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巨人传——曼施坦因

第一章.雄鹰初飞

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

——曼施坦因

显赫家族螟蛉之子

德国东部地区的气候，每年11月份，寒冷而干燥。这个季节，从大西洋如约而至的暖湿空气，犹如一个缠绵多情、性格柔弱的奶油小生，常常挡不住从亚洲大陆横扫而来的寒冷气流。

这位从大西洋赶来的痴情后生，不情愿就这样离开盘桓达数月之久的膏腴之地，东部德国广袤的大地，也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郎一样，与后来的猎艳者挺身而斗。决斗的结果，这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自然不是西伯利亚粗犷大汉的对手，被杀得遍体鳞伤、精疲力竭，无可奈何地离开自己钟情的恋人。只等那位西伯利亚的鲁莽大汉肆虐一冬之后，自己再随着春天的脚步，重新回到心爱的恋人身边，挟带着多情泪水般的充沛雨水，灌溉着如饥似渴的田野。

每到这两股来自东北和西南的气流交接、交锋的时候，也恰是当地的农人收获的季节。德国在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虽然算不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但也是常常五谷丰登，自给有余。德国北部的平原，雨水丰沛、土地肥沃，多为农田和牧场；尤其是易北河中游的黑钙土带，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充足；再加上德国中北部的森林附近的棕色土壤，非常适合农田耕作，所以禾黍常熟，产量颇丰，当地居民倒也衣食无忧。他们把三分之一的土地，种上小麦、甜菜、燕麦和黑麦，三分之二的土地休闲，等来年之后，再换种这经过休闲的两块地中的一块；这种耕作方法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三田制”，反正生产的粮食足够一年的吃用，何不清闲度日。

每年冬季，第一场雪天女散花般飘飘洒洒，覆盖大地之后，这些辛劳一年的人们便收好农具、围起火炉，品尝秋季季节酿好的燕麦啤酒。这里盛产啤酒，酿出的啤酒清澈醇厚、味道浓郁，闻名遐迩。家境富裕的人，往往就近找一个啤酒馆，一边品尝清醇的啤酒，一边欣赏丰满的日耳曼姑娘动人的歌声，兴之所至，再跳一曲充满原始野性、活力四射的舞蹈。于是，一年劳作季节的辛苦，就像啤酒上面的泡沫一样，瞬间消失了。

但是，在德国东普鲁士，却生活着一些不事农耕的人，他们依靠另一种更加危险、更 童年时期的曼施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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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血腥的生存、生活方式，那就是挑起战争，杀戮异族，他们效命于普鲁士邦国的邦主，替他开疆拓土，为己博取功名；他们不从事一般的生产劳作，倘若没有战事，他们就进行军事训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强健的、具有充沛体力和娴熟作战技能的军人。

普鲁士国王当然不会亏待这些卖命的武士，他依赖他们，他们也归附他；因为掌握作战的技能要比掌握农民稼穑的技能困难得多，所以这些武士自然而然地实行了世袭制，以便在这些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自幼就接触武功的熏陶，一旦长成，就能效命于王室。

沿袭日久，就在普鲁士形成了职业军人的家族，这些家族中，依仗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和握有兵家权柄，其社会声誉和经济地位远在经商之人和从政之士之上。

本书的主人公所属的这一家族，姓李文斯基，其祖上最初乃是普鲁士国王的亲随侍卫，跟随国王沙场征伐，屡屡出生入死，积有战功，被普鲁士国王分封了爵位，并赐采邑，是以祖辈相传。

那历代的普鲁士国王，可算得上是马背上的皇帝。大约是在公元19世纪初，普鲁士还是由日耳曼民族组成的400多个邦国中的一个。以后普鲁士日渐发达，普鲁士国王尤其重视武功征伐，逐渐吞并许多小邦，1815年，组成“德意志同盟”，日耳曼邦国从360个合并为39个。

1871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组成了近代德意志帝国。这是位于欧罗巴洲中部的一个强大帝国，它西北濒临北海，东北靠着波罗的海，北面是丹麦，东面是波兰，东南临捷克斯洛伐克，西南与瑞士和法国为邻，西面同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接壤，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但其内部成员仍然有26个，包括22个王国、3个城市和1个帝国直辖区。这些成员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26个邦国中，以普鲁士邦国面积最大，占德国总面积的2/3，其他较大的有巴伐利亚、萨克森等。1871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48年间，一直都是普鲁士国王兼任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构成普鲁士人口的主要民族，就是大名鼎鼎的日耳曼民族。这个民族的出现，要比那些邦国的出现早得多。

日耳曼民族，虽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但早先却不是德国境内的居民，而是通过不断的迁徙来到这里的。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日耳曼人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一带，尚处在原始部落。公元3世纪到4世纪，罗马帝国的国界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后来，日耳曼民族的原始部落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实力不断增长，逐步向南面扩张，把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主要居民，克尔特人逐出德国中部和南部。

那被赶出家园的克尔特人，其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原本高于日耳曼人，掌握冶铁技术也较日耳曼人为先，但却打不过骁勇善战的日耳曼民族，皆因日耳曼人把冶铁技术主要用于制造杀伐武器，如刀、剑、戈、矛；而克尔特人却多把此项技术用于生产工具，如铧犁之类；因此战斗力自是不如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后来竟越过了莱茵河侵入高卢，同奴隶制已经高度发达的罗马人发生了冲突，屡次侵扰罗马帝国的边界。到了公元5世纪末，日耳曼人颠覆了西罗马帝国，因此就引起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

那最先越过莱茵河的一支，被高卢人和克尔特人称为“日耳曼人”。日耳曼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史书是在公元前的98年，古希腊人波息同尼乌斯的《历史》一书中。从古罗马的恺撒大帝以来，古罗马的文献也把“日耳曼”作为对当时莱茵河右岸的原始部落的通称。

何谓“日耳曼人”？经过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也是无产阶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考证，原来那“日耳曼”在罗马语中，乃是“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之意。

日耳曼民族自形成以来，非常崇尚武功，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均是起源于德国，作出诠解。早在公元前l世纪，日耳曼部落就形成了军事民主制度，部落中的军事首领掌握大权，部落内的军政事务往往集于一身。部落内的大事多由战士大会决定。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最好战的一支，苏维汇人，把整个部落分为100个区，每个区选出1000名年轻剽悍的男子当战士，其余男子和妇女留在家中耕种土地，照顾家畜。

战争和掠夺成了日耳曼部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掠夺战争的结果，有时是满载而归，有时也不尽然，在一次与罗马人的战争中，日耳曼族中的一支条顿部落和基姆布利人，青壮年男子全部战死，部落中余下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了不当俘虏，竟然集体自杀。

自古道：兵无常胜，水无常形；日耳曼人征服别人，自己也免不了被别人征服。在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就曾为恺撒大帝的罗马征服，使日耳曼人也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罗马人所写的《罗马史》中记载道：“罗马征服者来到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时，这个国家是富裕的，而这些征服者却是一些穷光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成了富翁，而这个国家却成了穷光蛋了。”

中欧的日耳曼人，分别向几方面发展，有的向西跨过了莱茵河，有的向东跨过了易北河，有的向南跨过了多瑙河。从公元8世纪起，欧洲的另一个强大民族，法兰克人征服了大部分的日耳曼部落，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在整个中古时代，日耳曼各部落还是各自独立的，以后就逐渐形成了各邦国，例如南部的巴伐利亚、东部的萨克森，都是比较强大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名而已。

普鲁士用军事征伐的手段统一了近代的德国，定都柏林。为了体恤亲随们征战的艰辛，现在已经成了德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恩准一部分积有战功的部下也随皇帝一起居住于柏林。

李文斯基家族自然也是在德国皇帝的宠幸之列，迁入了在柏林近郊皇帝钦赐的宅地，这是一座美丽的庄园，周围长满了茂盛的橡树、云杉林和山毛榉林，虽然比不上亲王们的住宅那么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却也不是柏林市的一般寻常百姓人家可比，房屋建筑得高大结实，倒是与一个领兵习武的武夫身份颇为般配。

他们自己不事稼穑，却拥有一些土地，靠着皇帝的俸禄和佃农交的租子过活，日子过得殷实舒适。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李文斯基家族到了19世纪中叶，就传到了爱德华·李文斯基手中。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名义上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但于1857年，这威廉四世忽然患了一种神经错乱之症，不能理事，乃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主事。

未出五年，威廉四世病情转重，不久一命呜呼。摄政的威廉亲王于数月之后加冕称帝，是年为1861年。这位普鲁士新君笃信基督教，头脑冷静，善于用人，只是杀伐之心忒重。这爱德华·李文斯基自也脱不了家族的营生，自幼习武从军，参加过数次普鲁士开疆猎土之战和普法战争，出生入死，东挡西杀，有所建树，挣得功名超过乃祖，官至炮兵上将之职。

炮兵上将是什么官职？一般人恐不知其详，在此还要稍费笔墨说明一二。

近代西方各国军队中，皆设有军衔，一是奖励军功，二是标明军人之间彼此的等级，以便明确隶属，利于指挥调动，中国古代也有这种制度，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西方军官的军衔分为四等，从上至下分别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元帅通常只有一级，最早出自法国，本来是用来称呼宫廷中管理马厩的官员，从字面上看，法语的“元帅”一词是由“马”和“仆人”组合构成；后来又把军队中负责行军和作战队形、监督警卫及选择营地的军官称为元帅，16世纪以后，各国才开始把军队中的最高军衔称之为元帅，因为是最高军衔，故而并不曾轻易于人，获得者凤毛麟角。

故彼时德国军衔虽有四级，其元帅一级并未实设，只是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一种荣誉。另外的将官、校官和尉官三级为实设军衔。校官和尉官又各有三级，为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惟有将官军衔，在德国却有四级，为上将、兵种将军、中将和少将。

爱德华·李文斯基所获得的军衔为“炮兵上将”，即是属于上将之下的兵种将军的一种，其军衔低于上将，高于中将，因此也有把兵种将军叫成“二级上将”的，兵种军衔之上的上将称为“一级上将”。德国军制，少将指挥一个师，中将指挥一个军，兵种将军军衔还在中将之上，能指挥千军万马，军中地位自是显赫。

那爱德华·李文斯基官至炮兵上将，即“二级上将”之后，即上书德皇，言道眼下无重大战事可效力，恳请解除现役，回家颐养天年。蒙德皇恩准，在家尽享天伦之乐。

爱德华·李文斯基的原配之妻，本来瘦弱多病，况且为丈夫在外征杀战守而整日担惊受怕，惊忧成疾竟成了不治之症，不久即撒手人寰，撇下了这位年轻有为的普鲁士军官，尝遍了鳏夫的酸甜苦辣，好不凄惶。

虽然说是大丈夫何患无妻，但精力充沛的爱德华·李文斯基毕竟是内室匮乏，又怎么肯独守空房，遂起了续弦之心。

自有亲朋好友为其张罗。正是应了那句“家有梧桐树，何愁招不来金凤凰”的古话，经年之后，爱德华·李文斯基再作新郎，娶了普鲁士大户希普林氏为续弦。

这位未来的普鲁士炮兵将军的第二位妻子名叫海伦·希普林。虽然没有古希腊《荷马史诗》传说中的美女海伦那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倒也长得十分端庄贤淑，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

海伦·希普林自幼有宜男之相，自从嫁给爱德华·李文斯基之后，已经为他生了九个孩子，仍是不见歇息，眼见又是六甲在身，添丁进口，阖家无不欢喜。

不觉秋去冬来，已近1887年的冬季。这一年的冬天也煞是与往年不同，天气异常的温和湿润，本该干燥寒冷的季节却又雨雪不止。

1887年11月24日，也就是距离圣诞节快一个月的时候，海伦·希普林又为爱德华·李文斯基家产下一男婴，这是自嫁到李文斯基家之后，海伦所生的第10个孩子。海伦因是轻车熟路，生产顺利。富贵人家得生贵子，自有一番忙碌，不必细说。

海伦所生的这第10个孩子，长得金发碧眼，雪肤高鼻，非常逗人喜爱。按照族谱上的排行，爱德华·李文斯基为他的第10个孩子取名为埃里希·李文斯基。

这埃里希·李文斯基降生之后，很少哭闹，只是体质瘦弱，似有先天不足之症，因他父母生养他的时候，已年过40，精力不足之故。幸好柏林这年冬天，天气并不十分寒冷，日子也不觉难过。

埃里希·李文斯基满月之日，恰好正是圣诞节的前夜，他的父母大宴亲朋，庆祝儿子满月。这一夜，柏林市内的各教堂庆祝圣诞节的钟声齐鸣，好像是为小埃里希来到世上的第一个满月增添几许喜庆的气氛。那李文斯基家族本已是柏林望族，而海伦·希普林的家族，也非等闲之辈。

埃里希·李文斯基的生母海伦·希普林家族，在柏林也有着显赫的地位，自不必说。单是这个家族中的三个女儿，所嫁之人都非比寻常，嫁的都是军界较有声望之人。大姐海伦嫁到了李文斯基家族，她的丈夫日后官升至德国炮兵二级上将；二姐嫁到了曼施坦因家族，他的丈夫最后官升到步兵二级上将；三妹嫁给了兴登堡——那兴登堡更是非同小可，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晋升为德军元帅，并出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总统。曼施坦因家族、李文斯基家族和希普林家族，本是东普鲁士三家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互相又有联姻之谊，互相提携关照，自不待言。

众人前来贺喜，自然少不了将小埃里希抱出内室，由大家观瞧。说来也怪，小埃里希似与二姨曼施坦因一家有缘，看他神情，竟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难舍难分；老曼施坦因也是对这个小外甥喜欢得要命，自此，常有把小埃里希收为己嗣的念头，更动了二姐曼施坦因妇人的一点心事。

常言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同是希普林家的姐妹，这二姐曼施坦因妇人可不比大姐李文斯基夫人连年开花结果，一连生育了10个孩子。她生养无多，膝下冷落，由此对老曼施坦因身怀歉疚之情。

