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著
经典名著
类型- 2019.03.28 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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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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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卷五·节场
卷五初版序
作者与克利斯朵夫的对话
作者:你是不是跟人家赌了东道才这么胡搅,克利斯朵夫?你简直叫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克利斯朵夫:你不必假惺惺。一开场你就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儿去的。
作者:你批评的事太多了。你惹恼了你的敌人,打搅了你的朋友。一个体面人家出了点儿不大光鲜的事,不去提它不是更雅吗?
克利斯朵夫:有什么办法?我根本不懂什么雅不雅。
作者:我知道,你是个蛮子。你太傻了!他们要人相信你是大众的敌人。你在德国已经得了反德国的名气。你到法国来又要得个反法国的——或者更严重些——反犹太的名气。你小心点儿。别提到犹太人……你得到他们的好处太多了,不能再说他们坏话。
克利斯朵夫:我认为是他们的好处跟坏处,干吗不能全部说出来呢?
作者:你特别是说他们的坏处。
克利斯朵夫:好处在后面呢。对他们难道应当比对基督徒更敷衍吗?我给他们的分量重一些,因为他们有这个资格。在我们这个光明正在熄灭的西方,他们既然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就得给他们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大有把我们的文明断送的可能。可是我并非不知道,也有一些人对于我们的行动与思想是股很大的力量。我知道他们的民族还有哪些伟大的地方。我知道他们之中有成千累万的人竭忠尽智,孤高淡泊,充满着爱,力求上进,凭着孜孜不倦的毅力,默默无声地在那里苦干。我知道他们心中有个上帝。因为这样,我才恨那些否认上帝的人,恨那些为了求名求福而自甘堕落,而玷辱他们民族的使命的人。打击这等人便是爱护他们的种族,正如我打击腐化的法国人是为了爱护法国。
作者:孩子,这是你多管闲事。别忘了那个挨揍的史迦那兰女人。别管旁人的家务……犹太人的事跟我们不相干。至于法国,它就像玛蒂纳,愿意挨打而不愿意人家说出它挨打。
克利斯朵夫:可是非跟它说老实话不可,并且我越是喜欢它,越是非说不可。倘若我不说,谁会跟它说?——你当然不说的,你们大家都给社会关系,面子关系,多多少少的顾虑,束缚住了。我没有束缚,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我从来没参加任何社团,任何论战。我用不着附和你们,也无须跟着你们心照不宣地不出一声。
作者:你是外国人。
克利斯朵夫:对啦,人家会说一个德国音乐家没有权利来批判你们,也不会了解你们的,是不是?——好吧,我可能是错的。可是至少我能告诉你们,某些外国的大人物——你跟我一样认识的,——在过去的和活着的朋友中最伟大的人,对你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看错了,他们的见解也值得知道,对你们也不无帮助。而这一点也总比你们相信大家都在佩服你们强得多,比你们一会儿佩服自己,一会儿毁谤自己强得多。照你们的风气,你们在某一个时期内大叫大嚷地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另一个时期内又说拉丁民族的颓废是无可救药的了,——过了一晌你们又说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从法国来的,——然后又说你们除了给欧洲提供一些娱乐以外再没别的价值:试问这样的叫嚷有什么用?主要是不能对腐蚀你们的疾病闭上眼睛,也不能灰心,应当振作精神,为了你们民族的生存跟荣誉而奋斗。凡是感觉到这个不甘灭亡的民族还能抗拒疾病的人,就能够,而且应该,把民族的恶习和可笑的地方大胆地暴露出来,把它们铲除,——尤其要铲除那些利用这些缺点而靠它们过活的败类。
作者:即使为了爱护法国,你也不要去碰法国。你会叫安分守己的人着慌的。
克利斯朵夫:对啦,安分守己的人,看到人家认为一切都不大行,看到人家挖出这么些惨事丑事来,是要痛苦的!他们受着剥削,可不愿意承认。他们发现人家吃的苦已经受不住了,所以宁愿无知无觉地做牺牲品。他们要别人至少每天对他们说一次,在世界上最完满的国家内,一切都尽善尽美,而“……法兰西,始终在世界上占着第一位……”然后,那些老实人心定神安,回头去睡觉了,让别人去为所欲为……这种老实人真是太好了!我使他们痛苦,将来我还要使他们更痛苦。我请他们原谅……可是即使他们不愿意有人帮助他们反抗压迫的人,至少也得知道别人跟他们一样受着压迫而不像他们那么逆来顺受,没有他们那种自欺欺人的本领,——还得知道另外有些人,就是被这种逆来顺受和自欺欺人的心理断送了,给压迫者随意摆布。而这批人是多么痛苦!你记住吧!我们受过多少罪!眼看气压一天天加重,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不道德的无耻的政治,萎靡不振而甘心乐意趋于虚无的思想:唉,跟我们一同受罪的人有多少!我们目击心伤,彼此紧紧地挤在一起……啊!我们一块儿过了多么艰苦的岁月。我们的前辈,万万想不到我们的青春在他们的影子底下苦苦挣扎的惨痛!……我们是抵抗过了。我们是得救了……难道我们不能救别人吗?让他们受着同样的折磨,不伸出手去援助他们吗?不,他们的命运跟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心里所想的跟我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完全一样。我意识到我是代他们说话。不久,我也要提到他们。我急于要给人看到真正的法兰西,被压迫的法兰西,深深地埋在底下的法兰西:犹太人,基督徒,还有不论抱着什么信仰不论属于什么血统的自由灵魂。——可是要接触到这个法兰西,先得从封锁大门的守卫中间打出一条路来。但愿美丽的囚犯从麻痹中振作起来,推倒她牢狱的墙壁!她还没知道自己的力量和敌人的无用呢。
作者:你说得不错,我的灵魂。可是不管你做些什么,千万不能恨。
克利斯朵夫:我心中绝对没有恨。便是想起最凶恶的人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受着痛苦而有一天会死的。可是我非打倒他们不可。
作者:斗争,哪怕是为了行善的斗争,总是伤害人的。你自以为能使那些美丽的偶像——艺术,人类——得到的好处,是不是抵得上一个活人所受的痛苦呢?
克利斯朵夫:要是你这样想,那么你把艺术放弃吧,把我也放弃吧。
作者:不,你不能离开我!没有了你,我怎办呢?——可是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呢?
克利斯朵夫:等到你争取到和平的时候。不久……不久……你瞧,春天的燕子不是已经在咱们头上飞了吗?
作者:美丽的飞燕,报告美丽的季节已经临到,我也已经看到。
克利斯朵夫:别幻想了,你抓着我的手,跟我来吧。
作者:我的影子,我的确非跟着你走不可。
克利斯朵夫:咱们两个究竟谁是谁的影子?
作者:啊,你长得多么大了!我认不得你了。
克利斯朵夫:那是太阳往下落了。
作者:我更喜欢你孩子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来吧!白天快完了,咱们只剩几个钟点了。
罗曼·罗兰
一九○八年三月
第一部
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亲狎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利斯朵夫到了法国了。
他满足了关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饱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
到达之前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地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地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地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
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作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利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地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始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
他在人丛中挤来撞去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夫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地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
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下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作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利斯朵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愣头磕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利斯朵夫话既不大听得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儿,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骇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着灰土的、滑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
