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来的狗儿

小兔子妈妈带着狗儿离开县城的那天，林老师中午没有回家。小妹端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梧桐树下的碎砖路，看着梧桐树的影子一点一点地从偏西到正中，再慢慢地往东边移过去。小妹的两个哥哥上白班，早晨是带着饭盒走的。八十岁的爷爷拄着拐杖等在饭桌边，不停地叫唤着：“饿了，饿了！”

小妹被他叫得心烦，站起来，准备开饭。饭早就煮好了，还炒了一个青菜，焖在饭锅里，饭锅用稻草焐子焐着。这一天她们家的一荤一素，荤菜是肉丝炒香干。林家老头儿每天都要吃肉，吃也吃不多，但是肉味还是要闻得见的。我妈说，人都是这个样子，越老越嘴馋，越老越像个小孩。如果一顿饭没有肉，林家老头儿会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到处走，边走边大声地说着讽刺的话：“猜猜我今天吃了些什么？三斤重的板鸭啊！四斤重的蹄膀啊！鱼翅海参啊！满汉全席啊！”弄得林老师面红耳赤，邻居面前都不敢抬头。

所以在我们院子里，林老师家的伙食总是最好的。

小妹会煮饭，炒几个青菜什么，肉丝就不知道怎么在锅里弄熟了。平常总是她把肉洗好，切好，放进碗里备着，等林老师回来下锅。今天左等右等不见林老师的影子，她只好硬着头皮亲自上阵。

小妹这个人，用我妈的话说：“半斤重的鸭子四两嘴。”嘴巴来得个厉害，说话一句都不肯饶人，真要动手做，肯定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就说她炒肉丝，锅已经放在煤炉上烧热了，她又撤了锅，招手把我喊过去，要跟我探讨先放肉丝还是先放香干的问题。

我当时正在写日记。我妈规定我们寒假必须每天一篇日记，我的不得少于五百字，小山不少于三百字，小水不少于两百字。说实话，这任务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有点过于艰巨。每天五百字啊！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写五百字呢？我只好每天看报纸，大段地议论时事，摘引社论。小山更绝，他每篇日记的开头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从《毛主席语录》上抄一段百字以上的话，抄上去的语录跟后面的内容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也不管。小水的日记几乎就是八股文，每天开头都是一句：“清晨，鸟儿在树上叫醒了我。”然后是起床、刷牙、吃早饭……最后以一句“今天我过得真高兴”结束。其实在整个寒假中，窗外的梧桐树上根本就没有见过鸟。

小妹喊我过去的时候，我一只手里还抓着钢笔。那钢笔坏了，漏水，半路上滴了一滴墨水在我的裤管上，我低头去擦，污迹倒扩散得更大，弄得我非常沮丧，不知道晚上如何向我妈交代。所以小妹虚心向我请教先放香干还是先放肉丝时，我没好气地答了一句：“当然先放香干。”

小妹就放进香干在锅里炒。她请求我暂留片刻，一直看着她把这道菜炒熟，好像有个人在旁边站着，她心里就踏实了似的。

香干被锅里的菜油滋滋地炙烤着，快乐地蹦来蹦去，每一片身上都遍布了细亮的油泡，破掉一些，又长出来新的一些，轮番亮相，模样非常诱人。小妹往锅里倒了太多的油，我想等林老师回来发现小瓶子里的油少了十分之一甚至是六分之一，一定会责怪她。我那会儿已经被锅里的热闹弄得有几分激动，抢过小妹的锅铲，去拨弄那些跳舞的香干。我安排它们列队，指挥它们翻身，时而将它们布出一个手拉手的圆圈，时而又拉开成一个大雁南飞的人字队形。我心里想，原来炒菜也有炒菜的乐趣，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可以任凭操弄，掌勺者简直就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将军。

当然，因为我们过于沉湎于游戏的快乐，菜炒得并不成功。首先是那些香干被我捣得七零八碎，烂糟糟没有一点看相。其次是小妹炒肉丝时不小心倒进太多的酱油，肉丝咸得不能进口。我建议她加糖，以求冲淡咸味。结果糖又放多了，肉丝的颜色红中发黑，外表黏黏糊糊，像一坨很可疑的变质人肉。