见李文斯基家人丁兴旺，曼施坦因夫妇也曾动过收养其一之意，只是一来没有投缘的，万般都讲个缘字；二来李文斯基家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有了一定的年龄，收养之后有没有隔阂尚且难说；孩子大了，人家舍不舍得给，也是个未知数。故而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见丈夫有收养小埃里希之意，曼施坦因夫人找到了姐姐，姐儿两个彻夜长谈，推心置腹。姐姐起初觉得亲情难舍，架不住妹妹苦苦哀求，终于同意把小埃里希过继给曼施坦因家族，亲上加亲，以姨当母，自然不会在生活上亏待了孩子。

既然双方都同意，于是便择吉日将小埃里希抱过府去。自此，李文斯基家的小埃里希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埃里希·曼施坦因，他的全名是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可别小觑这姓名中的“冯”字，那在德国可是非同小可，它标志了曼施坦因的贵族血统。

当时，不管李文斯基还是曼施坦因恐怕都料想不到，这位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即以前的埃里希·曼施坦因，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希特勒手下赫赫有名的26名元帅之一，他在军界的成就之大，名声之隆，军衔之高，都远远超过了生父李文斯基家族和养父曼施坦因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

军校中的高材生

这个小埃里希·李文斯基过继给曼施坦因家族后，改名为埃里希·曼施坦因，老曼施坦因夫妇中年得子，虽然是螟蛉之子，但是也格外疼爱，长大之后，虽然看似体弱，却说话机敏，举止机警，且很少生病，叫老曼施坦因夫妇十分省心，非常宠爱。

闲居无事的时候，老曼施坦因常把小埃里希揽在怀中，给他讲普鲁士形成的历史，讲这一家族是如何跟随普鲁士王南征北战，讲自己亲自参加并指挥过的一些战役；而慈祥的老曼施坦因夫人，小埃里希现在的母亲，则给他讲述一些流传于德国土地上古老的民间故事，讲德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故事，讲红胡子弗里德利希和德国猎犬骑士远征的故事，讲日耳曼民族英雄的神话，那英勇的、浑身涂满龙血刀枪不入的勇士尼伯龙根，是如何杀死形形色色的怪兽的故事。

不久，老曼施坦因夫妇就发现，小埃里希的记忆力惊人，他几乎能把上一次听过的故事复述下来，而且还能在故事中加进自己独出己见的理解和节外生枝的想象，尽管有些荒诞离奇，可还是能把老曼施坦因夫妇逗得开怀大笑。

小埃里希对战斗厮杀和英雄业绩一类的故事有着特殊的嗜好，开始是对曲折的情节感兴趣，后来对故事中的人物的结局喜欢刨根问底，他时常这样发问：“最后的结局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如果换了我，我就这样做，而不是像他那样……”

如此一来，倒把给他讲故事的人难住了。是啊，这些历代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故事结局都是这样，谁会想到为这些故事另外设计一些结局呢！

更令老曼施坦因夫妇欣喜之余，复又担忧的是，这位蓝眼金发的小家伙，聪明敏捷的天资之中，好像也带着一些固执和尖刻，有时竟然会像一个老气横秋的成年人那样，谈论物是人非，说的话甚至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

“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会不会由于他这个倔强的性格吃亏呢？”老曼施坦因夫妇时常暗自嘀咕，“但愿上帝保佑他！”

曼施坦因的童年时期，恰逢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近代德国飞速发展的时期。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业是建立在蒸汽机的基础上，与德国有所不同，德国的工业则是建立在电气的基础上。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并应用于生产之上时，德国人表现出他们特异的天赋，很多19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萌芽、开花在英法等国，结果，丰收却在德国。

普鲁士国王，现在也就是德国皇帝，不失时机地把所有这些技术，优先用于战争的目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可以制造出更多和威力更大的枪支弹药；内燃机不仅用于制造汽车，而且也用于海军的舰艇、陆军装甲车和坦克，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由于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石油被作为战略物资首次有了重要的意义。铁路交通运输的扩展为大规模运送军队创造了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武器和士兵集中到前线。德国莱茵河地区铁路的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平均有18公里铁路；有了电报、电话等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可以指挥距离很远的部队。

德国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很发达，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工企业，克虏伯的铸钢厂和炮厂、西门子的电机厂，都是在德国。维尔纳·西门子原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炮兵军官，非常醉心于电力的研究，1847年服役期间，就成功地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兴建了一条电报线；退役之后，1869年他所创建的公司，完成了一条横贯伦敦、俄国、波斯到印度的电报线路。德国30家兵工厂的18万工人开足马力，为德军生产出

1913年，曼施坦因就读于柏林 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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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精良的武器，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有23家，近10万人；俄国有20多家，近8万多人；英国有10万多人，奥匈也有近4万人从事同一类的工作。

到了1895年，小埃里希·曼施坦因已经成长为一个8岁的少年，该是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了。老曼施坦因夫妇看到继子长大，就把他送到普鲁士的斯特拉斯堡读书，这里的学校可以说是贵族学校，一般柏林上流社会人家，都把适龄的孩子送进这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教学设备，这里都是一流的。

普鲁士虽然以武功开国，却对文化教育抓得十分紧，早在1797年即规定了普遍义务教育制度。这也是通过血的教训得来的：早年普鲁士在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大国，法国的交战中，负多胜少。因其资源和人口数量都不及法国，宫廷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劝说德国皇帝，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本国的民族素质，对未来德意志国家在欧洲立于不败之地，意义非常重大。

当时的威廉国王对这些意见欣然采纳，他有句名言，非常深入德国民众之心：“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将由精神的力量来补偿。”在1809年前后几年的最困难时期，普鲁士政府仍然每年拨出15万塔勒尔，当时德国货币的名称，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教育经费，可算得上远见卓识之举。后来柏林大学成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的基地，领导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德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埃里希·曼施坦因出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通过颁布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全德国的文盲率，从1841年的9．3％，到曼施坦因出生时已降低至不足0.5％。

小埃里希·曼施坦因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城市的小学，学制先是四年制，后改为五年。所学习的科目有德国语、数学、自然科学、法语，这四门功课是必修课。在学校中还必须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待年龄稍大后，还可以选学除德语和法语之外的其他外语。

埃里希·曼施坦因入学之后，把他从老曼施坦因夫妇那里学来的民间传说系统化、正规化。

欧洲的历史学界，对德国的历史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近代德国的历史，主要就是普鲁士的历史。”普鲁士人原本是立陶宛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流域，开化程度远远晚于其他的日耳曼人，到了公元12世纪末，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起初，普鲁士被波兰和条顿骑士团征服，条顿骑士团被授权统治普鲁士。1525年普鲁士成为公国，臣属波兰。1618年，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选帝侯兼领。1701年初，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原来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普鲁士邦国最初以勃兰登堡为中心，开国之初，普鲁士的面积在欧洲各国中，仅占第10位，居民人数仅占第13位，但军队的数量却占了欧洲的第四位，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的第一位：国家要把收入的85％用于军队，而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二位的法国，其用于军队的国家收入却只占60％。在此之后，凭借着强大的武力，这位经常穿着军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断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以扩张版图，北面打败丹麦，南面打败奥国，西面打败法国，最西直达莱茵河下游，东面又夺得了斯拉夫人的东普鲁士。

1740年，威廉一世之子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史称威廉二世。威廉一世在世之时，对这个宝贝儿子看不上眼，对他百般虐待，以至于在他满18岁那一年，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虐待，企图逃亡国外。不想“知子莫若父”，威廉一世对儿子的行动了如指掌，因此尚未逃出国境便被缉拿回宫。盛怒之下的老国王下令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死儿子，众大臣苦苦相劝，才没有执行。未几，老国王一命呜呼，其子一跃而成为普鲁士新君。

说来也煞是奇怪，虽然新登基的威廉二世性格与老国王极不相合，但在喜好武功上，却与其父相似乃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皇帝被德国历史家尊奉为“大王”、“惟一王”。上台伊始，就兴修水利，发展工业，鼓励移民，使普鲁士的人口从1740年的220万，增加到1786年的543万。对外则发动侵略战争，发动了对斯拉夫人的战争，夺取了富饶的西里西亚。

就是这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普鲁士军队建成了“灰烬中的不死鸟”，同时把全国建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实现了欧洲军事强国的建国目标。当时，普鲁士维持着一支高达19万人的常备军，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而同期的俄国，91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它的强邻法国，140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

经过严格的训练，普鲁士士兵纪律森严，作战勇敢，令它的敌人不敢小觑。自此，普鲁士在与欧洲敌国的累年交战中，稍多胜机，以至于有今日之大成。1871年，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兼做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上述历史，凡是受普鲁士义务教育的学童，都必须烂熟于心，这一点小曼施坦因并不稍稍逊色于他人。

受了五年制的小学教育之后，小埃里希·曼施坦因不知不觉长到了13岁，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五年，时间已经跨进了20世纪的门槛儿。未来选择何种职业，倒也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家里人早就给他定好了未来的人生之路：从军，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对子女不失体面的一种选择。由于出身于军人世家，自然要承担起家族所赋予的使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在1900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埃里希·曼施坦因又进了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中的年轻人所走的司空见惯之路。

少年候补军官团又称伍士团或少年军官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培养未来军官的场所，有资格来这里学习的，都是一些智力健全、身体健壮并立志从戎的普鲁士贵族子弟，以便灌输其在未来从事军官职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少年候补军官团中，初次尝到了“斯巴达式的教育”的滋味。尽管他的家庭由于是军人世家，在生活上对待子女比起一般家庭的子女要严厉得多，但比起少年候补军官团这里的职业“斯巴达式的教育”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斯巴达乃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制城邦，公元前8世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国家，在这个城邦国家中，凡成年男子均为战士，男丁在成年以前，必须接受近乎残酷的训练，通常是把他们放到深山密林中生活一段时间，让大自然进行遴选，适者生存，有资格成为斯巴达城邦的一名合格战士。

普鲁士的少年军官候补学校现在把这种看似残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形式照搬过来，仿照整个过去的斯巴达城邦，让所有的少年候补军官团的成员们过一种准军事化生活。在那里吃的不能过饱，穿得不能过暖，每天无论是刮风下雨，雷鸣电闪，照样在野外锻炼不辍。

斯巴达式的教育，被普鲁士的军界认为是培养合格军官的第一步，在那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军人的荣誉感，养成其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天性。经过普鲁士如此培养出来的军官，确实有其过人之处，素质较欧洲其他各国的军官为高。普鲁士王室信奉这一段话：“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

当然，军事学校的教官们，给曼施坦因和他的同学们不仅讲授了普鲁士前辈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也不无忧虑地灌输给他们大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紧迫感。

原来在19世纪70年代，英、法、美、德、俄、奥等世界上六个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共计霸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洲65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的人口在52300万以上。英国所占的面积最大，约3350万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德国，则只占了290万平方公里，不及英国的1／10。法国到了大战前夕，发展水平已经排到美、英、德之后的第四位，但其殖民地面积仍然是德国的两倍半。

德国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1890年，德国钢和生铁的产量超过曾占世界第一位的英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法国，迫使法国立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强行割占了法国的重要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法国还给德国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石和煤炭，加之接受了巨额的赔款，德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战败而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讽刺德国，要是没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只好向全世界去乞求矿石。德国想永远把这两个省据为己有，寻找各种借口，以便给法国来一次致命的打击，永远断绝法国收复这两个省的任何念头。

在灌输这些思想的时候，少年军官学校的教官们是不遗余力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曼施坦因这般大小的孩子，正处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个阶段，此时让他们接受一句话，远胜于将来的十句话；况且，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列强的战争中，在座的各位少年候补军官，已经成长为德国军官的中坚力量，使他们在脑海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意识，为普鲁士，往大处说，也就是德意志和日耳曼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是每一个军人尤其是帝国军官首要和最神圣的职责，这似乎也就是一个职业军人“爱国主义”最具体的体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的少年时期，就是伴随着这种叫嚣声长大的。

两年之后，在经过了近乎苛刻的考试之后，他又迈进了更高一级的军校：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系统地接受一位称职的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所需要的业务知识，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一定会有幸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是德国的一所极富有历史传统的军事学校，它曾经是一座军营，位于柏林郊区，是柏林通往外省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整个校园的围墙由大块大块的坚固花岗岩砌成，上面长满了青苔，足以显示其建成年代的久远。四周有高大的瞭望塔和射击孔，院子里教室、宿舍，供实战演习用的营房、马厩和储存弹药和食物的仓库一应俱全，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半要塞化的城堡。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不仅有着德国人引以自豪的职业军官培训体系，还有一条也是被德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的新奇成果，这就是从军官学校通往当地火车站的有轨电车，这不仅在德国是第一条，而且在世界也是第一条。

埃里希·曼施坦因以前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出于好奇才坐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有轨电车。但自从进了这所高级军官学校，他与它的接触逐渐地多了起来，对它的了解也就更多了。这条有轨电车道，通常为高级军官学校的学员们津津乐道，说起来，也算是普鲁士军官的光荣。早在1867年，德国电气界的奇才，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出身的西门子，利用英国人法拉弟电磁感应的原理，发明了大功率直流电机，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样机。1879年，西门子又发明了能在轨道上行驶、由电动机车牵引的有轨电车并在柏林工商博览会和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881年5月l日，西门子把这种荣誉献给了普鲁士军官的摇篮，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从这里修筑了通往车站的有轨电车铁路，由一台不小于3马力的电动机车牵引，后挂三节车厢，每节车厢至少可以乘坐六人。当然，现在比起那时，确实有了不少的变化，跟那时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说，有了这条有轨电车线的尝试，确实为解决通往高级军官学校的交通，乃至德国甚至欧洲和世界的交通事业，带来不少的益处。