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拥来拥去。车马辐辏,阻塞交通,赛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利斯朵夫愣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
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地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岗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对方没有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像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地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像片和尽是些淫猥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地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地对她望着,她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地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面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利斯朵夫看到有这么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近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得水泄不通。一匹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地鞭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儿,又无可奈何地倒下,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克利斯朵夫极大的感触:大家无动于衷地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竭力抑捺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得扭做一团,大为惊异。他往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现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儿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
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地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流泪。他筋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
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坠入狂乱的昏懵状态,时时刻刻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塞。他从头到脚发烧,口渴得要死;荒唐的恶梦老盯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儿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披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它谈天。它跟他作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它,克利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
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地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的直到夜里……
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噢,你这人类的守护者?
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啊,由他把我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庸俗的心灵,决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致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娱,为了博取新的欢娱而自甘堕落。克利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奈山上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净了。他安安静静地睡下,直睡到天明。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
“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地开始奋斗。
当天早上他就预备作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狄哀纳,跟他的叔父在玛伊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玛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作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狄哀纳非常亲密,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当时狄哀纳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答答的呆板的大孩子,受着克利斯朵夫犷野不羁的性格诱惑,很可笑地摹仿他,使克利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过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狄哀纳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利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狄哀纳通信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至于和西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猢狲似的家伙老是耍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揿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艺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非常当真地说要杀死他方始害了怕。
克利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决不放过讲法语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侍者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的花了很大的劲儿造出一些四不像的句子,翻来覆去地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
吃过早点,他就去找狄哀纳。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利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它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骑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止。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克利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似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瞥见狄哀纳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尽里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它们的直觉难得错误。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骚动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语说:“狄哀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吗?”