林家老头儿对小妹端上饭桌的菜很不满意。先是肉的体积不够。他一向认为肉丝算不得肉，是家里人糊弄他的东西。等他抖抖颤颤夹了一筷子香干肉丝送到口中后，他忽然瞪大眼睛，筷子点着菜碗，大惊小怪地喊道：“打死卖盐的啦！打死卖盐的啦！”

小妹没好气地白他一眼，嘀咕着：“老成精怪了，有吃的还挑剔！”

老头儿听见了小妹的话，他两只手一个劲儿地抖，胡子翘翘地：“你说什么？啊？你骂我？嫌我老了！你们都嫌我老了！嫌我挣不到钱，吃白饭了！想当年……”一句话没有说完，他的面孔忽然变了样子，下巴拉得很长，嘴巴张开成一个圆圆的洞，舌头在里面呜噜呜噜的，却是说不成话。而且他的眼白开始往上翻，筷子从手中啪地掉下来，身子说倒就倒，直直地往旁边歪过去。

幸好当时我没有走，我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是存了恶作剧的心思，要看看他吃这盘香干炒肉丝的表情的。老头子歪倒下来时，我表现得非常灵醒，一个箭步奔上去，用尽全力接住了他。小妹从饭桌对面腾地站起来，她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两脚挪不动步子。我用胸脯和肚皮使劲地顶住老头儿，不让他滑倒在地，一边对小妹大叫：“去喊我妈妈来！”

我妈奔过来之后，抱住老头儿的头和肩，叫我和小妹一人抬住他的一条腿，拖死狗一样地把他拖到床上，放平。别看老头儿瘦得风吹就能倒，抬到手里才知道分量着实不轻，我们三个人都累得呼哧呼哧大喘气。

我妈问：“林老师呢？”

“没回家。都快两点了！”小妹抬头看看柜子上的钟。

我妈“哎哟”了一声，好像忽然想到什么，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妹不安地绞着两只手：“阿姨，你知道我妈妈干什么去了吗？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

我妈说话有点吞吞吐吐：“也没什么大事吧？林老师这个人，向来不问政治的，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我和小妹无言地对视着。我们都知道，大人们说话常喜欢反着来，我妈口口声声说“没有大事”，也许恰恰就要有大事发生。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空气中充满火药味的年代，灾难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到大家头上，“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都是常事。我记得两年前我爸爸被弄去游街的时候，早晨离家时还是笑嘻嘻的呢，中午我上街打酱油，就看见了我爸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手上涂了墨汁，一边踉踉跄跄走路，一边喊着打倒自己的狼狈样。

小妹苦巴巴地站在饭桌边，两只手绞着绞着，眼圈儿就红了，眼泪就要下来了。真是个“林黛玉”。小妹带着哭声说：“怎么办啊？爷爷怎么办啊？”

没别的办法，我妈替她承包了一切，去学校请校医。校医是个心肠不错的中年人，我妈一请，他提上药箱就来了。他拿听诊器在林家老头儿胸前背后听了半天，又翻了他的眼皮，把了他的脉，肚皮啊，膝盖啊四处一通按，然后宣布说：“没有什么病，就是年纪大了，灯油耗尽了。”

我懂得“灯油耗尽”的意思，就是说，像地里的庄稼一样，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枯黄，倒伏，然后死掉。

小妹非常紧张，她问医生：“他今天会不会死？”

医生沉吟着：“不会吧？没有这么快，总要拖几天的……不过也难说，八十岁的人了。最好晚上有人值个班，看着点。”

我妈谢了医生，又把他送出大门。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主意，吩咐我和小妹先守着爷爷，她到学校找林老师去。

我妈这一去，很久都没有回来。我和小妹关上屋门，手拉手坐在靠墙的板凳上。冬天日头短，屋门一关，屋里就显得阴森森的，黑通通的，神话故事中末日降临的那种样子。闹钟在柜子上嘀嘀嗒嗒地响，老人的嘴巴里不断发出噗噗的吐气声，听上去好像既不安又愤怒，像是跟虚幻中的什么东西作着抗争，在使着大劲，拼着全力。我和小妹感到害怕，不由自主地把身子缩了又缩，矮了又矮，只恨背后没有个墙洞让我们钻进去。

小妹忽然叹出一口气，悠悠地说了一句：“要是狗儿在，就好了。”

她这一说，我也开始想念狗儿了。狗儿最喜欢林家老头儿，她的胆子又大，遇事有主见，这样的时刻，最能够发挥她的作用。狗儿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走了呢？