1904年，埃里希·曼施坦因以优良的学业从这里毕业。毕业之后，由于是贵族出身，按照普鲁士王室的传统，总要从这个军校的毕业生中，选出一些优秀者，担任德国皇帝的侍卫。这也是德国皇帝考察军事人材的一个办法，新毕业的军校生往往都要在相当高级的军事指挥和参谋部门实习一段时间，而不是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去带兵，一方面使这些初出军校的新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成熟的军官是如何带兵和作好参谋工作，另一方面让他的上级更好地了解这些年轻军官的才学和品质，以便为将来量才使用打好基础；这一点也是那时德国军官的业务素质高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各国军官业务素质的原因之一。埃里希·曼施坦因于是被选入宫中，作了德国威廉皇帝的一名亲随副官。

1906年，在德皇作宫廷侍卫两年之后，为了在军界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德皇把他派往近卫军步兵第3团，担任见习军官，这一年曼施坦因是19岁。1907年，在见习了一年之后，埃里希·曼施坦因正式晋升为少尉，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帝国军官。

近卫军步兵第3团在德国军队中，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团队，是德皇最为倚重的御林军。这个团的士兵，也都是一些贵胄家族的子弟。要往前说，曼施坦因的姨丈、后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年轻时也在该团当过下级军官。

埃里希·曼施坦因25岁这一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由近卫军步兵第3团的推荐，他终于登上了成为高级军官所必须攀登的最高一级台阶——被选送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他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的军事学院，也叫战争学院或战争大学，乃是普鲁士军事理论教育的集大成之地，是专门为了培养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而设，过去的将帅乃至将来战争中的将帅，很多人出自这所军队的最高学府。很多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也以在这里任教为荣。如被称为近代德国军事教育的奠基人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被称为西方兵学之父、著有蜚声世界的著作《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等等，都曾在这里任过教。

能进这所军事圣殿，在当时的德国被视作军人的极高荣誉；能进这里深造的，要经过反复的遴选。出身自然是一个条件，但能力也须作为必要的参考。埃里希·曼施坦因之所以能进柏林军事学院，他的贵族出身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还要看他在部队的表现，是不是可堪造就之才。

说到德国军官的出身和能力，在历史上也是颇有一番争议的。德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非常讲究门第出身，这一点在军队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1786年，也就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的前三年，普鲁士军官团是由90％的世袭贵族组成，在普鲁士的高级将领中，更是没有一个出身布衣。

军官被赋予了种种特权，军队中实行所谓的“中队经济”，军官们利用每年的部分时间——这段时间少则一月，多则数月——遣散连队里的部分士兵，把“节余”的这部分薪饷装入自己的腰包，说白了，就是“吃空额”。因此军官生活优裕，部队腐败之风蔓延。

这就引起了平民出身的军人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升迁无望——没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打仗再勇敢，再有能力，也是不能跻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就使得德军选择高级指挥人才的面显得十分狭窄，也大大挫伤了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将领的热情，降低了德军的战斗力。

于是在1808年8月6日，德国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法令明确规定；“从现在起，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因此，全民族中一切具备上述特点的人，均有权提出要求军队中最高的荣誉职位。军队中完全废除一切迄今为止实行的等级特权，而且每个人均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不得照顾其出身。”

此后，有一段时间，德军选拔军官主要以文化水平和本人能力为依据，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法令颁布11年后的1819年，普鲁士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下降至54％，这个比例，看上去仍然是贵族子弟占一多半，实际上已经很不简单，贵族们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前面说过，这些贵族，往往是军官世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受的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长大以后也往往选择军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起点和自身的素质高于一般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平民，因此军官的比例稍大，也是很自然之事。

至于强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则更显得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对军队指挥官素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其出身的重视：因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用于军事领域，每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总是优先考虑用于战争目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胜任军队的指挥职务。

至于说到高级军官的文化素质，西方兵学界广泛流传着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爵士的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最先发明了坦克，但德国人利用坦克发明了闪击战的军事理论；法国人发明了飞机，而德国人却最先使用了飞机俯冲轰炸的战术。”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难于发现和总结战争艺术的规律并有所创新的。普鲁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效仿它。”

另一位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甚至还于1841年在柏林的一个步兵师中的炮兵旅服过役，当时普鲁士的军制，每年都要从外国招募相当部分的士兵服兵役；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竟然从此爱上了军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写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论文。后来相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整理了这两位导师的军事著作，竟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此是后话。

柏林军事学院1913年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而热烈，同其他新生一样，曼施坦因身穿笔挺的军官制服，正襟危坐。

德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们，照例要莅临这一德军未来将帅的摇篮，就连德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盛名的毛奇将军也给新生们训了话。

这位毛奇将军，确切地说，应该叫“小毛奇”，因为他是原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勋爵的嫡亲侄子。小毛奇的训话，给年轻的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曼施坦因日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小毛奇头戴普鲁士传统的带有尖叉的帽盔，身穿挂满勋章笔挺的普鲁士军服，威严地站在学院礼堂中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致辞结尾中，引用老毛奇的一段话，使他永生难忘：

“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而且远不是美妙的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去。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小毛奇演讲结束之后，全场人起立欢呼。他的这一番演讲，确实打动过当时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军官的心。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可以说是德国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德国比欧洲其他强国更需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加之过多和过快繁殖的人口，也需要辽阔的土地来移民，对于这一点，已有九个嫡亲兄弟姐妹的曼施均因深有同感，有什么比起生存空间对德国人来说更重要呢？

德国的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声称：“德国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

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中，非常时髦地流行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曼施坦因世界观的最后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出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党轻而易举地取得自视甚高的德国军官团支持的原因：在这些军官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与纳粹党的理论体系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种教育的本身，已经为纳粹毒瘤的繁殖，培植好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两本大名鼎鼎的书，一本是1912年出版的名为《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另一本是1913年出版的《统一世界》，这两本书不仅对曼施坦因，而且对他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军官，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是由德国泛日耳曼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退役军人伯恩哈迪所著。书中露骨地宣传了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埃里希·曼施坦因对此是百读不厌的，他甚至用红笔在以下的文字上划上了醒目的红杠：

“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它却被压挤在狭窄的、非自然的领域之内。”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实力相称的地位，那就必须抛弃一切和平的空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武器上，临危不惧。”

“动用军事力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今后的生存条件，并保障其健康发展。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同样不能相信，唯独我们才应当满足于40年前命运分给我们那菲薄的一份。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只有获得归自己所有的殖民地，我们将来才能有保障。”

“德国需要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枪应该射向谁？应该射向法国！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另一本名叫《统一世界》的小册子则流行的范围更广泛，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授意，由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执笔，免费印发给德国军队内部。书中除了吹捧威廉二世是“神选皇帝”，“身负有统一世界的使命”之外，还公开鼓吹种族优劣论：“我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人类中最卓越的国民，有教导他民族、诱掖他民族的责任，即有生杀他民族的权利。”

这种甚嚣尘上的狂热宣传，口味非常适合于像曼施坦因这样出身行武家庭的年轻人躁动的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早就倾心于前辈武功的这班最高军事学府的青年军官们，渴望着为拓展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而大展宏图。除了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军事学院也教授和研讨指挥作战的一些专业问题。

柏林军事学院教授内容以高级步兵战术为主，主要是为德军培养精通业务的高级参谋和幕僚。至于这些参谋们能否当上主官，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步兵战术的训练，老的普鲁士陆军步兵传统战术：线式战术，已经在日益强大火力的杀伤之下，宣告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的散兵战术。年轻的曼施坦因身负生父和养父两家的厚望，自是不敢稍有懈怠，真可谓闻鸡起舞，焚膏续晷。

1914年6月，正当年轻的曼施坦因在军事知识的海洋中徜徉遨游之际，柏林军事学院突然被一件从赛尔维亚传来的惊人消息弄得沸沸扬扬起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军校肄业上战场

正当埃里希·曼施坦因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之际，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及其夫人索菲，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令人惊愕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一时间，本来就剑拔弩张的欧洲局势骤然间紧张起来。

邮差给军事学院送来了柏林当天出版的各大报纸，每份报纸几乎都是用通栏标题，刊登出这一震惊世界惊人的消息。曼施坦因读过柏林的各大报纸，很快了解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挑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携同他美丽的妻子索菲，访问了塞尔维亚的首府萨拉热窝，这个日子就是1914年的6月28日。

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挑选这个特别的日子访问萨拉热窝，有他自己的理由：首先，这一天是他们夫妇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在这里享受到过去在维也纳享受不到的礼遇，作为结婚14周年的礼物；其次，这一天恰好是塞尔维亚人举行全国哀悼的一天，为了哀悼被异族人杀害的塞尔维亚族人和沦陷的塞尔维亚土地，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大公作为王室的代表要去检阅部队。

斐迪南大公原本是奥匈老皇帝的侄子，他漂亮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出生低微的宫廷侍女，虽然门第不高，却温柔贤淑。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奥匈老皇帝，本来坚决反对自己的皇位继承人选择这样一位有失皇族身份的配偶，但大公一再坚持自己非索菲不娶，颇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范。

奥地利老皇帝看侄儿深陷情网不能自拔，只好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但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规定斐迪南大公死后，不得将奥匈帝国的王位，传给索菲生育的子女。索菲由于出身卑微，甚至不能享受一位皇储夫人的宫廷的礼仪，不能和大公一起同坐那辆标志大公身份的马车，也不能同大公同坐在剧场的皇族包厢里看戏，当宫廷举行大典时，不能享受两扇大门同时打开的礼仪，当她进入时，只能打开一扇宫廷大门。

因为维也纳宫廷礼节对索菲的种种限制，斐迪南大公觉得对不起自己天姿国色的妻子，他要在远离老皇帝和维也纳宫廷的地方给自己的爱妻索菲以补偿：在塞尔维亚陪同大公一起检阅部队，接受场面浩大、军威浩然的将士们的敬意。以铁血军队慰绝色美人，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奇思妙想，对备受委屈的妻子起码是个精神上的安慰。

斐迪南遇刺的这天恰好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萨拉热窝街道熙熙攘攘。斐迪南大公和他风韵妩媚的妻子在萨拉热窝市长、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等要员的陪同下，乘坐六辆豪华的敞篷式游览汽车，游览了萨拉热窝市容。在大出风头，享受虚荣之际，大公却不知道，有七名年龄最大23岁、最小只有17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正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准备暗杀他们。这七位塞尔维亚勇士属于一个代号为“新波斯尼亚”暗杀组织，这个暗杀组织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鲜血换取奥匈占领者的鲜血。

这天上午10时左右，大公一行的车队进入了暗杀者的伏击地域。先是一个暗杀者混进欢迎的人群，向头带羽毛头盔的大公座车投掷出一颗自制的炸弹，但被大公的司机发觉，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了大公座车的帆布车篷上，弹到后面一辆车前爆炸，炸伤了后面随车上的陪同人员，但大公夫妇却安然无恙。这第一位暗杀者看到行刺未成，为了怕连累同伙，便吞下了事先准备好的烈性毒药，并跳进了路旁的河中。

大公夫妇在这第一次的未遂行刺中，虽然没有受伤，却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看到陪同访问的塞尔维亚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的样子，大公虽然非常震怒，但却愚蠢地认为行刺之事纯属偶然，于是继续他原定的行程。也是大公合该命绝。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由于安排疏忽，大公夫妇的座车与先导车和警卫车分别走向两

青年时期的曼施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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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在大公夫妇的座车转向返回的时候，在距离萨拉热窝市政大厅不远处的一座桥上，一位看上去身体单薄的塞尔维亚小伙子，只身站在路的正中央，拦住了大公夫妇的车子，迫使他们停了下来。这位塞尔维亚小伙子名叫普林西普，年仅19岁，在距离车上的大公夫妇不足5英尺的地方，迅速拔出一支比利时造的小手枪，举枪平射。一来距离太近，二来这勇敢的塞尔维亚青年训练了非止一日，手枪中射出的两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大公的颈动脉，另一发子弹则击穿了大公妻子索菲的腹部，也打断了她的一根动脉。

枪击发生得如此突然，不仅司机和侍从人员目瞪口呆，就连已经中枪的大公夫妇惊得挺直坐着，有好几分钟的时间目光呆滞地目视前方。直到侍卫们发觉从大公颈部和索菲腹部喷出的鲜血，赶上前来救护，大公夫妇方始软倒。

被击中要害的大公夫妇，于当日上午11点钟左右，由于内出血抢救无效而去世。普林西普见暗杀成功，欲举枪自杀，但那只小巧玲珑的手枪被从震惊中惊醒过来的塞尔维亚警察劈手夺下。普林西普又试图服毒自尽，又被警察制伏。

普林西普后来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818年4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死在监狱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塞尔维亚人于1920年把他的遗骸从监狱墓地，移葬于萨拉热窝的荣誉冢，并在他开枪射击大公的那座桥上，刻嵌着他开枪时站立的足迹，这座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普林西普也被奉为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

匆匆浏览了大公遇刺的报道，曼施坦因的头脑中弥漫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惧心理，他厌恶地把报纸扔到了一边。

身为一名职业军人，埃里希·曼施坦因非常鄙视暗杀行动。尽管暗杀者与被暗杀者之间并无任何私仇，暗杀者认为，自己的行动尽了民族大义，但这是一种弱者的行为，也是一种不甚光彩的行径。基于这些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埃里希·曼施坦因拒绝了几次德国抵抗组织要求他同意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他甚至为大公夫妇惨遭横死而感到惋惜，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曼施坦因果然没有猜错，恐怕刺杀大公的塞尔维亚小伙子，自己也不曾想到，他这两枪弹无虚发的子弹不仅把奥匈皇储斐迪南夫妇送入地狱，而且把世界上除南极洲之外的六个大洲30多个国家的6000多万人拖进了血与火的海洋，使其中的一半人死于战火，自己的祖国也差点亡国灭种。普林西普的这两枪，也打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柏林军事学院中，仅读了一年的德军军官曼施坦因少尉的学业，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之中。曼施坦因当时可能还不太明白，塞尔维亚人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表面上看是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国两家的事，却又为何是德国发难？但他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普鲁士武士的血液，却给了他一个很敏感的职业军人的直觉：德国肯定不会置身事外！