“大概是吧。他才出门。”
克利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吧。”
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
“噢!没关系,”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地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哪怕等上一天也行。”
那青年望着他愣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地拣着一个角落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待在那里了。
店员回到铺子的尽里头,和同事们轻轻地说着话;慌张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
大家含糊了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狄哀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上有个紫色的伤疤,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钮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地向克利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利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狄哀纳的手粗声大气地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狄哀纳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利斯朵夫重续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利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利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交集,赶紧嘟嘟囔囔地说:“到我办公室去吧……说话方便些。”
克利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
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狄哀纳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地解释:
“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狄哀纳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地回答说:“忙什么!”
狄哀纳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
“怎么不忙!有桩买卖……”
克利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
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辞地说着。克利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
(一听到这个你字,狄哀纳就心中有气;他一开头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狄哀纳。)
“那么,”克利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儿,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
狄哀纳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如意地叫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
“啊!”他神气俨然地说,“那可是糟啦,太糟啦。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
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可鄙,截住了他的话:“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狄哀纳着了慌。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狄哀纳很小心地回答。(他提防着。)
克利斯朵夫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吧?”
“是的。”
“那么,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吧。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狄哀纳神气很为难。
“怎么呢?”克利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像是他帮人家的忙。而狄哀纳倘使不能叫克利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利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才小用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你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利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气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愿意帮助克利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我给你五十法郎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狄哀纳走过去的神气,使狄哀纳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利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地凑近去,大叫一声:“畜牲!”
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儿,他才记起那是西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狄哀纳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使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
“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决不会饿死的。”
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儿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
那家出版公司在玛特兰纳区;克利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利斯朵夫才碰了狄哀纳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地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堆着笑容奔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
西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皮色太红了一点儿,头发太黑了一点儿,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儿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几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二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伧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根,洛赞那一类的玩艺儿。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它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西尔伐·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钦慕已经不稀罕了。
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
“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地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地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决不做睚眦必报的打算。克利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叫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利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利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
“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还有点儿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
有位女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地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他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肉感小说写得火辣辣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福,胸口缀着紫色丝带,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儿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她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看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
高恩又向克利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地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渺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啊!”克利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
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地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结束他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嘿!”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被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
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齐说出来不可。
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妙啊!妙啊!真够劲儿!”
他热烈地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
“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你赏个脸吧……咱们一起吃饭去。”
克利斯朵夫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暗暗地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
他们一同出去。克利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
“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没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
“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
克利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两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利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利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亲狎。感激之余,他很天真地把自己的计划噜噜苏苏地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利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地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利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高恩回答,“放心,等会儿我就去找人。”
克利斯朵夫紧盯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好吧。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噢!跑一趟算得了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吧。”
克利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
他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驾。——再过十分钟,他把克利斯朵夫完全忘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
“真是个好人!”他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
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远不及写整本的乐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利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儿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十二小时。
第二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决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叫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步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遛遛,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想着母亲;而她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她孤零零地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她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儿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吧。”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地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里的,——很快地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他花了好大的劲儿,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地问:
“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吧……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地问。
高恩狡狯地瞥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戆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那就行啦!”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但尼·哀区脱,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吧。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哀区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利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哀区脱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哀区脱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利斯朵夫恭恭敬敬地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
但尼·哀区脱年纪四十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亚述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高恩有说有笑地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地站在那儿。哀区脱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地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姓名。”
克利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地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
哀区脱不动声色,继续冷静地说着,当作没有克利斯朵夫一样:“克拉夫脱?……没听见过。”
像哀区脱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
他又用德语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
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那么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地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地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不知道。
“那么,”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联弹的钢琴谱?”(四手、六手、八手联弹的琴谱,乃系供二人在一架钢琴上合奏,或三人四人在二架钢琴上合奏之谱。)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么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吧。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毕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往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么拿来瞧吧。”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地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地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地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嗯,”他终于老气横秋地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么,”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做。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作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叫我,叫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叫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吧,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地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地回答:“随你吧。”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訇訇地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作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地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
“钢琴?……你弄这个玩艺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班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吧,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艺儿,但并非必须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地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她的女儿找到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现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地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地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地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儿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吧!终有一天……
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地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像雌老虎般的跑来,拼命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齐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地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地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吧。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地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吧?——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叫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屉,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赞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特斯庞夫人的床下,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豪普特曼、祖德尔曼、李伯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叫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作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儿,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 arcithuram, catalamus, singulariter……bonug, bona, bonum……”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地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地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叫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叫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地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地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叫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做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地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地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佛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儿,径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地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儿地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地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凡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现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地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作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是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像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地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还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地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地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地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像很深刻,没有一点儿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地觉得背后有人指手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地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地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像鲁宾斯坦,右手像帕岱莱夫斯基, ——或者是右手像鲁宾斯坦,左手像帕岱莱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叫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地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像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叫自己不要做声,但那竟不由他做主:一会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会儿酸溜溜地下些断语,一会儿不伦不类地来一个比较,一会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叹赏《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叫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其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现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高恩赌咒发愿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地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儿不表惊异,倒很亲热地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地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儿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曲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座椅密密地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地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地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地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像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像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巴黎交响乐音乐会的场子均极简陋。)——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气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叫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像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愣住了,直到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騃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座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地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一志地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日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齐灌下,决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奇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地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篇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悠然自得。
