。为尽快培养出适应形势的各级各类领导人才，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措施，取得了卓著成效。

（一）成立干部教育领导机构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为加强对各根据地干部教育的统一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干部教育部的任务是：（1）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与教学方法；（2）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课程；（3）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工作；（4）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5）总结各学校和机关干部的学习经验。干部教育部的职责范围是统管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事实上领导了各根据地的教育工作。【6】1940年，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先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后改为中央宣传部。此后，宣传部就承担起了领导各根据地干部教育的责任。

（二）建立干部教育制度

为保证干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党中央及各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教育制度，走出了一条依靠制度、全方位、大规模教育培训干部的新路子。

一是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为了使干部学习和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党中央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健全制度非常重要。因而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7】随后又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8】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可以看出，坚持平均每天要学习两小时，是对党政军等各级各类干部的共同要求。在实施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过程中，针对一些干部陷入事务主义、借口工作忙学习时间不能保证的现象，中央强调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将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并把干部的学习情况作为干部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针对工学矛盾问题，倡导在学习上应有“挤”和“钻”的精神，有高度的自觉性，要持之以恒，好学不厌，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二是坚持建立学习小组制度。坚持建立学习小组制度，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一大特色和成功经验。自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之后，在延安的一些机关就开始自动地建立了许多学习小组，特别是到1939年6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正式实施起，延安及其附近80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以至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学习，各机关学校普遍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小组。为了使学习小组的编制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党明确提出学习小组编制的四条标准，即：第一，学习小组需按行政单位和地区接近的标准编制；第二，要按文化理论相近的标准编制；第三，同一机关和同一部门的同类小组，不宜分散，应集中编组；第四，一般没有秘密性课程的，必须让非党干部与党的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学习，以便于互相督促、互相勉励，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明确指出“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某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的某些教员为范围”【9】。当时的延安，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机关部门工作人员，普遍都参加到一个学习小组中学习。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就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三是健全学习指导制度。主要是：改善大课堂授课的方法，预先发出提纲和参考书目；根据文化层次把干部进行分类，由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指导其他各类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党建理论；由中央宣传部聘请各科顾问，组织各种顾问团，帮助各支部学习指导员和学习者解答疑问；给距离延安市较远的地区，设立巡回教授站，解决缺乏教员的问题；在党报党刊上介绍学习方面的新的资料、新的经验和新的方法；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新文字学研究会等，加强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培养理论骨干，带动全党学习。不仅如此，中央领导同志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干部作理论和时事报告，兼任一些干部学校的领导职务，经常深入一线给学员讲课。如毛泽东就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给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上午讲两次，历时三个月，授课110多个小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把到干部学校给学员讲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百忙中抽时间到各学校授课、作报告或参加开学与毕业典礼，有力地推动了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大量设立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为加强干部教育，党中央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对干部教育提出了诸多要求。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各游击区党组织要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有计划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培训班。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中央要求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培养在党、政、军、民各种工作中有声望有信仰的领导人才。1939年5月17日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1939年5月，中央决定抽调华北地区150名地县级干部到延安学习深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训练时间9个月至1年。中央还规定抽调的干部中至少要有1/2以上的地方干部，1/10以上的女干部。1940年中央就干部学习教育问题相继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文件；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和《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对培训各级干部的党校和训练班作了大致规定：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委书记）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训练时间半年到一年；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时间三个月到六个月；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时间两星期到两个月。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各类干部学校的办学方针、培训目的、招生原则、教师队伍、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和设备、领导关系以及学习态度等。

党在这一时期举办了各级各类的干部学校，包括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还有部分中学也承担了干部教育的任务。据资料统计，从1937年1月至1945年8月，我党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解放区先后成立干部学校48所。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晋冀豫军政学校和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国难教育联合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鲁西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中央晋冀豫区抗日政治学校、胶东公学和冀南抗战学院、琼崖抗日公学、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浙东行政公署鲁迅学院和渤海建国学校等。成立各级训练班12所，如湖北抗日干部、抗日青年训练班、党员训练班、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和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东北朝阳山训练班、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人员训练班、抗联训练班、东江纵队军政干部训练班等。据统计，仅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创办的干部院校就多达30多所，可以说“延安处处有学校、延安遍地有歌声”就是当年我们党大规模教育培训干部历史画卷的生动写照。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这些学校和训练班的成立，不仅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的优秀干部，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做好了重要的人才储备。