这里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话还要从头说起。普法战争之后，欧洲中部广袤的大陆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千年来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根本不是咄咄逼人、野心勃勃、公开叫嚣侵略方针的德国的对手。俄国也不能不忧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日益强大的日耳曼国家的形成，在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雄心勃勃的潜在敌人。

出于孤立法国的战略布局，德国极力拉拢奥匈帝国，而奥匈与俄国又在争夺欧洲的巴尔干上，有着势如水火的矛盾。1879年10月，奥匈政府同德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规定两国中任何一国一旦遭到俄国的进攻，双方有义务竭尽本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给予对方军事援助，未经通知和双方同意，不单独媾和。1882年，意大利为了摆脱法国经济控制和同法国争夺北非突尼斯，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受到俄国威胁的罗马尼亚也于1883年秘密加入了这一条约。即使与德国单独较量，法国也不是德国的对手，这一点法国倒是颇有自知之明。法国也急于找到同盟者，而且最先选中了与自己处境差不多的俄国。

1891年8月，俄法两国也开始考虑结盟。1892年8月，俄、法总参谋长助理签署了《法俄军事协定》，1893年12月，该条约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批准。该协定的第一条为，“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者受德国支持之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使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者德国支持之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将使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军队进攻德国。”条约的第三条列出了对德国作战的兵力：“法方用于对德国作战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方为70万至80万人。这些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战，以便使德国不得不立即在东西两线交战。”

英国本来与法国人是宿敌，但由于英国害怕新兴的德国更甚于法国，遂寻求与法国接近。1904年4月，英法就非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妥协，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俄国和英国的军事同盟也于1905年开始提到议事日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共同对德战争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俄、法总参谋长会议记录中，出现了关于一旦德国进行反英战争动员时，俄国和法国应立即实行动员的条款。

当然，以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对大部分时间在军校中度过的曼施坦因来说，理解起来相当困难；但距离德国并不甚远的巴尔干半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却是一清二楚的。土耳其与德国有着共同的利益，按照与土耳其签订的协议，德国政府于1913年12月向土耳其派出了一支军事使团，以改组和训练土耳其军队，控制土耳其的武装力量。这支70余人的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使团，已经使德国军官把持了土耳其参谋总部和大兵团的一些主要职位，土耳其甚至任命德国军事使团的领队将军为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卫戍司令。如此庞大的德国军事使团在土耳其的活动，对俄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对俄国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一带的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但德国本土与土耳其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一个巴尔干。协约国要想打破德国与土耳其的战略联盟，必须控制巴尔干，以割断德国与土耳其的联系，而德国基于上述原因，也必先图巴尔干。因此该地成了名符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成了欧洲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而塞尔维亚则是巴尔干火药桶中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原是在奥匈的势力范围之内，沙皇俄国也非常想染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塞尔维亚在几次巴尔干战争中，取得过小胜；尤其是战胜了土耳其之后，想乘此时机把巴尔干半岛上所有的塞尔维亚族人联合起来，摆脱大国的控制，组成大塞尔维亚，成立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

这对欧洲南部的所有斯拉夫人都很有鼓动力，尤其是对奥匈帝国辽阔的版图上生活着的700万被强行并入的斯拉夫人，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撼。一时间，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种解放组织如雨后春笋，活动频繁。这些都动摇了奥匈帝国的统治基础，奥匈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分子早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处心积虑地想用武力来打垮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策源地塞尔维亚，他们也在寻找种种借口要求对塞尔维亚进行战争。

斐迪南大公正是奥匈主张对塞尔维亚动武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14年6月12日，也就是被刺杀的前一个多月，应邀访问了德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明确地向他保证，奥国进攻塞尔维亚时，如果俄国插手对付奥国，则德国绝不会袖手旁观，肯定要向俄国宣战。德国的这种承诺对奥匈帝国来说，无异于一种怂恿。大公之死无疑给这火药桶点燃了导火索。德国假借履行对奥匈帝国的“诺言”之机，磨刀霍霍。

此时远离暗杀风暴中心千里之外的柏林军事学院，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听课，议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报复塞尔维亚。一些狂热的、近乎失去理智的少壮军官们主张立即动手，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塞尔维亚人以铁和血的惩戒！

尽管曼施坦因预料到可能会有战争发生，但这种可能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暗杀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奥匈帝国外交部保持着沉默，但却听任民间的狂热情绪愈来愈高。奥地利参谋总长康德拉将军晋见了奥地利皇帝，要求对塞尔维亚宣战，奥皇一旦开战，尤其是俄国卷进来之后，德国还是否履行其盟国义务的问题，再一次致信给德皇威廉，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送交了最后通牒。

奥国驻塞尔维亚公使于1914年7月23日下午6时，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每一项几乎都伤害了塞尔维亚作为主权国家的尊严。这个通牒限塞尔维亚政府在48小时之内答复。塞尔维亚政府在接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之后，一方面准备开战，立即向俄国求援，并疏散了奥赛边境的居民，并于7月25日下午3时，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剩下3个小时，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努力。

在当日下午5时50分，即最后通牒期限的最后10分钟，由塞尔维亚政府首相帕西奇亲自将政府的答复交给奥国公使，接受最后通牒的大部分条件，只是不同意奥国警察在塞尔维亚国土上参加调查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牵连的人，理由是这违反了塞尔维亚的宪法。塞尔维亚政府重申了希望和平、和解的愿望，甚至提出，可以请海牙国际法庭来仲裁。

由于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奥地利驻塞尔维亚公使馆全体人员于当日下午6时10分左右，撤离了塞尔维亚。奥地利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并于当夜炮击贝尔格莱德。7月31日，奥皇签发了战争总动员令，并向奥塞边境集结了大批的军队。

沙皇俄国政府宣布对奥塞冲突不能袖手旁观。7月29日，沙皇下达了总动员令。俄国是欧洲列强中幅员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但却有着潜在的兵员优势。

在俄国下达战争动员令的两天之后，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在12小时之内停止对奥地利和德国的每项战争措施。7月31日11时40分，德国在获悉俄国仍然没有停止战争总动员以后，于当日12时也宣布国家进入战争危急状态。8月1日，德国宣布战争总动员，德国驻俄国大使于当日晚7时，向俄国外交大臣递交了德国的宣战照会。

这样，奥匈从1914年7月28日起处于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状态，而德国从1914年8月1日起，又处于对俄国的战争状态。

曼施坦因所在的柏林军事学院，自然也不是世外桃源。德国皇帝宣布了战争总动员，德国的兵力急剧扩充，顿感军官不足，于是刚刚读了一年的曼施坦因不得不中断了学业，被编入第二近卫预备团，任中尉副官；几个月后，被破格晋升为上尉。

在近代欧洲各国的军队中，凡是带有“近卫”字样的军队，都是被皇帝所器重的精兵，各国都是如此。曼施坦因任职的部队是陆军中的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团队，而普鲁士的军事传统中，是把陆军引以为自豪的。他在军校时就时常听教官说，陆军是战场上的王后，盖流行于西方的国际象棋中，以王后的棋子威力最大之故。以后凡是在德国陆军中任职的军官，无不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陆军在此时对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陆军分为基本兵种和辅助兵种两大类：步兵、骑兵和炮兵为陆军的基本兵种；工兵、铁道兵、舟桥兵、通信兵、有线电报兵、无线电报兵，加上航空兵、浮空兵，构成了陆军的辅助兵种。步兵在陆军系统中占的比重最大，平均约有70％，炮兵占15％，骑兵占8％，其他辅助兵种占7％。

曼施坦因所在的团由三个营组成，每营约由1000多名士兵组成，分为四个连，每个连由四个排组成，每排由一位中尉指挥。团以上的建制依次为旅、师、军、兵团和集团军，每个旅下辖两个步兵团。陆军中的师为战术兵团，步兵师通常由两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旅（团），配属2至3个骑兵连和一些特种部队，一个师的总兵力在1.6万至2.1万人之间。担负战略任务和战役任务的最大作战单位是集团军，一个集团军编成包括3至6个军、骑兵兵团、工程兵部队和集团军直属炮兵。一个军的编成中有2至3个步兵师以及其他配属分队。

这样，德军形成了统帅部指挥集团军、集团军指挥军、军指挥师、师指挥旅或者团、团指挥营、营指挥连、连指挥排、排指挥班的完整的指挥系列；各级指挥官军衔也从元帅到将官、校官、尉官，尊卑有序，不至于乱了次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初期，曼施坦因只是团里的一名副官，主要负责照顾团长的饮食起居，后来才改任作战参谋，辅助团长制定作战计划，不需要到连队中直接带兵。而且他所在的团也井非第一个波次的进攻团，只是跟在主攻团后面收拾一下残局而已。因此在战争初期，并无多大的生命危险。

埃里希·曼施坦因人虽然在团里，但心早已经飞到了德军总参谋部，这里才是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能到这里工作，才不枉为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德军的总参谋部是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效率比较高的机构，由19世纪后期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老毛奇勋爵创建，成了各国效仿的榜样。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这个神经中枢的任务就是把早已拟定纸上的战争计划，变成现实。

德国总参谋部制定的战争计划，出发点就是：必须避免在西线对法国和在东线对俄国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向来是兵家之大忌，更何况法国和俄国合在一起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德国。

俄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军事动员工作进展缓慢。德军参谋总部推算，俄国要完成动员和集中至少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趁俄国军事力量尚未在边境集结完毕之机，迅速解决法国，然后借助发达的、事先修筑好的铁路线，把大军转到东方，与奥匈军队合兵一处，再解决俄国。德国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以在六至八周的时间内，结束对法国的西线战争为依据。在此期间，只需用少数部队监视俄军动向。奥匈陆军总共有150万兵力，约合110多个师，分属三个大的军事集团。其中最强大的一个集团称之为“A梯队”，编成四个集团军，在战争开始后对俄国执行战斗任务。第二个集团称为“最小的巴尔干集团”，主要对付南斯拉夫国家，只取守势。第三个军队集团称为“B梯队”，这个集团的使命是对付塞尔维亚，在得到另外两个集团的加强后，从西面和北面迂回包抄塞尔维亚。

1914年8月3日晚6时45分，德国驻法国大使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宣战照会，指责法国飞机破坏了比利时中立，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两座城市上空飞行，并对上述铁路线投掷炸弹，同时还指责法军在几个地点侵入德国领土。由此德国对法国宣战。1914年8月4日，英国政府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比利时领土，马上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其在柏林时间8月4日24时，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8月4日晚23时以前做出明确答复：要么退出比利时领土，要么与英国开战。

德国并不买英国人面子，把英国的最后通牒掷还对方。德国外交大臣傲慢地答复说，入侵比利时是出于军事上的战略考虑，而军事上的需要高于一切。看到政治交涉、外交斡旋毫无希望，英国于8月4日晚11时，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而拉开了帷幕。曼施坦因上尉跟随自己的团队，一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向比利时杀将过去。作为作战参谋人员，他对那个传说中而又不知其详的德军作战计划，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在战争初期亲眼目睹了这个计划的威力，这个计划就是名闻遐迩的“史里芬计划”，后来，曼施坦因上尉赖以成名的“曼施坦因计划”就受到了这个计划很大的影响。

毛奇不奇遭败绩

德意志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战，之所以首先拿中立的小国比利时开刀祭旗，与一个战前就处心积虑制定好的对法国作战计划有关，该计划就是臭名昭著的“史里芬计划”。这个计划在德军总参谋部被奉为“圣经”，影响极大，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有人把这个计划重新拣起，企图照本宣科。

曼施坦因力主创新，主张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战略，反对因循守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续使用这个已经过时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太经典了，对于德国职业军人和法国职业军人来说，都已作为步兵教科书中的内容而烂熟于心了，再照方抓药，恐怕旧药方难治新顽疾。

曼施坦因在反对“史里芬计划”计划再次使用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被采纳后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里芬计划”相媲美，因此，这个计划被称之为“曼施坦因计划”。但反对继续使用过时的“史里芬计划”也使曼施坦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被上峰从一个集团军参谋长的高位上，降为一个二线步兵师的师长。

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辉煌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曼施坦因所极力反对的“史里芬计划”，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神秘计划呢？

“史里芬计划”是以当时的德国参谋总长史里芬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该计划是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构思的得意之作，主要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法国而设计。

“史里芬计划”受1870年普法战争的启发而制定。在普法战争中，德国军队骁勇善战，在德法边境战斗中就一举摧毁了法国军队，然后长驱直入，直捣巴黎，迫使法国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德国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铁矿石，同时也是为了一劳永逸消除法国边界的藩篱，德国又强行吞并了法国两个与德国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企图使千年法兰西广袤的国土无险可守，暴露在德国强大的所向无敌的铁蹄之下。

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重镇之后，法国的军事工程以四个边境城市为中心，沿150公里长的法德边界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起自阿尔卑斯山，经贝尔福、厄比那尔、土尔、凡尔登，到卢森堡和比利时边境以及阿登森林一线展开，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火力配备周全，以这条天然加人工的障碍来防止德军的进攻，史称“马其诺防线”。

根据这种战略态势，德军总参谋长史里芬伯爵拟定了一个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平原，迂回到法军背后的作战计划。虽然比利时在比、德边境也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比起法国的工事来说，自然容易攻克。而且比利时国内交通比较发达，一旦进入比利时境内，即可借助便利的铁路、公路、河流向法国后方投入大批兵力，腹背夹击法军。而法国在德法边境堡垒中的要塞炮，是防前不防后的。这样，进攻法国的德国军队，将会以一个距离法国最近的城市梅斯为轴心，由79个师组成强大的右翼，以闪击的速度经比利时横扫法国，另由8个师组成左翼实施战略佯动，把法军的主力吸引在要塞防线上。

在东线，考虑到俄国极端落后的铁路运输系统和蜗牛般的动员速度，只布置10个师来迟滞俄军，待在西线打败法国军队之后，再调转头来收拾俄国。史里芬本人并没有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所以也就无从看到这个计划实施之后的效果。