在这分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河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语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 a, Da; F, a, Fa; R, a, Ra, ……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洋洋地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像中学生分析西赛罗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词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作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像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瓦格纳,至于柏辽兹和格鲁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巴斯蒂安·巴赫与德彪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巴赫,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莫和库伯兰了。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融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像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决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淙淙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耶贝尔 ,古诺 和马斯内 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马斯卡尼和莱翁卡瓦诺 。他便问他的那班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铺。他们却大为生气地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马斯内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 《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抹煞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偏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其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 。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像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像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像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飘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作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浮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成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苹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艺: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起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雷斯 、饶勒斯 、孟戴斯 、《福音书》、红磨坊 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地在自己的乐谱上写起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像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其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像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指当时的法国音乐不是受弗兰克的影响,便是受瓦格纳的影响。)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地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艺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通通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捡西拾地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砌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贝恩哈特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呶呶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地走在险陡的坡边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鲁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由他们去吧。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艺。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作成《第九交响曲》或是弗兰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地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
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班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
“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
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毕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样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地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叫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会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地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柏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
“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鲁克或是一个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笑了。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万达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格雷哥里的子孙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韩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获免。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地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地、深信不疑地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柏与亚丹之流,还有那人也疯魔,音乐也疯魔的柏辽兹。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班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地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决不会像波恩的大熊(贝多芬的故乡为德国波恩,故称其为“波恩的大熊”)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弱音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该校举行的音乐会最初只演奏古代大师帕莱斯特里纳、巴赫、蒙特威尔第、拉莫、格鲁克等的作品。)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巴赫,有些帕莱斯特里纳,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煞的也一样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就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巴赫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班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浓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对《圣经》的了解极其偏执、狭窄、严峻,犹如极端派的加尔文主义。)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衷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么其成绩一定像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决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里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配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奏鸣曲,四重奏,或交响曲……——“奏鸣曲啊,你要怎么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奏鸣曲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像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德性。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现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
丹沃斐·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佩利阿斯与梅丽桑德》(此系梅特林克一八九二年所作的悲剧,德彪西谱成歌剧,于一九○二年公演),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作的,并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发现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呶呶不休地在旁解释。克利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地问: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么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啰。”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的,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瓦格纳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儿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恶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瓦格纳派的巨制。至于唱词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词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和。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瓦格纳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指德彪西)似乎很俏皮地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喁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像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地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现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犷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她听。这当然不是瓦格纳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因戏剧的原作者梅特林克是比利时人,音乐的作者德彪西是法国人)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她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调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利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现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决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身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婀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犹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评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弗兰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现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地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瞥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掮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地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叫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 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 的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姐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吧。”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像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像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地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叫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嗬!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像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作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地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办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雷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地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雷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混浊的浪漫主义(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跟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像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像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地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叫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佩鲁吉诺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合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郎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她谈着自己的情妇;她也跟他谈着她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像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她谈着她的情夫,怂恿她讲述她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她们的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羼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潢,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娼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糅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通通凑在一处,好像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像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
“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吧。”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着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
于是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去。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教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地尖着嗓子装器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嘘的地方,应该叫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
“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犹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地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地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波吕斐摩斯。而这一切,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摹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
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
有一双鹰眼,像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
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
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萨尔杜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剧演员。像西拉诺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期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叫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按法王亨利第四确于一六一○年被刺,但绝非为了失欢情妇。作者在此讽刺作家故意歪曲史实。)
这班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地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波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特蕾莎的悲剧。博迪尼埃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特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彼拉多与玛格达莱妮。——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气,特别饶舌。
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
“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吧!”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品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里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奢。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动作不是贫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末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克利斯朵夫全不理会。
可是他发现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地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现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像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决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像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摹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辛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地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搞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艺。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不愿意读的人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特,不演格里尔帕莱,不演黑贝尔,不演斯特林堡,不演洛佩,不演卡尔德隆,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洲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作奥吉埃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莱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地扑灭,就是被迅速地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像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像戏剧的戏剧,一种像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往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地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地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地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作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像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璜。”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
“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地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嗬!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气魄。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像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么,我来说了吧: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作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像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评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地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作高出于艺术家,看作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栖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作“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儿来吧!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地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今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做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么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么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地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地望了他一会儿,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么,朋友,你自己去找吧。”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第二部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餍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餍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地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像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像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地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地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像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皮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彩,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像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作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其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像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地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像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多姆和奥古斯特·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地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叫它停止。那像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地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委拉斯开兹——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撂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作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现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吧,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吧,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人家,不由自主地研究对方,叫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地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像野兽一样……他干吗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作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地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叫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作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安特卫普,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像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騃;她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地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地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会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艺儿,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功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像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决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滑,很容易随机应变地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形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样的水瓶,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瓶。
她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瓶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像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马斯内、格里格、托梅。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巴赫和贝多芬弹得很像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巴赫、格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铺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画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像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现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搞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像什么话!”