（四）高度重视干部在职教育

除了通过党校、训练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央还非常重视加强干部在职学习。1939年3月，干部教育部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要求把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分别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1940年3月24日，中央下发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天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凡环境许可的地方，要依类编成学习小组，每月开会讨论一次。中央还规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学习的经验并进行奖励。1940年5月5日为第一届学习节。1942年2月28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是第一位的。否则，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文件规定：在职干部教育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个方面为范围。对一切在职干部都要给予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强调文化教育。高级和中级干部中具有学习理论资格的，在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还必须学习理论。文件还专门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194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草案——修正稿）》，要求对在职干部教育实行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使干部在职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决定还明确，本决定的基本精神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五）抗日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1．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革命实践的指南，“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0】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时，有些党员学马克思主义并非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11】。面对这种情况，教育广大干部必须明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2】；要把马克思理论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而不是当成教条来看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3】，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

2．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14】，“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15】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学习党的政策并“坚决执行”【16】。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广大干部要理解“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7】的政策，要正确理解“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18】，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19】。

干部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20】，方能克服在政策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或“右”的摇摆。

3．军事和战争教育。“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21】，因此，广大干部必须学会“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22】。针对当时有些党员“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现象，毛泽东提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23】。研究战争不能纸上谈兵，必须“从战争中学习”【24】，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有效决策。“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25】

4．中国历史和现状教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6】共产党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应用它，就必须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特点，否则“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27】。因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干部教育要做到三点：一是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二是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先作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三是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8】

5．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文化知识是学习理论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干部必须把学习文化知识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29】“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30】而且，对于外国文化也不能盲目排外，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31】。

6．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教育。在思想作风方面，“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2】，是广大干部的任务。党的作风是否完全正派，对全国人民和全民族都有影响。所以，广大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学风、文风和党风，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在工作方法上，“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33】，坚持矛盾论和实践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4】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干部学习的18个文件（后增加4个文件）以及整风学习的制度和方法。【35】

7．经济和生产教育。“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6】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极端困难，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37】；“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38】；“我们的干部教育，无论名目过去是叫做中学、师范、大学、学院或训练班”，都“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39】。党中央要求广大干部要用心研究这项工作，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在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有更大的成绩。这样，既可以战胜物质困难，又可以激发民众的革命斗志。

（六）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但在干部教育兴起初期，曾深受教条主义的危害，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彻底纠正了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错误，使得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得以确立。

1941年冬，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建成，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根据毛泽东这一精神，延安中央党校规定了三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南，广大干部必须学习这一理论，但这种学习不能停留在记诵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原理上，而必须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理解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0】要求广大干部做到：第一，必须学习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必须了解中国的革命特点。第二，必须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1】。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其“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42】。第三，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许多干部深入到农村、工厂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使群众与干部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抗日而奋斗。

（七）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针对战争的迫切需要和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为迅速培养大量各级各类的革命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采取了与正规教育不同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1）废除注入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课堂上不仅有教师的讲授，而且有质疑、辩论，着眼于干部独立思考和钻研问题习惯的养成。（2）废除强迫式教学，倡导研究式教学。提倡自学为主，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研讨活动，着眼于干部学习风气和研究思考问题能力的养成。（3）废除空洞说教式教学，倡导实验式教学。强调“教、学、做”合一，主张一定的学校应与一定的工作机关或事业部门取得联系，举办定期的实地考察，使干部从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获得分析、比较和综合等经验，着眼于干部学以致用能力的养成。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党的干部教育改变了旧教育的学制和课程，根据抗战形势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和新课程。当时，干部教育既有干部学校教育，也有在职干部教育。而干部学校教育既有培养政务和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文艺、医务、外语、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学校。同时还有根据培养对象不同而设立的高级研究院和普通训练班等。这些学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都与本校的具体目的相适应。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内，也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根据不同基础和需求的人员实施不同的教学内容，使各级各类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所提高。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安排各种实习活动，有的学校实习的时间占整个学习时间的1/3或更多。这种形式灵活多样的干部教育，适应了当时广大干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客观情况，也适应了当时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有效地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专业技术的新型干部。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迅速发展时期，也是党的干部教育理论逐步形成的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初具体系，党对干部教育的管理趋向正规化和系统化，积累了丰富的干部教育思想。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3】《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4】《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6】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9页。

【7】《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

【8】《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解放日报》，1942-03-02。

【9】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6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29】李桂林：《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35】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年），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0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3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39】李桂林：《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4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