不过还是发生了他生前最担心的事，“史里芬计划”的核心，就是必须维持德军强大的右翼，史里芬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加强右翼”。可惜他的继任者在实战中修改了这一计划，从右翼中抽出了8个主力师来加强左翼，这样，德国军队的强攻右翼被削弱，以至于打到巴黎城下之后，再无余力对巴黎实行包围，待从正面调动德军强攻巴黎时，被缓过劲了的法军在马恩河会战中击退。

战争开始之后，除了右翼被削弱之外，德军大体上还是按照“史里芬计划”行事的，进攻比利时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披挂上阵，担任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以老毛奇元帅的侄子小毛奇将军为总参谋长，德国战时的大本营从柏林前推至距离法国边界只有100公里的科布伦茨市。

不管想参与作战指导的欲望有多么强烈，此时处在下级军官位置上的曼施坦因上尉，还是只能跟在德军精锐的突击兵团之后，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收尾活动。他所在的团队，最初参加了战争初期侵占比利时的行动。

小国比利时并不像德国人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比利时军民在阿尔贝国王的统帅下，节节抗击德国入侵者，同时请求英法两国增援。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曼施坦因上尉十分钦佩比利时士兵顽强战斗的精神。尤其是在列日要塞争夺战上，曼施坦因亲身领略了比利时人的英勇无畏。

列日要塞位于比利时与德国接壤的地区，是通往比利时内地的咽喉要道。列日要塞系由比利时的一位工程师设计，正好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建筑完毕，整整花了25年的时间。整个要塞由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装甲炮塔、及各种口径的枪炮的交叉火力组成，要塞内火炮的最大口径为8英寸，要塞本身的设计，也是要求要塞能承受8英寸口径的火炮直接命中。要塞的火力点，是若干个装备着速射炮的炮台，每座炮台的周围，是深达30英尺的壕沟，并配备有强探照灯光，以防止夜间偷袭，这些重炮和探照灯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降到地面以下，地下有连成一体的坑道把整个防御系统联系起来。

防守列日要塞的比利时军队有2．5万名守备部队和一个加强的陆军师，总数约有4万多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存在83年以来，从未打过一仗，甚至平时整个军队都没有一个总参谋部，比利时军民还是把领土保卫战进行得有声有色。

德军先锋约两个骑兵师和六个骑兵旅的兵力，在冯·埃米西将军的统领之下，奉命尽快拿下列日要塞。冯·埃米西将军认为比利时军会不战而降，于是先礼后兵，派出一位使者打着休战的白旗，来到要塞作说客，要守军投降。没料到那比利时守将勒芒将军竟然十分倔强，不肯买德国人的帐，言说自己奉比利时国王之命防守要塞，必将阙尽军人守土之责，并逐退来使。

德军见劝说无效，命令大炮开火，猛轰要塞，并从德国的科隆调来了飞艇前来助战。那德国飞艇名为“齐柏林式飞艇”，系由内燃机作动力，在要塞上空丢下了13颗炸弹，却也无济于事。

德国大炮轰击一个时辰之后，见比利时守军没有动静，步兵便开始向要塞发起冲锋。没想到一临近炮台，那比利时守军各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在使用战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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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一齐开火，杀人如同砍瓜切菜一般，霎时间，德军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原来德军的大炮和飞艇并未对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造成多大损害，仅是削掉了几层表皮而已。

一连几天，德军都进展甚微，只有一部攻进了要塞的一隅，直到六天之后，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拿下了要塞12座炮台中的一座。德军眼看时间过去，对自己的速决战很是不利，便使出了杀手锏，搬来了克虏伯兵工厂新近研制出来的巨型大炮。这种巨型大炮口径达16英寸半（约合420毫米），比当时英国最大的13英寸口径的海军炮还大出3英寸。德国人给这件杀人利器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大蓓尔塔”，这个名字，恰好是克虏伯夫人的名字。德军这种名叫“大蓓尔塔”的巨炮果然厉害，单每发特制炮弹就重达1吨，最大射程为9公里，且每颗炮弹上都装有一个定时引信，只有等炮弹穿进碉堡之后才爆炸。堡垒一旦被击中，里面的比利时守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昏，绝无幸免。

到了8月16日，列日要塞的12座炮台全部被“大蓓尔塔”夷为平地，守军指挥官勒芒将军在受伤之后被俘。德军前线指挥官冯·埃米西将军可能觉得自己理亏，倒是没有难为成为阶下囚的勒芒将军，甚至没有取下他随身佩带的、代表军人荣誉和尊严的指挥刀，并很快把他释放去见他所忠于的比利时阿尔贝国王。

站在已经被攻城的德军夷为平地的列日要塞，曼施坦因不禁为战况的惨烈而惊骇，堑壕之中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被高爆炸弹炸碎的肢体散落在各个角落，分不清哪一个是德国士兵的，哪一个是比利时士兵的。整班整排的比利时士兵被活埋在德军攻城大炮炸毁的堡垒中。

攻陷列日要塞之后，德军在比利时境内已无大的险隘可阻，但与其他有头脑的德国将领一样，曼施坦因仍然担心一路上会遇到法军和英军的猛烈阻击。事实证明，曼施坦因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列日要塞坚守的这一段时间内，法军为什么不驰援比利时军，以至于眼看比军坐以待毙呢？

原来法军的统帅部判断有误。在8月4日德军对列日要塞发起攻击之后，比利时政府通知全国军民，不再把法军和英军越过比利时国境看成是敌对行动，并准许协约国利用比利时领土组织反击。比利时政府的如此决定，实际上是向英、法等求援的一种外交上的、比较委婉的要求，法国驻比利时大使也马上把这一请求报告给本国政府。然而，法国统帅部长时间犹豫不决，一直认为德军在比利时的进攻只不过有18个师左右，只是为了分散法军注意力的战略佯动，而一旦在这个方向受挫，便会掉头南下，以主要兵力用于梅斯方向，因此没有及时把兵力北移比利时，以至于比军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

另外法军有它自己的对德战争计划。法国总参谋部早在1872年便着手制定了对德国的战争计划。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40年间，法国共制定了17个对德作战计划和一些修正案。最后法国用于战争的那一个方案，是由当时法军总参谋长霞飞于1913年制定的，这个方案被称为“17号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战争的一开始，法军不仅不会分兵驰援兵微将寡、孤立无助的比利时军队，而且，守在坚固要塞中的法军还将主动进攻德国严阵以待的边防重兵。法军在比利时军队浴血苦战的时候，派出重点集团去进攻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虽然以较大的代价一度占领了部分地区，但不久就被德国的援军赶回了法国境内。

在进攻德国边境要塞的战斗中，显出了法军战术的落伍。法国军队以19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军官们戴了白色的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如同过节一般，走在部队前面的60英尺。士兵们则穿上了暗蓝色的短上衣和猩红色的军裤，在团队旗帜的导引和军乐队的伴奏下，向德军射来的密集弹雨义无反顾地走去，直到被射中、倒下死去。

法军的这些固执的行动，连前来助战的英国远征军也有点看不下去。一位目睹此情景的英国军官事后评论说：“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被弹片覆盖，倒霉的法国士兵就像野兔一般被打翻。法国士兵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样密集的炮火射击中活下来。法国军官们也都很优秀，他们就像阅兵行进时那样安详，但没有一个人能前进50米的距离而不被打翻。”

攻陷列日要塞之后，德军兵分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幕尔和迪南进攻。8月22日，无险可凭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也告陷落，比利时迁都安特卫普，继续抵抗。由于比利时军民的拼死抵抗，德军通过比利时的时间，用了将近20天，并不得不留下两个兵团驻守。比利时为协约国迫使德军在比利时分散，并赢得了好几天的时间，使得英法军队在法国的马恩河一线部署会战，有了腾挪的余地。

8月24日起，曼施坦因所在的集团军陆续开进法国境内。加上另外两个集团军，德军从比利时进入法国的总兵力达三个集团军。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之后，德军士气正旺，乘得胜之势，一路上斩关夺隘，杀奔法国首都巴黎而来。而法国由于把兵力主要部署在法、德边境，而在法、比边境只有一个集团军，自然抵敌不住，且战且退。战争是残酷的，德军把抓到的平民作为人质，一旦遇到抵抗就处死人质，他们甚至用野战炮轰击藏有狙击兵的敌方村镇。曼施坦因亲眼看到了一份一线德军指挥官们的军事报告：“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忍的，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谁挡路，谁就会自食其果。”

这哪里还有一点普鲁士的骑士风度呢？曼施坦因心目中，父辈们灌输的普鲁士武士的中世纪骑士风度，已经荡然无存。

其实也难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早就有过训喻：“一切都应当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之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所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这是唯一能使退化了的民族感到畏惧的恐怖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能结束。而假如我以人道主义为怀的话，那么，战争必将延续好几年。”

接着，德军在阿登森林之战中，连败前来应战的法军和前来增援的英军，锋芒直逼巴黎。法国首都巴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法国当时所有的铁路线都通过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以往的战争中，巴黎已经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它的内城有14座炮台，外城有25座炮台。

战争一开始，法军并没有下定死守巴黎的决心，法军总司令甚至建议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一旦德军打来，可以不战而降；德军的步步进逼，几乎使法军想放弃首都。8月25日，法军陆军部长急电总司令霞飞，至少用一个军的兵力在巴黎城外掘壕固守，并紧急撤换了防卫不力的原巴黎卫戍司令米歇尔将军，让65岁的主战派加利埃尼将军来主持大局。同时，法国政府决定临时迁都波尔多。

老将军除了立即着手修筑工事之外，借鉴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经验。当时巴黎被围，饥民甚至吃动物园的动物和家中养的宠物充饥。所以，老将军下令广积粮食，并在巴黎的体育场跑道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羊、猪、马，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坚壁清野，把任何可能被德国人利用的机器设备迁移或者埋藏起来，不仅在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下安放了炸药，而且在横跨塞纳河、马恩河和瓦兹河的80座铁桥下面埋藏了炸药。

当德军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曼施坦因上尉觉得就会像德皇威廉许诺的那样：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士兵们秋凉之后就可以回家。德皇本人也于8月28日致电已经抵达巴黎近郊的德军第一集团军，祝贺它取得“决定性胜利”，表示“朕甚感激”。

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想，局势在悄悄地朝不利于德军的方向逆转。德军统帅部与作战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后方补给线也越来越长，军队所需要的战争物资得不到手；战局变化迅速，通讯无法保证，帅不知将，将不知兵，各部队只得各自为战。但退却中的法军和英军却相对弥补了过去的不足。由于兵力的不断收缩，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便于相互协同。

还有两点对德军目前的处境甚为不利：

其一，俄国的军队出乎德国总参谋部的意料之外，不是在六周之后，而是只用了两周，便在东线对德国展开了进攻。8月12日，还是在德军鏖战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时候，俄军的两个集团军，莱宁坎普指挥的第一集团军，亦称“涅曼集团军”和“维也纳集团军”和萨姆诺索夫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也称“纳尔瓦集团军”和“华沙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相继攻入德国东线的东普鲁士，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则德军在西线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将付之东流。因此，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把西线会战急需的三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调往东普鲁士。

其二，按计划应在西线的左翼采取守势的德军第六、第七集团军，眼见西线右翼的战友们快要拿下巴黎，担心自己寸功未立，也急于在左翼的洛林一线对法军发动进攻，在这里担任总指挥官的巴伐利亚王储普雷希特于8月23日下令，德军西线左翼全面攻击法军右翼；于是，再也抽不出兵力去支援预定要于9月2日色当会战纪念日夺取巴黎的德军右翼。

法军退至巴黎附近，无可再退。法国陆军部长下令死守巴黎，霞飞将军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号召书：“正值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之际，必须提醒大家不得瞻前顾后，应当全力以赴，进攻并打退敌人。部队倘若不能再前进，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已经占领的地区，宁肯就地战死而决不后退。在当前的情况下，任何怯懦都是不可容忍的。”

巴黎守军的一位指导炮兵进行校正射击的法军飞行员，在9月3日报告给法军统帅部一个他无意中发现的新情况：德军纵队改变了他们的行军路线，放弃了从正面进攻巴黎的计划，而是把重兵转向巴黎的东南郊外。刚刚上任伊始的法军巴黎卫戍指挥官加利埃尼将军，起初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但被证实之后，不禁额首称庆。德军进攻计划的改变，确是给了法国人以起死回生之机。这样一来德军的侧翼十分暴露，非常容易被法军攻击。

为了形成对德军侧后的死亡铁拳，法军必须把大量的兵力作大规模的调动。但时间不等人，铁路运用不上，急行军也嫌太迟，法军指挥官加利埃尼将军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立即征用巴黎市区的所有机动车辆，其中主要是出租汽车，用于法军的兵力调动。一声令下，军令如山，忠于职守的法国警察就地停住了巴黎附近的所有的汽车，命令乘客下车，只留司机，把屯在巴黎的生力军送往急需兵力的前线。

这是军事史和战争史上的第一支“摩托化”纵队的开进，大约1200多辆民用双汽缸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法军士兵，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摩托化行军纵队，在一夜之内，把一个师的兵力和武器运送到50公里以外的战场上去。

这支生力军一开到战场，战争胜负的天平立即向法军一方倾斜，正在准备进攻巴黎的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法军是如此之快地出现在他们的侧翼，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于是德军不得不仓促地由进攻转入阵地防御，但德军用于防御的作业工具都没有带齐，在法军强大的炮火打击之下，德军士兵只好把步枪上的刺

刀、喝水用的杯子、饭盒、鞋后跟、铅笔刀都用于挖掘掩体。

于是自1914年9月5日至12日之间，曼施坦因领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会战：马恩河会战。在法国的马恩河一线约180公里宽的地带，德军先后共投入了五个集团军，法、英联军投入了六个集团军，双方总人数超过了200万，火炮6600多门。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多个战区发生过两军士兵的白刃格斗。

德军最先抵敌不住。9月9日夜间，曼施坦因所在的部队在遭受到重大伤亡之后，接到了集团军总部发来的撤退的命令，这一退就是80多公里。德军在撤退时，平时的良好训练派上了用场，前线指挥官和士兵秩序井然，虽败不乱。这些即使是在英国和法国人写的战史上，也是有明文记载的。