“一点儿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地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你干吗耸肩膀?你干吗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作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奏鸣曲弹给我听吧。”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儿吧。”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吧,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地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像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地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地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儿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决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像疯子一般大大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她无精打采地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地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
“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会儿好不好?”
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不。他心里想:
“她不大上劲儿……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留着他:
“只要一会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
他觉得她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
“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锋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她含讥带讽地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
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搞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地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叫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么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
“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撅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么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搞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啰。”
“谢谢吧!”高兰德恼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她便敲着键盘呻吟道:
“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的回答。
她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
“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
“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轻重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地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艺儿,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风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她们笑也跟着笑),当她们对一班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扑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地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她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地握着:
“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像保障我们的一样?”
“像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心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心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贝格松和朱尔·勒迈特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种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毕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儿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吧。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吧。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吧!帮助我吧!……”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起,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儿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像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儿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做事,只渺渺茫茫地反复不已地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撅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像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地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像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拼命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像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像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其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地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颇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地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地发现,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普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叫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眨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叫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凡·代克,或是伦勃朗,或是委拉斯开兹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班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 ——“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 ——“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 ——“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 ——“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像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作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像画家凡·代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起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地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地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叫她们艳羡。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疲地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像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地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地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是不客气地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像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做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像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地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气地闹起来。她可继续装作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地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做。”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吗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另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吧!”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地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地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儿,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想。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现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主教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份,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地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像奉教一般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地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份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地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指路易十四)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地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气气旧教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恩斯特·勒南”。另外一批自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词句更改过。
还有一班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 “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佩尔戈莱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 “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疯魔(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疯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疯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詹森派 、雅各宾党 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地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疯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作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齐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列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么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齐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地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会儿用颤音,一会儿像羊叫,做着大开大合,有点儿抖动的手势,像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 ——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新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趴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绝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平,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像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地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平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做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班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觉得自己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聘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此所谓第四个政权,暗指工人及平民阶级的抬头),带着又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地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皮克·特·拉·米兰多拉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作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艺儿,像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德彪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我干吗就不能像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牲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嘛,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往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哥特式建筑的教堂,正面钟楼上往往有下粗上细的极长的八角形柱作为结顶,末梢则为箭形。而八角形的长柱四周饰有树叶与枝条等作为装饰,此处称神圣的荆棘,乃言此种树叶枝条之装饰象征基督荆冠上之荆棘。小圣堂在今巴黎法院侧,建于十三世纪,与巴黎圣母院相距不远。)对岸,卢浮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其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步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浮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儿小名气。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有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地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作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地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样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像埃达·迦勃勒(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地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地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路,像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作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地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盼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地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地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此前使克利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叫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作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作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吧,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地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地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地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韦罗基奥与米开朗基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齐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地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地响起来了。扫罗王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地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地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地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王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王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地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地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儿疲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她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她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她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洋洋地问:“那么你是满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地通知她;你们是搞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吧?”
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俩眨了眨眼睛,神气很狡猾:“她多有天分!”