四点多钟，来了两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他们面色冰冷地站在门口，简短地询问我们：“你们谁是林芷若的女儿？”

小妹慌张地迎上去：“我是。”

“你替林芷若收拾几件换洗衣服，还有牙膏、牙刷、洗脸盆、热水瓶……马上交给我们带走。”

小妹的眼泪一下子又出来了。她可怜巴巴地追问他们：“我妈到底怎么了？她为什么不回家？”

两个年轻人转过脸，闭着嘴，根本不屑回答她的话。

小妹一边哭，一边慌慌张张地在屋里寻找东西。她完全地乱了章法，连林老师的袜子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最后还是我帮她一样样把东西收齐，交到两个年轻人手上。

“我妈肯定犯了反革命罪了！她坐牢了！”那两个人一走，小妹就扑到她的床上，放声大哭。“我怎么办啊？我拿爷爷怎么办啊？”

我想了想，说：“你不是还有哥哥吗？让他们管，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

小妹立刻不哭了，坐起身，一心一意地等着两个哥哥回来。

先回来的却是我妈。我妈回来没有回家，先到小妹家找我们。她进屋之后，像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回身往后面一通张望，确信没有人跟踪，才哗啦一声把门关死，销上。她的这副异常举动使我觉得好奇，同时也意识到真是要有大事发生。

我妈站在屋当中，看着小妹，嗓音低沉地说了一句：“他们说林老师是‘五·一六’分子。”

小妹的脸刷地一下变成死白，嘴张着，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就在前几天，我们县中的一个会计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的当天晚上，他就撬开后窗，投河自尽了。再早之前，县里开“深挖‘五·一六’分子动员大会”，县革会副主任在台上慷慨激昂作了动员报告，他才离开主席台，革委会主任就上去宣布：‘五·一六’分子不光台下有，台上也有！立刻上去几个人，把一头雾水的副主任五花大绑，押进了党校学习班。

“五·一六”据说是在五月十六日成立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它像一头怪兽，那些日子肆虐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弄得从干部到群众人人自危，时刻担心有一天罪名从天而降，就此落入怪兽的嘴巴，不是被它一口吞食，就是咬得伤痕累累才肯吐出。

我妈说，林老师是这样被牵扯上去的：她曾经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到南京出差，和几个朋友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片上提有“五月十六日纪念”几个字。回来之后他把照片放在办公室玻璃台板下，被同事发现，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加入反革命组织的证据。林老师的学生入了学习班，白天黑夜都不准他睡觉，逼他交出更多的组织名单。他实在熬不过去，开始胡乱咬人，把他熟识的人名统统说了一遍，其中就有“林芷若”三个字。林老师就这样被隔离起来了。

“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探听到这一点消息。”我妈惊魂未定地说。“关押地点我也摸清楚了，在学校后勤组的农具仓库里。我一直等到革委会的人下班，想到仓库去告诉她老爷子的情况，结果离仓库老远就被赶回来了。他们看得很紧，生怕再有人自杀。”

我妈说到“自杀”两个字的时候，我看见小妹很明显地哆嗦了一下。我妈走过去，怜惜地摸了摸她的头：“听天由命吧。但愿林老师能够没事。今天夜里让你哥哥值班，有什么事情，你过来喊我。喊李校长也行，他也会帮忙。”

说完这句话，我妈又走过去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林家老头儿，然后拉了我回家。我爸已经下乡搞社教去了，家里还有一摊子事情需要我妈照料。她是个忙人。

天黑之后，小妹的两个哥哥下班回来。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两个小伙子听说了林老师的事情，关上门嘀咕半天，作出一个极其恶劣的决定：他们要搬到厂里去住，跟林老师划清界限。他们两个人，大的一个正在谈对象，小的一个正在申请入团，两个人都不愿意被家庭拖累，妨碍了前程。

小妹冲到我家，哭哭啼啼把事情告诉我妈后，我妈气得大骂：“这两个黑良心的畜生！”

没有办法，我妈只好安排小妹在我家里睡觉，她另外叫上了方明亮的妈妈，两个人在林家老头儿床边搭了一个简易床铺，和衣迷盹了一夜。天亮之后她来叫我和小妹过去换班，她说白天一般不会有事，真有事了到学校叫人，她们都在学校里参加政治学习。