德军撤退之后，在埃那河和瓦兹河一线掘壕固守，使得英法联军本来打算乘胜追击，把德国人赶回国界的计划落空，不得不在9月15日下令停止进攻，在现有地区设防，整个西部战线呈相持状态。但马恩河的败绩，对德军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德军总参谋部本已设计好了入城式：攻陷城池之后，由德皇威廉本人在一队衣着灿烂、头戴精美头盔、身穿刻有浮雕的胸甲、内村白色和金黄色制服的骑兵护送下，耀武扬威地进入城内。但这一许诺看来无法实现了。

曼施坦因所崇拜的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在得知德军的侧翼被攻击，德军损失惨重的消息时，惊得目瞪口呆，坐在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室地图前，面色苍白，凝视着地图一语不发，非常绝望，似乎不相信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这样破灭了。

感到大失面子的德皇威廉，到底没有原谅毛奇。由于马恩河战役的失败，毛奇被免去了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而由毛奇的老对手、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来接替他的指挥权。出于对士气的考虑，撤换毛奇的决定没有马上公开，这样毛奇还不得不像傀儡似地参加每一次作战会议，但却再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

1914年9月14日，看到僵势无法打破，既推不动德军，同时自己也不愿放弃已经取得的现有地域，法英联军统帅部下令掘壕固守。阵地防御作战，曼施坦因的同僚们到底是悟性高于他们的敌人法英联军。而在此之前，擅长闪击和进攻的德军，是不希望战争打成持久战的，都没有经过野战阵地防御作战的训练。士兵们起初没有挖掘堑壕的工具。就到附近的村庄去搜寻农民的农具。起初的堑壕只有没膝盖高，主要用来防止敌方炮弹片的杀伤和肉眼观察。不久，在弹片横飞下，百无聊赖的士兵开始把堑壕越挖越深，达7英尺左右，在上面作上伪装，支撑上木板，挖好射击和观察孔，以求尽量过得舒适。

武器也经过改进，适用于堑壕战。德国人的实用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发挥：最先把攻城用的榴弹炮加大弹道曲线，为了使更多榴弹能直接射入联军的堑壕；迫击炮、枪榴弹和手榴弹也使用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熟练。其他武器装备，如探照灯和照明弹原本是用于防空作战，潜望镜原本是用于潜艇作战，此时都被德国人拿来后，稍加改造，以用于堑壕作战。

炮兵在堑壕作战中，出尽了风头。鉴于联军的重武器不如德军，英国特地从本上调来了重炮，德国也不甘示弱，努力地加大炮管的口径；装备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飞机在对方的阵地上飞来飞去，观察炮兵射击的弹着效果，而防空火力对此无能为力，几百颗炮弹不一定能打中1架飞机，而且往往防空火炮的炮弹筋疲力尽后，落在自己一方的阵地上爆炸。

在攻占安特卫普港的战斗中，德军首次使用了无烟火药的炮弹装药，大炮发射之后了无痕迹；而对方的有烟火药发射之后，炮口喷出的滚滚黑烟一望便知，还没打几炮，炮兵阵地很快被德军发现，往往来不及转移阵地，即被德军大炮摧毁。

经过了几个月的鏖战，德军不仅未能按原计划攻克巴黎，而且深陷法国境内无休无止的堑壕战中无法自拔。德军蹲在潮湿阴暗的堑壕内，听着双方震耳欲聋的炮声，曼施坦因同其他德国军人一样，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折磨，虽然以前受过少年军官候补学校的“斯巴达式”教育，但那毕竟是在和平时期，不像现在这样真刀实弹的战场，随时能和死神接触。

1914年11月中旬，在连续了几天的连绵秋雨下完之后，曼施坦因跟随本团的指挥官来到了德军前沿观察所，观察对面联军的动向。就在这时，一发联军大口径火炮的炮弹，挟带着不祥的撕裂空气的可怕声音，落到了观察所的上空！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曼施坦因应声倒地，失去了知觉。

坦克临战威名扬

1914年11月中旬，即埃里希·曼施坦因将要过他27周岁华诞之际，不仅没有能实现他进德军总参谋部的宏图宿愿，反而被英法联军的一发炮弹，险些使他命丧黄泉。

一颗法英联军的炮弹，在德军前沿观察所附近爆炸，四散强劲飞迸的弹片和强烈的爆炸气浪，如秋风扫落叶般把他打翻在地，使他瞬间失去了知觉。等他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后方的包扎所里，浑身横七竖八缠满了绷带。

德军野战医院的军医，诊断了他的伤势，发觉他受了重伤，但不幸中之万幸，弹片没有伤及他身体的要害，考虑到他的伤势在短期内能以痊愈，而且前线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曼施坦因被送回了德国国内的医院。凭着德国外科医生高明的医术和他在军官学校和军事生涯中练就的健康体魄，曼施坦因大难不死，总算拣回了一条命。1915年5月，在负伤半年之后，他又返回了前线。这次曼施坦因没有回到步兵近卫预备3团，而是被加尔维兹将军和比罗将军慧眼识才，要了去担任他们军团参谋部中的参谋。这比直接到团一级危险要小得多，这恐怕也是参谋总部对他这位出身高贵、学业良好且又作战勇敢的青年军官的一种奖励。跟随加尔维兹将军和比罗将军的军团，他参加了德军对波兰北部的进攻。

波兰战事甫定，曼施坦因又随军团星夜赶赴塞尔维亚，在1915年秋季与奥匈军队一起发起了塞尔维亚战役。德军总参谋部早就担心奥匈帝国的军队不能单独抵挡俄国和塞尔维亚人的凌厉攻势，果然，被西方军界戏称为“对发动一场战争要比打赢一场战争更为擅长的人”的康拉德将军，在连吃败仗之后，不得不向德国求援。奥匈一方主持战局的是奥地利总司令康拉德将军，他在战前所制定的计划是压服弱小的塞尔维亚，同时派大批军队到加里西亚与俄国人作战。

但英勇的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屈服于奥匈的军事压力，这样康拉德就不得不把奥军主力的六个集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原波斯尼亚的总督波帝奥雷克执掌三个集团军19个师的兵力，以扫灭塞尔维亚。康拉德亲自率领的另一支也是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奥军对俄军作战。波帝奥雷克总督自从7月份斐迪南大公在他的辖地被刺杀以来，一直是惊魂未定，魂不守舍；一来担心自己因保护皇储安全不力而受到追究，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重蹈大公的覆辙，被不要命的塞尔维亚激进组织暗杀，因而忧心忡忡，坐卧不宁。这位数十万大军的统帅甚至拒绝在他的部队前露面，以防暗杀，在远离战场和士兵的地方“指挥”战斗。

塞尔维亚一方则由身患重病的普特尼克将军指挥，虽然他们缺乏火炮、自动武器和运输工具，但战士们都是经过巴尔干战争的老战士，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并且是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弥补了兵力兵器的不足。1914年8月16日，塞尔维亚军在沿着亚达尔河的战线出击，击退了奥军的一翼，8月30日，又在雅达尔和沙巴茨相继展开激战，把奥军于9月1日全部赶出塞尔维亚。奥军伤亡近4万多人，毫无所得。

塞尔维亚人本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但却害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战士们纷纷倒下，而且死亡率极高，不管是多么出名的医生和用当时任何的药物都不起作用。事后科学家们才查清楚，原来这种流行病叫斑疹伤寒，塞尔维亚原本没有这种病，是入侵的奥军先感染上这种病，然后又传染给与之作战的塞尔维亚战士。虽然因战争而死亡的塞尔维亚人不多，但截止到1915年4月，科学家发现消灭这种病毒的方法为止，因斑疹伤寒病传染而亡的塞尔维亚战士却高达7万多人，平民死亡就更不计其数。

康拉德率领的第二路对俄国作战的大军，结局也不妙。于8月25日孤军深入俄国的波兰省境内，中了俄军的埋伏而全线溃退。一旦俄国人越过奥匈德国的防线，就很容易打到德国的心脏，于是曼施坦因跟随所在的集团军和另外一个德国集团军，星夜赶赴奥国加里西亚前线。

曼施坦因首次与俄国军队交锋是在一个开阔的丘陵地带，这里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村庄，双方前哨阵地相隔3000码距离。德国士兵挖起了一人多深的堑壕，筑起了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而俄军士兵只挖了一些散兵坑和堑壕，只要能执下人就行，至多也就是能进行跪姿射击。另外俄国军队还犯了战术上的错误，选择了具有明显地貌特征的地方，作为屯兵的所在，这样就相当于给德军炮兵树立了清晰的标靶。

德国军队最先发起了进攻。这是一场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典型步兵进攻，曼施坦因看到的，不过是更加形象和具体而已。在黎明时分德军开始了炮火准备，以大口径的榴霰弹火炮，对事先标定的俄军目标进行了4个小时的齐射。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德军步兵越出堑壕，向俄军阵地发起冲击。俄军大炮也进行了还击，但由于弹药太少（最少的时候，俄军的每门大炮只允许一天发射3发炮弹），加之火炮得不到必要的补充，火力显得很弱，并没有对行进中的德国士兵构成什么威胁。

曼施坦因第一次看到了飞机对于地面攻击的威力。

德国飞机飞临俄国阵地的上空，俯冲投弹，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大规模攻击地面目标。此时德军使用的飞机，发动机功率只有60至80马力，时速不超过100公里，最大升限3000米，战斗负载170公斤，除去机组的两名乘务员（通常是一个驾驶员和一个观察员）自身的重量外，最多能携带30公斤的炸弹。从飞机上投掷的炸弹有的重10公斤，有的不足1公斤，由飞机乘员用手投掷，准确性可想而知。飞行员佩带有手枪，有时也携带卡宾枪，但不是为了空战，而是用于迫降在敌人后方时，用以自卫。

加里西亚之战，以俄军惨败结束，仅俘虏就有15万名，300多门大炮被德军缴获。东线战事基本稳定下来，德国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把主要兵力调到西线作战，曼施坦因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法国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1916年2月21日，德军第五军团军大口径火炮的轰鸣声，撕裂了巴黎郊区黎明的晨曦，拉开了西线凡尔登战役的序幕。凡尔登要塞是法国首都巴黎的门户，德军如果拿下凡尔登，也就等于打开了巴黎的大门。

2月28日，德军猛攻下凡尔登的都蒙炮台，把法军分割成数段。法国政府在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任命贝当元帅为凡尔登要塞司令，贝当元帅重施马恩河战役的故伎，征集民用汽车火速运来了19万部队和2．5万吨弹药，同德军展开了激战，终于保住了凡尔登要塞。此后，德军又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法军击退，

一战时的德军装甲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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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借再一次冒违反国际公法的大不韪，于1916年6月21日首次使用了光气窒息弹，虽然给法军造成了伤害，但对战役大局依然无补。

为了牵制德军在凡尔赛的攻势，在1916年7月至11月，协约国在法国的索姆地区，发动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这次的作战计划由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元帅制定，但唱主角的却是英国远征军及其附属国加拿大远征军，由于凡尔登战役法国损失过于惨重，原定参加索姆河会战的法军由原来的两个集团军40个师，减少到不足一个集团军16个师，在发起进攻那天，法军也只有五个师到位。英军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又一个军，共计21个师的兵力，另有八个师（其中有五个骑兵师）担任后方守备。

德军总参谋部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开始之前，对西线的德军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第一集团军来负责索姆河战线的防御，曼施坦因从凡尔登前线被调到集团军军部担任参谋，在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罗斯堡将军的统领下工作。曼施坦因可能不知道，在索姆前线战壕的另一端，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也正蹲伏在那里，满怀仇恨地把手中步枪的子弹一发发射向法、英联军。希特勒日后成了纳粹第三帝国元首，曼施坦因将效命于他。

德军也在凡尔登战役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故在索姆河一线采取守式。他们精心构筑了深达40英尺的地下坑道网，内部配备完善，有野战厨房、洗衣房、战地医院，储备了丰富的弹药和食品；坑道网内采用电灯照明，此时电灯尚属奢侈品，在民间还不多见，坑道内的电灯主要由专门的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这样的防御工事，能经得住长时间的围困。德军在防线的支撑点上配备了很强的火力，当时德国步兵的主要武器是带刺刀的7．62毫米口径步枪，携弹方式为弹仓式，子弹采用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尖头子弹和大威力的无烟火药。瞄准具最大射程为2500米，射击速度可达到每分钟15发。尤其是轻、重机枪的火力的广泛使用，使得协约国士兵的伤亡率直线上升。德军的每个步兵师有24到28挺重机枪。德军的机枪火力，甚至能使英军在一天之内死伤6万多人，创下了战争历史上日损失兵员的记录。

在索姆河会战中，一个将对未来的曼施坦因元帅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兵种和新兵器也出现了，这就是坦克和装甲兵。

在此之前，有一种在铁轨上行驶的铁甲列车，在布尔战争中曾经被英国人用来保护后方交通。装甲列车尽管火力很强，机动速度很快，但却必须在铁轨上行驶。有人又发明了能在公路上行驶的装甲汽车，上面装有机枪和小口径火炮，能执行侦察和对防守薄弱的敌方后勤分队进行突然袭击，时速可达到25公里；但这种装甲汽车的越野性能也不十分理想，因此既没有正式装备部队，更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产生过重大影响。俄国的一个工程师试着把装甲汽车的轮子换成履带，结果一些轮式装甲汽车不能通过的地形，对这种履带式装甲汽车来说，则是不在话下。但同迫击炮的命运一样，体制陈旧的沙俄军事决策系统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对付机枪和防御前沿的铁丝网等障碍，英国上校欧内斯特·温斯顿设想了一种“机枪破坏器”的新式武器，并把它描述成一架自动行进的机器，类似美国的履带拖拉机那样，能在不良的地面上行驶，再配备上相当强的火力，一定能所向披靡。