“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
经理好不为难地搔搔鼻子:“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她的确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敢向你担保。也许她今天不大得劲。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这不过是白费时间罢了。”
他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是还冷冷的不至于失礼,慢慢的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她花了很大的劲儿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乞怜,只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地出来把练习会中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地向他示意叫他过来,说道: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吧。”
经理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地回答:“我没有办法。请你跟罗孙先生去说吧。”
“那跟罗孙先生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这些事去麻烦他。”
“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孙。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罗孙一团高兴地嚷着:“怎么?已经完啦?我还想来听听呢。那么,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说吧,说吧。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使你满意不可。”
“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咱们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她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孙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他沉着脸说:“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她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没有嗓子,唱歌没有品,没有技巧,一点儿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听到……”
罗孙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地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说吧,他转过背去,搀着女演员的手臂出去了。正当克利斯朵夫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在旁看得挺高兴的高恩,过来拉着他的胳膊,一边下楼一边笑着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他的情妇吗?”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明白了。他们想表演这个作品原来是为了她,不是为了克利斯朵夫,怪不得罗孙这样热心这样肯花钱,他的喽啰们又这样上劲儿。他听高恩讲着那个圣德-伊格兰的故事:歌舞团出身,在小戏院里红了一些时候,就像所有她那一流的人一样,忽然雄心勃勃,想爬到跟她的身份更相当的舞台上去唱戏。她指望罗孙介绍她进歌剧院或喜歌剧院;罗孙也巴不得她能成功,觉得《大卫》的表演倒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可以叫巴黎的群众领教一下这位新悲剧人才的抒情天才,反正这角色用不到什么戏剧的动作,不至于使她出丑,反而能尽量显出她身段的美。
克利斯朵夫听完了故事,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说:
“你们真叫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叫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排一出歌剧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这样混下去吧,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吧,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的。再见了。”
他别了高恩,回到寓所,写了封信给罗孙,声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时也不隐瞒他撤回的动机。
这是跟罗孙和他所有的徒党决裂了。后果是立刻感觉得到的。报纸对于这计划中的表演早已大肆宣传,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欢而散又给他们添了许多嚼舌的资料。某个乐队的指挥,为了好奇心,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的音乐会中把这个作品排了进去。这幸运对于克利斯朵夫简直是个大大的厄运。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人大喝倒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约齐了要把这个傲慢的音乐家教训一顿;至于听着这阕交响诗觉得沉闷的群众,也乐于附和那些行家的批判。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想显显演奏家的本领,冒冒失失地在同一音乐会里出场奏一阕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幻想曲。群众的恶意,在演奏《大卫》的时候为了替演奏的人着想而留些余地的,此刻当面看到了作家就尽量发泄了,——何况他的演技也不尽合乎规矩。克利斯朵夫被场中的喧闹惹得心头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间突然停住,用着挖苦的神气望着突然静下来的群众,弹了一段玛勃洛打仗去了,——然后傲慢地说道:“这才配你们的胃口。”说完,他站起身来走了。
会场里登时乱哄哄地闹了起来。有人嚷着说这是对于听众的侮辱,作者应该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报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贬斥的粗野的德国人骂了一顿。
然后是一片空虚、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克利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独以后再来一次孤独,在这个外国的、对他仇视的大城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孤独了。可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耿耿于怀。他慢慢地有点儿觉得这是他的命运如此,终身如此的了。
他可不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即使命运把他的朋友通通给剥夺了,他也永远会创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
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同时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子。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叫作葛拉齐亚·蒲翁旦比,皮肤黄澄澄的,颧骨带点儿粉红,脸蛋很饱满,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小小的鼻子有点儿往上翅,阔大的嘴巴线条很分明,老是半开半合的,下巴很圆,很白,神色安详的眼睛透着温柔的笑意,鼓得圆圆的脑门,四周是一大堆又长又软的头发,并不打鬈,只像平静的水波一般沿着腮帮挂下来。宽大的脸盘,沉静而美丽的目光,活像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画上的圣处女。
她是意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大庄子里:那边有的是平原、草场跟小河。从屋顶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黄的葡萄藤,中间疏疏落落地矗立着一些圆锥形的杉树。远处是无穷尽的田野。四下里静极了。只听到耕田的牛鸣和把犁的乡下人尖锐的叫喊:“吁!嘻!……走呀!”
