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重案组：从一号大案开始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黑金市最后的美好时光。

红星街上的黑金饭店，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最好的国营招待所，到承包给私人老板后最豪华的宾馆，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落寞。

饭店一楼的舞场，是年轻工人们的天堂，每到晚上，他们脱掉沾满机油的工作服，换上干净的衬衫和裙子，走进忽明忽暗的舞池，迪斯科的节奏响起，灯光在人群中穿梭，他们在旋律里扭动身体，释放着车间里积压的疲惫与荷尔蒙。

周玮曾是舞池旁伴奏乐队的一员，作为音乐老师的儿子，他熟练地弹奏着吉他，配合着乐队里的电子琴——那是乐队的灵魂，只要按下按键，就能调出各种乐器的声音，简单又便捷。

他们的演奏很随意，电子琴打底，每个人轮流用自己的乐器演奏主旋律，其他人就站在台上，看着舞池里的人悲欢离合，眼神空洞。

他记得，舞池里的姑娘们，没有江南女子的温婉，她们生长在戈壁旁，骨子里带着一股韧劲，伸出的手，既带着期待，又藏着倔强，因为她们知道，每一次伸手，都可能迎来冰冷的拒绝。

所以，很多人在舞池旁徘徊了一整夜，终究没能把藏在自尊里的手伸出去，就像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在时代的转折面前，终究没能抓住属于自己的未来。

进入九十年代，国家的极速转型，像一把锋利的刀，斩断了黑金市的循环。

曾经日夜轰鸣的机器，突然停了下来，冰冷的钢铁沉默着，无数职工被这台庞大的机器甩了出去，他们握着下岗证，站在曾经奋斗过的工厂门口，眼神迷茫，不知所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了父业可以继承，街上的闲人越来越多，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事情频频发生，治安越来越混乱，曾经安宁的城市，变得人心惶惶。

黑金公司作为这座城市的主体，带着周边的小工厂一起推进深度改革，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些小工厂，率先尝到了改革的阵痛，周玮父母所在的单位，也没能幸免。

父亲从事的文艺工作，在单位自负盈亏的要求下，变得一文不值，曾经热闹的职工乐队，渐渐解散，那些新买的乐器，被锁在仓库里，落满了灰尘。

周玮的母亲，曾是纺织厂的女工——在那个年代，纺织女工是一个多么光鲜的词，五十市斤的粮票、第三套人民币里的五毛钱，都藏着这份工作的体面。

可改制开始后，国家定购分配停止，厂里的针织品堆积如山，曾经坐在纺织机前的女工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纱线，变成销售人员，拉着成车的货物，四处奔波。

周玮记得，母亲曾好几次跟着同事，开车开到内蒙边境，用针织品换回苏联人留下的旧手表、旧衣物，再拉回黑金市，在街头摆摊卖掉，风吹日晒，曾经白皙的手，变得粗糙不堪。

1994年，周玮的姐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母亲也趁机调动工作，去了省城，家里只剩下他和父亲。

父亲被调到一家国企附属中学教音乐，每天早上，他要坐最早的火车去学校，晚上，再坐最晚的火车回来，疲惫写满了整张脸。

周玮一个人放学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作业，一个人关灯睡觉。

他不害怕。

他已经十四岁了，不再会因为一双白鞋而尖叫了。

但他开始感到另一种东西。

那种东西说不清楚，像一团雾，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他裹在里面。

那时的黑金市，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坏消息像潮水一样涌来，国家文件里的一行字，就能改变成千上万职工的命运，全城人心涣散，每个人都在迷茫中挣扎。

他看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闲人，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晃荡，眼神空洞，像一群没有方向的船。

他看到厂门口贴出了第一批下岗名单，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家庭。

他看到有人在巷口打架，为了几十块钱，打得头破血流，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人报警。

他的朋友们也都闲了下来。

没有书读了，没有工可以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从这个街角晃到那个街角，从下午晃到天黑。

他们嘴里永远挂着一句话——“去哪儿”。

“去哪儿？”

“不知道，你呢？”

“也不知道。”

“那走呗。”

走。

走去哪儿呢？没有人知道。

他们只是走，在千疮百孔的黑金城里走，走过那些熟悉的街巷，走过那些紧闭的院门，走过那些不再冒烟的烟囱，走过那些长满荒草的厂房。

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像一阵没有方向的风，像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白晓娟的案子，在周玮搬家的那一年，被搁置了。

黑金警方投入了二百多人，以黑金公司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排查。

有前科的、有劣迹的，前前后后查了一百多个人，指纹比对了无数遍，卷宗堆了半人高，办公室的灯亮了无数个通宵。

刘海光带着手下的弟兄，没日没夜地走访、摸排、问话、比对，烟抽得嗓子都哑了，眼睛熬得通红。

什么线索都没有。

凶器没有找到。

目击者没有。

指纹没有匹配上。

那个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的凶手，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像一阵风吹过了荒漠，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索的痕迹。

刘海光最后一次去白晓娟家那个小院的时候，院门已经锁了。

铁锁生了锈，门缝里长出了草。

他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看了看那棵石榴树。

石榴树还在，结了果，红彤彤的，坠在枝头，没有人摘。

他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转身走了。

之后几年，黑金市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那个凶手没有再犯案，没有留下任何新的线索，好像那二十六刀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疯狂，又好像他根本不是黑金市的人，做完那件事之后就去了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省份，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张脸，变成了另一个人。

警方在卷宗上写下了四个字：孤案，偶发。

然后把它放进了档案柜的最深处。

但白家的门，再也没有打开过。

周玮后来成了民谣歌手。

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偶尔会想起永丰街，想起那些敞开的院门，想起那些串门聊天的人们，想起那棵石榴树，想起那双摆在窗帘下面的白鞋。

他写过很多歌，但从来没有写过永丰街。

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个下午。

那个阳光很好的、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的、二十六刀一刀都没有被听见的下午。

他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个凶手。

那个没有名字的、没有面孔的、从人间蒸发了的凶手。

他不知道该怎么写白晓娟。

那个他不认识的、被叫做“小白鞋”的、在巷口帮一个陌生小女孩捡过作业本的女人。

他只知道，每当他在台上唱起一首慢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个舞池。

那些伸出去又缩回去的手，那些在黑暗中紧贴在一起的身体，那些被最大音量的收音机遮盖住的呼救声。

他总会想起那个问题。

“去哪儿？”

那个问题，白晓娟没有答案。

那个凶手没有答案。

白家的每一个人都没有答案。

黑金市没有答案。

只有风吹过永丰街的声音，像一首没有唱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