小妹告诉我说，她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一会儿梦见林老师浑身是血被吊在仓库里，一会儿又梦见爷爷变了青皮獠牙的鬼，还梦见有恶狗在后面追她，一直把她逼到悬崖，她掉了下去……小妹说这些梦的时候，眼神飘忽，除了惊恐之外，似乎还有种危险的错乱。她的确一脸疲惫，菠菜叶子大的小脸灰黄灰黄，下巴颏儿尖得能够戳人。她吃得也少，小山买来的烧饼，她勉强咽了半个，余下的半个被她一点点撕成了碎屑，堆在饭桌上。

我们不断地走到床边去看林家老头儿，生怕他一声招呼不打，不声不响地就死在床上。虽然我妈说过了，白天不会有事，弥留之人大多数选择在凌晨离开世界，凌晨是黑夜和白天交替的时间，也是生和死的交接之时。可我们还是担心老头儿不按规矩办事。他是个老小孩，他喜欢出奇制胜。

中午时分，老头儿忽然清清楚楚说出一句话：“毛润之！安源的毛润之！我救过他。”

“毛润之”是毛主席的字号。旧时代出身的人，除了名，还有个“字”，还有“别号”什么什么的，挺复杂。我们是从很多关于毛主席的传记作品中知道他有这个字号的。但是，此刻从昏迷的林家老头儿口中清清楚楚说出来，仍然使我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小妹一把抓住我的手，小声而急促地说：“小爱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他在说什么了吗？”

我点头，心里怦怦地跳着。

“难道我爷爷真的救过……”小妹没有敢说出那个了不起的名字。她睁大眼睛，紧张而激动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亮亮的火光冒出来。

我忽然又想到狗儿。我说：“狗儿听见了肯定高兴。”

小妹走到床边，执意要叫醒老头儿，好问个究竟。她摇着他，不住声地喊：“爷爷，爷爷……”

老头儿眼睛闭着，皮肤蜡黄如纸，不知道被小妹摇得太厉害了还是什么原因，喉咙里忽然“咯”的一声响，从嘴角涌出许多的血沫，顺脸颊一直流到枕头上。小妹被这一吓，一屁股坐在了地下，两只手紧紧捂住眼睛。我比小妹的胆子大一点，从洗脸架子上扯了一条毛巾，踮着脚尖走近去，把老头儿涌出嘴边的血沫擦净。

可是过了一会儿，血沫又出来了，红红的一团堆在嘴边，像螃蟹吐泡似的，让人看着心里发麻。我对小妹说，爷爷恐怕等不到明天凌晨就要死了，我们应该去找一趟林老师，让她请假回来。

我奔出门，叫来了小山和方明亮，嘱咐他们两个换班看着。方明亮也是个胆小鬼，一见林家老头儿的模样，吓得眼镜差点掉在地上砸碎。他还不如我弟弟小山沉得住气。我把方明亮逼在屋角，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能对林家爷爷尽一份责任，爷爷死了以后会找他算账。方明亮权衡利弊，不得不同意留下看人。然后他拿个小板凳，选择离床最远的角落放下来，背朝老头儿坐着。

我和小妹手拉手地往学校飞奔。门卫是个和善的老头，平素跟我们这些老师的孩子嬉闹惯了的，这会儿他正在看报纸，发现我们从他面前走过去，抬起头，老花镜脱到鼻梁上，招手喊我们陪他下军棋。我指指小妹说：“今天不行，她爷爷要死了，她来喊林老师回家。”老门卫“哦”的一声，放下报纸，显出一副怅然的模样。

小妹凑近我耳边，心虚地问我：“他知道我妈被隔离审查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又说，他知道了又怎么样？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你的哥哥吗？

小妹咬着嘴唇，没有说话，也不敢再看我，好像她有这样两个哥哥，自己都抬不起头来。

因为放寒假，校园很冷清，没有上课下课的催命样的铃声，也没有成百上千学生的嬉笑打闹，倒让我们走在路上很不习惯。小妹很自觉地摆出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低着头，从进了校门就一直靠边走，好像她真的成了一个囚犯的女儿。我气愤不过地说：“干什么要这样啊？你相信林老师是一个反革命吗？”她摇头，细声细气说：“不可能。”我说：“那就行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她鹦鹉学舌地说：“真的，我有什么好怕的？”她就挺了胸，慢慢地又走到了路当中来。