蝉在树上唱,青蛙沿着水边叫。夜里,银波荡漾的月光底下,万籁俱寂。远远的,不时有些看守庄稼的农人蹲在茅屋里放几枪,警告窃贼表示他们醒在那里。对于蒙眬半睡的人们,这种声音跟在远处报时的和平的钟声并没什么分别。过后,又是一片静寂包着你的心灵,好似一件衣褶宽博的软绵绵的大氅。
在小葛拉齐亚周围,生命似乎睡着了。人家不大理会她。她是在恬静的空气中自由自在的长大的。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她性子懒懒的,喜欢东遛遛,西逛逛,没头没脑地尽睡。她会在园子里几小时的躺下去。她在静默中飘飘荡荡,好似一只苍蝇在夏日的溪水上轻轻拂弄。有时,她无缘无故突然奔起来,奔着,奔着,像一头小动物,脑袋与胸脯微微向右边侧着,非常轻灵,自然。她简直是头小山羊,就为了喜欢蹦跳而在石子堆里溜滑打滚。她和小狗,青蛙,野草,树木,种田的人,院子里的鸡鸭,唠唠叨叨地说话。她疼爱周围的一切小生物,也很喜欢大人,可是不像对小东西那么毫无顾忌。她不大见到外界的人。庄子离城很远,完全是孤零零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难得有个满面正经、拖着沉重的脚步的农夫,或是一个眼睛发亮,脸孔紫铜色的,美丽的乡下女人,昂着头,挺着胸,摇摇摆摆地走过去。葛拉齐亚在静悄悄的大花园里独自消磨日子:一个人也不看见,后来不厌烦,对什么也不怕。
有一次,一个流浪的汉子闯入冷落的田庄里想偷只鸡。他看见女孩子躺在草地上,一边哼着一支歌一边咬着一块长长的烤面包,不由得呆了一呆。她安闲地望着他,问他来做什么。他说:“给我一些东西,要不然我就吓你了。”
她把手里的面包递给了他,眼睛笑眯眯地说:“你别吓人啊。”
于是那浪人走了。
妈妈去世了。老爸爸心肠很好,很懦弱,是个世家出身的意大利人;他身子结实,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气,完全没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旦比的妹子,史丹芬太太,回来参加嫂子的葬礼,看见孩子那么孤单不由得很揪心,决意带她到巴黎去住些时候,让她忘记一下丧母的悲痛。葛拉齐亚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决定了什么事,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没有人能反抗的。她是一家之中最有决断的人;她在巴黎自己家里掌管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情夫;——因为她对于责任和快乐能兼筹并顾,为人又实际又富于热情,——并且极喜欢交际,在外边非常活跃。
到巴黎之后,幽静的葛拉齐亚对着美丽的高兰德表姐深深地钟情起来,使高兰德看了好玩。人们把这个野生的和顺的小姑娘带到交际场和戏院去。大家继续拿她当孩子看待,她也自认为孩子,其实早已不是了。她颇有些自己藏得很紧而觉得害怕的感情,对于一个人一件东西常常会热情冲动。她暗中恋着高兰德,偷她一条丝带或一块手帕什么的;当着表姐的面,她往往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就要看到表姐的时候,她又焦急又快活,简直会浑身颤抖。在戏院里,要是她先到了而后看见美丽的表姐穿着袒露的晚礼服走进包厢,受到众人注目的话,葛拉齐亚就满心欢喜地笑了,笑得那么谦卑、亲切,抱着一腔热爱;而高兰德和她一说话,她连心都为之化开了。穿着白色的长袍,美丽的黑发蓬蓬松松地散披在皮肤暗黄的肩上,把长手套放在嘴里轻轻咬着,又闲着没事把手指往手套里伸进一点,——她一边看戏一边时时刻刻回头看着高兰德,希望她对自己友好地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乐趣分点儿给她,用褐色的明净的眼睛表示:“我真爱你。”
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时,她形影不离地跟着高兰德,坐就坐在她脚下,走就走在她前面,替她拨开伸在路中间的树枝,在没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几块石头。有天晚上,高兰德在花园里觉得冷了,问她借用围巾,她竟快活得叫起来,——过后却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叫的,——因为那等于她的爱人和她拥抱了一下,而围巾还给她的时候又留下了爱人身上的香味。
也有些她偷偷看着的书,有些诗,——因为人家还只给她看儿童读物——使她感到一种慌乱的甜美的境界。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她还不能领会而她也自以为不能领会,——她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出汗。她那时的心情是谁都不知道的。
除此以外,她只是一个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里糊涂的,懒洋洋的,相当贪嘴,动不动就脸红;有时几小时不出声,有时咭咭呱呱说个不休;容易哭,容易笑,会突然之间嚎恸,也会像小孩子般纵声狂笑。一点儿毫无意思的小事就能使她乐,使她高兴。她从来不想装作大人,始终保存着儿童的面目。她尤其是心地好,绝对不忍心叫人家难过,也绝对受不了别人对她有半句生气的话。她非常谦虚,老躲在一边;只要是她认为美与善的,她无有不爱,无有不钦佩;她往往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有如何如何的优点。