但欧内斯特·温斯顿的这一革命性设想，险些胎死腹中。英国陆军大臣拒绝接受这一新兵器，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在实战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温斯顿的这一设计，却引起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兴趣，他认为可以试一试。于是丘吉尔挪用了一部分海军建设的资金，生产了一个操作模型。为了掩人耳目，这个“机枪破坏器”的武器，起名为“坦克”，意为“运水的柜子”，所以又叫“水柜”。

到了索姆河战役期间，这种发音为“坦克”的新式武器，已经生产出59辆，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就连驾驶员也没能完全熟练掌握，离参加实战还有一段距离。但英国远征军为了减少士兵的伤亡，一再要求把坦克投入战斗。结果，英国先期生产的59辆坦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运抵法国前线，但开到进攻出发阵地时，只剩下32辆。发起冲击时，就只剩下18辆能动了，其中拨给加拿大军使用的6辆，在开战初期就全部损坏，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其余坦克，在向德军阵地边开火边冲击时，还是以其宏大的气势，惊得德军士兵目瞪口呆，掉头而逃，一辆坦克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堑壕并俘获了300名德军士兵，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事后，人们在谈起坦克在这次实战的表现时，都认为尽管坦克作为一种新式兵器，其前途不可估量，但英国人使用的时机却不十分恰当，过早地使用坦克，不仅危及了坦克自身的发展前途，而且在如此小的规模战斗中，把如此巨大的秘密暴露给德国人。当英军的坦克刚刚出现在战场的时候，这个喷吐着火焰的钢铁怪物在德军的炮兵和步兵之中引起了深深的恐惧。大多数的士兵看到手中的武器奈何不了眼前的怪物，就四散奔逃。只有两辆坦克遭到了德军的抵抗，一个德军的野战炮兵排急中生智，用手中的77毫米野战炮与英军的坦克展开了对射，其中的一辆坦克在击毁了一座德军的野战炮之后，随即被德军另外的野战炮击毁；另一辆坦克在中了一发德军的炮弹之后，仍然奇迹般地驶回了己方的阵地。

曼施坦因跟随集团军参谋长，在英军坦克被击毁的古德科特附近，仔细地勘察了这个被前线的德军士兵称为钢铁怪兽的家伙，现在它正趴在那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这是一个由两个巨大斜菱形侧舷和一个正方箱体组合而成的东西，在两个侧舷上安置着两个绕其转动的履带，箱体内容纳着乘员和发动机。火炮安装在突出于车体一侧的炮位上，另有数挺机关枪安装在前后装甲板上。在这个怪物的躯体之内，能容纳八名乘员的位置，其中有四个是留给射手，另外四个是留给驾驶员的。四个射手有的负责开炮，有的负责机关枪的火力。而四个驾驶员中，有一个车长和一个正驾驶员，另外两个驾驶员操纵着车体内的变速箱，他们根据车长的命令变换车子的速度。

根据审讯后来抓到的英军俘虏，曼施坦因对这个被称作坦克的怪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来，这种新武器不仅外表像喷着地狱之火的钢铁怪兽，而且这种初期坦克的里面，也更像地狱。虽然有着较强的越壕能力和较强的火力，但车体与履带之间并没有弹簧等减震装置，车体内部也没有隔音设备；因此坦克在行进中，发动机很快就使舱内的温度升高到摄氏32度以上——车内安装的大马力发动机以设计者的名字命名，名叫里卡多。这种发动机功率不小，但工作时冒出的浓烟使里面的乘员们头痛发晕，咽喉红肿——而且舱内噪音大得惊人，变速箱内齿轮尖锐的嘎吱声，履带发出的咋嗒咔嗒声，汇成一股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噪音，坐在对面都听不清讲话的声音，只能靠手势。这时的坦克不可能扩大战果，因为驾驶员已经被机器弄得筋疲力尽了。

尽管如此，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的使用，还是对德军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力。德军集团军参谋长在给总部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最近这次战斗中，敌人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极为有效但又十分残酷。”

曼施坦因倒不这么看，他认为坦克是一种既有机动性又有着强大火力的综合体，如果对这种新武器进行改进，就一定能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同时也能大量地杀伤敌人。在堑壕战这种失去机动性的战争中，步兵的伤亡太大了，而人力资源的损失对德国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果不其然，德军在懵了一阵子之后，缓过神来，也依样画葫芦，加紧了坦克的研制和生产，并创建了一套完整的以高速机动和强大火力为特点的坦克战理论，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凭借以坦克战为基础的闪击战，在战争初期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索姆河战役使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了1916年11月，双方都再也打不下去了，英国损失近42万人，法国损失20．4万多人，德国损失了67万多人。发动这次战役的协约国，仅仅得到了一条宽7公里、长30公里的狭长地带，而这块地带并无多少战略价值。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元帅因此而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1917年下半年，由于德军基层单位伤亡比较严重，缺乏富有经验的筹划作战指挥人员，曼施坦因从集团军总部被调往驻防柯尔兰的德军第四骑兵师任作战科长，充实第一线的指挥力量。

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机动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为各国的军事家所看中。骑兵的最大单位是骑兵军，1个骑兵军下辖2—3个骑兵师，每个骑兵师下辖4—6个骑兵团，骑兵团的名目繁多，有枪骑兵团、骠骑兵团、胸甲骑兵团、龙骑兵团、哥萨克（俄国）骑兵团等。每个骑兵团由4—6个骑兵连组成。每个骑兵师中还编有1个骑兵炮兵营，这种营由2—3个炮兵连组成。这样，每个骑兵师可达到3500—4200人、12门火炮、6—12挺机枪。至于骑手们，则主要以马刀、卡宾枪、转轮手枪为武器。

曼施坦因在骑兵部队中任职的时期，骑兵作为陆军的一个兵种，逐渐在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由于步兵中装备了轻、重机枪，炮兵中使用了榴弹，杀伤马匹太快，经过了几个回合之后，战马只好委屈到后方驮运辎重，而头戴精美头盔的骑士们，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徒步作战。骑兵的日趋没落对曼施坦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震动。“必将有一个新兵种和新的战术出现，进而取代盛极一时的骑兵，”曼施坦因不禁暗自问自己，“但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迫使骑兵即将退出战争舞台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坦克作为“机械化的骑兵”的出现。坦克兵虽然没有像骑兵那样，成为陆军的一个独立兵种，但英国第三集团军在康布雷，对由德国巴伐利亚皇子鲁普雷希特率领的六个师进攻作战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曼施坦因仔细研究了有关康布雷战役的坦克使用情况。

康布雷位于法国北部，在此之前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小城镇。周围的土地平整而干燥，非常适合机动装甲部队发挥作用。英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后来成了英国著名军事家的富勒上校，首次提出了在此使用大量坦克机动作战的建议，得到了总参谋部和英国战场指挥官的首肯。

为了保守秘密以达成坦克袭击的突然性，英军在战前把大批坦克隐藏在己方阵地后面的阿夫兰科特大森林之内，特别规定在攻击发起之前，坦克不准驶进德国前哨阵地的1公里之内。

在攻击临近的时候，英军出动了飞机，在德军的阵地上不停地低飞，嗡嗡的声响盖住了坦克发动机的隆隆声。英军还用最接近周围景色的彩色斑纹，涂在坦克车身上，以达到伪装的效果。除了使用坦克的人和为数不多的高层军官，其他人在进攻发起的48小时之前，对坦克即将投入战斗一无所知。这样，即使有人被俘，也不会暴露坦克的秘密。

1917年11月20日6时20分，天刚蒙蒙亮，本来一片沉寂的英军阵地上，突然轰鸣声大作，睡眼朦胧的德国守军从堑壕中，伸出头来望去，但见从英国阵地开过来一片黑压压的怪物，这种怪物浑身上下钢铁打造，喷着火舌，发出巨大的隆隆声驶向自己的阵地。前沿的一道道铁丝网、一道道堑壕竟也挡不住它。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德军士兵们看着眼熟：这不是坦克吗？

这次英军共出动了381辆坦克，铺天盖地，好不威风！这些钢铁怪物重达28吨，每三辆为一组，一辆在前，两辆在后，相距约180到250米，交替掩护冲击，辅助步兵肃清掩体内的敌人。德国人加宽之后的堑壕也挡不住它们，因为它们随车携带了用链条束成的长长的柴捆，临近堑壕时，把柴捆塞入堑壕，再从上面驶过。车上还带有铁锚，用钢索拴在车尾，把铁锚扔进铁丝网丛中，拉起便走，为随后而来的英国步兵打开了缺口。

步兵坦克协同的战术应用得很成功，德国士兵从未遇见过如此战法，他们惊惶失措，阵地和支撑点相继失守。在不足5个小时之内，英军前进了6至8公里，占领了德军的前两道防线，俘虏了约8000名德国士兵和160名军官，英军损失轻微。

为了庆祝康布雷的胜利，英国伦敦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在大战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坦克在康布雷的成功运用，向世人昭示了未来装甲作战的前景；甚至德国元帅兴登堡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在康布雷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性。它们能够越过我们未遭破坏的堑壕和障碍物，这些不能不对我们的部队有显著的影响。”

年轻气盛的曼施坦因自然不会满足于骑兵在后方驮驮粮草、运运弹药之类无足轻重的活计，他于1918年5月，任骑兵师作战科长不足一年，又调到了德军步兵第213师任作战科长，仍然是负责筹划作战有关事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离开过西线的法国战场。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转战过比利时、东普鲁士、波兰南部和塞尔维亚，参加过凡尔登、索姆河和艾斯尼会战，并曾身负重伤。他从一名军校在校生、皇帝身边的侍卫，晋升到预备团副官、集团军参谋、骑兵师作战科长和步兵师作战科长，经历不可谓不丰富。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曼施坦因本人很少谈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他的朋友和同僚也鲜知此事。是那时军界前辈如史里芬、毛奇、兴登堡、鲁登道夫之辈的声望太过响亮，以致于被他们如日中天的光辉所笼罩；抑或德国最终战败，不宜独宣己能？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条是十分肯定的，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施坦因只不过是区区上尉军衔，官微衔低，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十分有限，因此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默默无闻的小字辈也并不为过。但这一段血与火的经历却在曼施坦因的人生历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其对他日后为希特勒所器重，成为独当一面、统帅千军万马的陆军元帅，意义更为重大：对他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已经登场，使他成就功名的武器和战略战术已经具备了雏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重整军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而为他和其他军事将领施展才华作了铺衬。

硕果仅存的精英

德国在经历了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的惨败之后，实力耗损殆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可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水岭，德国人力和物力在这两次战役中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此只能被动防御，失去战争的主动权。

1916年8月29日，曼施坦因的姨夫冯·兴登堡被德皇威廉二世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被任命为后勤总监，德皇威廉二世在穷途末路之际，启用这两个人，以图东山再起；而曼施坦因所在的师，更是在西线各防御要点之间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疲于奔命，狼狈之态，不可胜言。曼施坦因在激烈的战斗中，目睹了身边的战友和士兵们一个个地朝不保夕，纷纷倒下，认为这种静态堑壕战，对德国非常有害，步兵人员、物质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是德国的国力所承受不起的，因此必须寻求新的战术，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德国。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使曼施坦因仿佛又看到了德国取胜的一线生机，但不久美国宣布参战，这个希望破灭了。

1917年3月初，俄国彼得格勒爆发了工人罢工和粮食骚动，沙皇派军队去镇压，军队临阵倒戈，倒向了暴动者一边，调转枪口，对准了沙俄统治者。3月15日，沙皇政府宣布倒台，尼古拉二世把他的退位诏书交给了国家杜马的议长，俄国成立了临时政府。

俄国新政府宣布继续恪守与协约国的条约，把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进行下去。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工人和士兵组成了苏维埃委员会，不愿意再为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开疆拓土的非正义战争去流血送死。

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俄历的十

“一战”时的协约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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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就是公元1917年11月7日，掌握了俄国政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11月8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列宁发布了和平令，11月22日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后派出了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被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端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开始了与德国的和平谈判。

因为与新生的苏维埃签订了和平条约，德国在东线战场失去了主要作战对象，得以腾出手来，开始把主要兵力由东向西作大幅度调动，在德俄边境只留下几个师，用来监督把在俄国和乌克兰掠夺来的谷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1917年4月6日，由于德国的无限制的猖獗的潜艇作战，使美国找到了加入欧洲战事的借口。美国对德国的宣战，使得本已精疲力竭的英法等协约国像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美国雄厚的工业实力和源源不断的兵力，不久就把战争胜利的天平压向了协约国一方。

协约国对德国的封锁，加之连续数年的穷兵黩武，导致德国国内基本生活物质匮乏，人们对战争感到厌倦。1918年初，德国的几个工业城市累计有50万名工人，由于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宣布罢工，德国后方狼烟四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德国步兵，又发明了步兵的新战术，堑壕对垒战中的步兵渗透战术：以步兵营或者比营稍小的单位，组成由一些战斗经验丰富、年轻力壮的精干人员参加的突击渗透部队；利用协约国防御部队的间隙和薄弱部分，突入到协约国防御纵深之后；战斗打响后，由大部队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而渗透部队则从后面割断其防御体系，再夹击已经孤立的据点。有一次，由于渗透战术奏效，德国士兵甚至缴获了英军阵地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成千上万瓶威士忌酒。

渗透战术虽然不是曼施坦因所发明，但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这种战术有点与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的闪击战术类似，只是在使用的规模和机动速度上，有大有小而已。

随着德国回光返照式的进攻：1918年7月15日被称为第二次马恩河之战进攻的结束，这一进攻只持续了两天，德国军队就只剩下防守挨打的份了。协约国于7月18日开始大规模反攻，德军连续退却，人力和物力均感疲乏的德国军队，兵力只有协约国军队的37％。而协约国一方，包括坦克、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内的新生力量，正被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前线。德军精心设置的防线，1916年构筑的极为坚固的“兴登堡防线”，也称“西格弗里德防线”，被协约国士兵轻而易举地突破。