经过教师办公楼，我们商量着要不要先上去找一下我妈妈。这时候我们听到楼上会议室里传出来很响亮的说话声，好像一个嗓门尖细的男人在训斥大家，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句和惊叹句，气势上很是逼人。这种时候我们闯进会场，肯定是不合时宜，说不定人家还会迁怒于我妈，所以我们听了几句就走了。

过了办公楼，绕过一个破败的假山，再过一条小河上的木桥，便是县中的菜地。冬天的菜地看上去总是无精打采，除了蔫蔫的青菜，用稻草裹着脖子的卷心菜，耷头耷脑处于休眠期的蚕豆苗，地里再没有别的东西。我们一眼就看见了菜地尽头的农具仓库，它在远处灰溜溜地蹲着，像个干了太多重活的疲惫的老人。再走得近一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的窗户和门都临时加固了木条，窗户里面还用报纸蒙着，不知道的人走过这里，还以为里面关着可怕的疯子或者会吃人的猛兽呢。

我们没有来得及走近仓库，山墙边已经一左一右闪出两个看守，他们如临大敌地向我们冲了过来，一面使劲地朝我们挥手，示意我们赶快退后。这两个人其实我都认识，一个是校革会的秘书，另一个曾经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干什么干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办学习班的禁地吗？”他们凶巴巴地朝我们呵斥。

我知道小妹胆小，怕她被吓着，就把她拦在身后，鼓足勇气说：“我们能不能替林老师请假？”

他们两个对视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个要求太匪夷所思了，竟然憋不住笑起来。体育老师边笑边说：“小爱啊，你知道林老师在这儿干什么吗？你还敢说请假？”

小妹抬起头，眼睛里已经含了一汪泪：“我爷爷快死了。”

秘书回答：“死了也不能回家。谁让你妈是‘五·一六’？她要交代问题。”

小妹继续哀求：“求求你们……”

体育老师叹口气：“求我们也没用，我们不敢放人，不可能的，深挖运动正在节骨眼儿上……”

秘书伸出胳膊，赶羊一样地催我们走：“走走走，被专案组长看见，你妈更得倒霉。”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放弃来意，转身回家。

走到菜地边上，碰到脸膛红红的肖主任。他笑嘻嘻地问我们干什么？我说了小妹爷爷的事。肖主任不笑了，脸上现出很无奈的样子，说：“林老师真是倒霉。”我觉得肖主任一向都很好说话，就问他能不能说情让我们见林老师一面？肖主任一个劲儿摇头。但是他想了一下又说，他可以想办法替我们递进一个条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四面卷角的记事本，撕下一张纸，又摸出一支圆珠笔，让小妹在纸上写几句话。

小妹蹲下来，把纸头摊平在膝盖上。她哭得肩膀直抖，擦了好几遍眼泪，才能勉强看清写字。她哽哽咽咽问我：“小爱，我应该写什么？”我说：“你一定叫林老师不要死。”

小妹就在纸条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妈妈，我很好，全家都很好，爷爷尤其好。你千万不能学人家自杀，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反革命。

肖主任看过纸条，伸手摸了摸小妹的头，说了一句话：“你是个大姑娘了。”

林家老头儿到底还是在第二天凌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我妈说，当时她和方明亮妈妈迷迷糊糊睡着，忽然觉得房子里特别安静，静得好像叫人憋不过气来。她坐起来一想，才发现老头儿嘴巴里噗噗的吐气声音没有了。她慌忙推醒方明亮妈妈，两个人拿一面镜子凑到老头儿鼻子前面，试他的呼吸。镜子上一点水汽也不见。她知道老人是真的死了。那时候是四点过十分，她看好钟的。

小妹倒没有怎么再哭。老头儿八十岁了，死亡是正常的事情。小妹想到厂里喊她两个哥哥回来，被我妈严厉制止。我妈说，这种大逆不道的畜生，不能给他们面子。我妈出面，让院里的住户每家捐了点钱，把老头儿送到火葬场火化。我妈还帮小妹把老头儿的床撤了，被褥什么的都拉出去烧了，不然小妹死活也不敢再睡在家里。

林老师在大年三十的那天被放回家。她回家时一条腿瘸得很厉害，据说是被打的，后来养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初一早上她到我家里来，和我妈两个人对坐了好一会儿，并没有说太多的话。林老师这个人一向话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