1918年10月30日，德国的盟国土耳其宣布停战，接受了协约国苛刻的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也于1918年11月3日宣布投降。根据停战协定，奥匈军队只可保留20个师的兵力，其他一概复员；释放全部战俘，战舰解除武装后交给协约国，协约国军队有权使用奥匈境内的铁路和公路，这样协约国就可以从奥匈境内进攻德国。

为了挽救颓势，德皇于1918年10月27日迫使鲁登道夫辞职。第二天，德国北部的重要军港威廉港爆发了海军的反抗，并很快蔓延到基尔港的公海舰队。革命的标志：红旗飘扬在战列舰上，德国水兵们戴上红色帽章，成群结队地唱着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马赛曲》行进在街头，军官们有的参加了起义，有的躲了起来。到了11月4日，起义已经席卷德国北部，并迅速蔓延到南部和西部。以新任国防部长埃茨贝格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开始同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法国的福煦元帅在贡比涅的火车车厢里谈判。

1918年11月9日，冯·兴登堡正式会见德皇威廉，告诉他，德国军队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并劝告德皇退位，前往荷兰避难。德皇威廉接受了劝告，在48小时内宣布了退位；统治德国达数百年的霍亨索伦家族寿终正寝。

停战之后，曼施坦因所在的师在驻防的东线放下了武器。战争终于结束了，但作为一个受普鲁士军国教育多年的职业军官，曼施坦因不想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作战，他认为，德国军队是被“11月的罪人”所出卖，真正的德国军队并没有被打败。

根据11月11日签订的停战条约，德国从所有侵占领土上撤出，把1871年普法战争中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交出大量的战争物资，其中包括5000门大炮和2·5万挺机枪；德国公海舰队现存的10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全部潜艇，都被扣留。这些舰只不久将运往英国斯卡帕弗洛的海军基地，法国海军将接收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当法国人正兴高采烈地等着接收战利品的时候，德国水兵却凿沉了他们的战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开始，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投降，历时4年又3个月，参加战争的有30多个国家，双方参战兵力达6000多万，伤亡3000多万人，因战争而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平民达1000万人，交战各国的经济损失多达2700亿美元。

战争结束之后，曼施坦因暂时躲到家里，他不愿意整天看到士兵们那副萎靡不振、百无聊赖的样子；加上他在战斗中负过伤的伤口又隐隐作痛，是该休息一段时间了。

家中的境况自是不如从前，连年的战争使得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都供应困难，物资贫乏，市民们只能靠配给的马铃薯度日。德皇的逊位，使得从前的贵族地位一落千丈，租佃给农民的土地由于精壮劳力都送去了前线，收成无多，交的地租极为有限。

更有甚者，对于德国人来说，灾难并不由于战争结束而结束，战胜国的列强岂肯就这样善罢甘休？

1919年1月18日，德国难堪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战胜国一方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法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开幕，是有意使德国难堪，因为这一天正是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的日子。参加对德、奥、土等国作战，或者同上述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的2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和会，而德国及其盟国被排除在外；苏维埃俄国也未被允许参加会议，一来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使协约国诸列强余怒未息，另一方面这次会议还将商讨如何对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问题，不便请俄国人来参加。

1919年6月28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英、法、意、日等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签订了对德和约，这就是著名的《凡尔赛和约》。

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凡尔赛和约》的有关内容不久就传到了德国柏林，曼施坦因也像其他的柏林居民一样，得知了该条约的有关内容。

这个条约全称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包括序言、议定书和440条约文，洋洋洒洒，无非是要德国割地赔款；德国将其海外的属地全部交由协约国瓜分，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除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之外，还要将原本属于德国的萨尔煤矿的开采权给予法国；给波兰在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之间划出一条入海的“走廊”（也就是德国人引以为耻的“但泽走廊”，这条走廊使波兰得到了海港，却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离）。

尤其条约中的有关限制德国军事的部分，令参加过大战的军人极为不满。为了防上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凡尔赛和约》还在在武装力量上对德国加以诸多限制，规定德国在莱茵河右岸的50—6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拆毁原来的一切军事设施，德国不得驻军和举行各种军事演习。而莱茵河左岸则由协约国占领15年；协约国对德国的科伦、科布伦茨、美因茨三个占领区分别占领5年、10年、15年；军事占领的费用由德国负担。

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不能拥

有空军，陆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并不能配备主力舰，最大舰只不能超过1．6万吨，禁止海军使用潜艇。军队的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都予以解散，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和约还要求他们把包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兴登堡等人在内的800多名“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审判。

曼施坦因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当然反对这个和约。1919年5月7日和约在柏林公开发表的当天，曼施坦因参加了愤怒的柏林市民群众集会，德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们也认为不能接受这一和约。

战败和德国国内的革命，使旧德国陆军的使命结束了，但曼施坦因的军事生涯似乎还没有走到尽头。1919年，正当曼施坦因彷徨无计并沉浸于丧权辱国的悲哀之中的时候，有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到他在柏林的家中去找他。

这个找他的人，就是曼施坦因在德军第一集团中的参谋长罗斯堡将军，他请心灰意懒的曼施坦因出山，充任自己的幕僚。罗斯堡将军此时正奉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之命，主持一个设在柏林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根据《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武装部队的限制，拟定一个拥有10万人的德国新陆军的建军计划。

德国军国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仅凭一纸条约就想从根本上予以铲除是不可能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参谋本部已被解散，但事实上却转入地下，用各种巧立名目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罗斯堡主持的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德国参谋本部相当一部分职责。

曼施坦因虽然未能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但由于他有多年的参谋业务经验，又在德军的各级部队中任过职，遂以被准许留在这个委员会中继续工作。另外，曼施坦因家族在军界的影响，特别是冯·兴登堡在军界的声望，都使得曼施坦因比起其他人来说更有竞争力。

德国军队的大幅度被裁减，很多在军界谋生的人失去饭碗，曾经引起了军队的骚动。1920年l月10日，驻波罗的海沿岸的5万名德军在奉调回国的途中，得知他们将要被裁减的消息之后，极为不满，进行了抵制。解散德国埃尔哈特和勒文弗尔德海军旅的命令，也引发了这两个海军旅士兵的叛乱。叛乱的军队曾经于3月13日攻陷了柏林。其他国防军拒绝与叛军作战，身为作战局长的冯·塞克脱对部下说：国防军不打国防军。这实际上就是对叛乱的一种变相支持。

曼施坦因所在的委员会，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室破旧不堪，好多人挤在一个办公室中办公，吃着简单而粗糙的食物，整天埋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堆中，查阅有关资料，进行甄别和遴选。这个委员会在冯·塞克脱将军和罗斯堡将军的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不久一支新的德国国防军的框架就建立起来。

德国的敌人在形式上把旧军队给毁了，比任何德国自身的改组委员会办得都要彻底，反过来对产生一个全新的国防军倒显得十分有利。新军队的基本任务只有两个，那就是攻击与防御的工具，一个民族既要攻击别人还要防备别人的攻击。至于攻击谁和防御谁，那是政治家的事。

德国新国防军必须有一个过硬的军官阶层。旧军官的将校团中，有些经过了战事，还愿意服役，从他们之中挑选，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挑选的比例大约是10：1，就是从4万名旧军官中保留4000名，保留部分旧军官有利于一些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如思想与教育、训练与经验，能传授给新的军官将校团。

新国防军的军官，还有个忠诚谁的问题。对于一个像曼施坦因这样的旧军官来说，一家几代人都与皇室发生同样的关系，难于割舍，从感情上忠诚于王室。现在新军官服务的对象只是一个抽象的共和国，这个概念对刚刚取消王室的魏玛共和国来说，不仅抽象，而且冷酷。忠于宪法吗？共和国只要经过国会2／3人的。同意，每天都能修改，同样唤不起军人的义务感，逞论忠于它了。只有两个条件可供参考：一是对德意志民族的义务观念，二是绝对服从于上级，这样的将校团才堪用。

报名参加新国防军的人很多，供过于求。10万陆军，这对原本尚武的德国人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但新国防军不是失业救济所，只能是优中选优，特别注重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

对付协约国对德国军队员额的限制，曼施坦因和委员会的同僚们采用了当年对付拿破仑的办法。他们还记得，在19世纪初，拿破仑打败普鲁士之后，就曾经逼迫普鲁士接受了军队总数不能超过4．2万人的限制，但在1808年普鲁士采用了每个连队每个月都有一些人秘密休假而增补一些新兵填补空额的方法，这些新兵在经过短期训练后，立即离开部队。因此，尽管普鲁士的正式部

队始终不超过4．2万人，但经过训练的后备军却不下10万人。当然这些都在秘密中进行。

在德国新国防军的建军理论上，曼施坦因深受被称为德国新国防军之父的冯·塞克脱的影响。冯·塞克脱在德国军界被《凡尔赛和约》压得七零八落的时候，用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激励起德国军人的信心，他对属下说：“就像火山爆发改变了原来的山川地形，但也可以创造新的田园一样，《凡尔赛和约》毁灭了德国的旧的陆军组织，却使新的组织建立起来更加容易。”

的确，在《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章程，定得十二分的精密，而且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协约国的监察委员们又常常节外生枝，按照不利于德国的方面去解释有关条约。

负责筹建德国新国防军的委员会，自然少不了与战胜国的监察人员接触。在与这些趾高气扬的监察人员打交道的时候，曼施坦因深深感到亡国军人的耻辱。他们所造的表册，往往夸大了德军应该收缴和销毁的武器数量，在执行时又往往采取刺伤德国民族自尊心的方法，逼迫德国士兵把武器搬到空场上，一面奏着法国《马赛曲》，一面焚烧。如果德国人向他们抱怨，他们只是耸耸肩，做着无可奈何的样子，把和约的条文指给德国人看。

法国人甚至采取了更伤害德国人颜面的方法，让法国的武器商人穿上占领军的军服，带着黑人——当时被认为是劣等有色人种——到德国各地的要塞去检查，然后把收缴的武器转卖给其他国家，大赚其钱。德国造的武器精良，自然不愁找不到买主。

和约还禁止德国各大学、各种学校、会社和学术团体，与新国防军任何军事研究与军政部门联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不许对德国青年进行军事教育，而其他协约国却是非常重视。

和约中除了废除德国的参谋本部之外，还禁止德国设立一切高等军事教育机关，尤其是像柏林军事学院这样的院校，主要是使军官的价值降低，使他们受不到普鲁士精神教育及战争学理论的教育。参谋本部是铸造将校和参谋长的处所，还是使德军在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观念一致、使庞大的军队在最高统帅的意志下工作的机构。废除了军事院校，可以使德国方面即使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也找不到训练好了的人去执行其计划和理想。

德国新国防军这区区的10万人，也只可用于德国的内部治安和服务边疆。前者只起候补警察的作用，后者主要起海关官吏的作用。国际监察委员会曾规定，德国国防军的卫戍地点，要一排排地分布全国。其用意很明显，这10万人越是分散，就越不便共同训练。而且这10万人还须为雇佣兵，而不是尽义务，雇佣兵役制要比义务兵役制花费更多的钱。虽然英国和美国也都是雇佣兵制度，但其一为岛国，其二在大洋彼岸，且海军极强，而德国缺乏的恰恰是这些。

德国只能拥有防御性的武器，不能拥有飞机和坦克等进攻性武器。

德国没有权利自由编制新国防军的10万人，只能编为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骑兵的效力最少，而且骑兵的费用要昂贵得多。

德国10个装备不全的师，在未来欧洲战场上的作用微乎其微。

曼施坦因和他建军办公室的同僚们，就是在这种层层限制下，进行着德国新国防军的建军工作。

首先新军服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军服是一种威严、权力和义务的象征，穿上它，军人就不会忘记自身肩负的使命。青年人之所以选择军人职业，对威武华丽的军服的羡慕，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德国新国防军的制服不得不力求简单，从大战结束后德国各地义勇军杂乱无章的军服中，恢复表面上的一致；颜色以灰色为主。

《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建立高级军事教育机关，故德国士官学校的基础较为高深。旧军只是招收高中毕业生，加上18个月的训练，其中有9个月是在士官学校，即可成为合格的士官。而新国防军则注重在行伍中挑选士官候补生，被证明是可用之人后，送到士官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训练。第一年，受普通军事训练，第二年受步骑兵及各种武器学理的训练。鼓励军官自己加以深造。

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和各高级司令部已经占去大多数现有军官。从前陆军部的工作，现在完全由国防部担当。其他如编辑战史、测绘地图则完全脱离了军事范围，参谋本部情报部的职责交给了外交部，他们把国外使用先进武器的情况及时传递给军队。找出10万人居住的地方，看似容易，实则困难重重。德国东部和西部卫戍城市的宿营设施，因疆土的割让而化为乌有；莱茵河流域不得驻军，旧军解散之后，老营房成了无主的赃物，被瓜分和蚕食。当新建国防军的时候，差不多都被别人抢光了，找回它们，费了很多的口舌。另外，结婚的军官找住宅也不容易。

从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之间，曼施坦因工作兢兢业业，但生活却单调乏味，德国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使他再也无缘继续享受过去奢侈的贵族生活了。

《凡尔赛和约》除了在军事上对德国套上了一层层的限制之外，还在经济和赔款上敲骨吸髓，给德国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德国丧失了1／7的领土、75％的铁矿和26％的煤炭。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后又减少为1320亿，德国的临时政府在偿付了第一批10亿金马克后，财政就完全崩溃了，再也无力支付。当时德国政府所有的税款收入，每月充其量也就是1亿金马克。

德国货币马克从1921年开始贬值，跌到了75马克对1美元，1922年又跌到了400：1，1923年初跌到了7000：1，1923年1月法国占领德国鲁尔矿区的那一天，马克跌到了1.8万：1美元，到了7月1日，跌到了16万：1，8月1日跌到了100万：1美元，到了1月，跌到了40亿：1，此后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市民一生的储蓄荡然无存。大笔的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1磅面粉。马克崩溃的唯一好处就是使德国能逃避公债，免付赔款，用毫无价值的马克还债也扫除了战争债务。但使得像曼施坦因这样的家族都尝到了破产和忍饥挨饿的滋味，就更甭说德国社会的中下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