史丹芬家负责管她的教育,那是已经很落后的了。她跟克利斯朵夫学琴就是这样开始的。
她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姑母家某次宾客众多的夜会上。跟无论哪种客人合不来的克利斯朵夫,尽弹着一阕没有完的柔板,把大家听得打呵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听的人以为是无穷无尽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烦,只是不便发作。高兰德却乐死了,觉得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利斯朵夫感觉迟钝到这个地步;她只觉得他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她很有好感,同时也认为很滑稽,但决不愿意为他辩护。唯有小葛拉齐亚被这音乐感动得眼泪都上来了。她躲在客厅的一角。最后她溜走了,因为不愿意让人家发现她的骚动,也因为受不了大家背后拿克利斯朵夫取笑。
几天之后,史丹芬太太在饭桌上说要请克利斯朵夫教她学琴。葛拉齐亚听了心里一慌,羹匙掉在汤盆里,把汤水溅在她自己跟表姐身上。高兰德便说她还得先学一学吃饭的规矩。史丹芬太太马上补充说,那可不能请教克利斯朵夫了。葛拉齐亚因为和克利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兴。
克利斯朵夫开始上课了。她身子又僵又冷,手臂胶在身上没法搬动;克利斯朵夫拿着她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势,把它们一只一只放在键盘上时,她竟要软瘫了。她战战兢兢,唯恐在他面前弹不好。但尽管练琴练到几乎害病,使表姐烦躁得叫起来,她当了克利斯朵夫的面总弹得不成样子:她喘不过气来,手指不是僵似木块,就是软如棉花;她把音弹糊涂了,重音也颠倒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埋怨了一顿,生着气走了。那时她竟恨不得死掉才好。
他完全没注意她,只关心高兰德。葛拉齐亚看了表姐和克利斯朵夫的亲密很羡慕;虽然有些痛苦,但她那颗善良的小心毕竟替高兰德和克利斯朵夫欢喜。她认为高兰德远胜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归她一个人独占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后来她必须在表姐与克利斯朵夫两者之间挑选一个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不向着表姐了。她凭着小妇人的直觉咂摸出来,克利斯朵夫看了高兰德的卖弄风情和雷维-葛的拼命追求非常难过。她本能地不喜欢雷维-葛;而自从她知道克利斯朵夫厌恶他之后,她也厌恶他了。她不懂高兰德怎么能把雷维-葛放在和克利斯朵夫竞争的地位而引以为乐。她暗中开始用严厉的目光批判高兰德,一发觉她某些小小的谎话,便对表姐突然改变了态度。高兰德虽然觉得,可不明白为什么,以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葛拉齐亚对她已经失掉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了:高兰德从一桩小事情上可以感觉到。有天晚上,两人在园中散步,忽然来了一阵骤雨,高兰德有心表示亲热,想把葛拉齐亚裹在自己的大衣里面,免得她淋雨;要是在几星期以前,葛拉齐亚一定因为能够偎贴在亲爱的表姐怀里而感到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她却冷冷地闪开了。并且高兰德说葛拉齐亚所弹的某支乐曲难听的时候,她还是照旧弹,照旧爱好。
从此她只关心克利斯朵夫。她的柔情使她有种直觉,能体会到他苦闷的原因。而以她那种孩子气的,多操心的关切,她也把他的痛苦大大夸张了。她以为克利斯朵夫爱着高兰德,其实他对高兰德的关系仅仅是种苛求的友谊。她以为他很痛苦,所以她也为他而痛苦了。可怜她好心竟没得到好报:表姐把克利斯朵夫惹得冒火了,她就得代表姐受过;他心绪恶劣,借小学生出气,在琴上改她错误的时候极不耐烦。有天早上,克利斯朵夫被高兰德惹得格外气恼,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的态度那么暴躁,把葛拉齐亚仅有的一些小本领都吓得无影无踪,她手足无措;他怒气冲冲地责备她弹错音符,更把她骇昏了;他又生了气,拿着她的手乱摇,嚷着说她永远没希望把一个曲子弹得像个样,还是弄她的烹饪或女红去吧,她爱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么音乐,弹些错误的音叫人听了受罪!一说完,他掉转身子就走,课也没上完。可怜的葛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尽了,那些难堪的话固然使她伤心,但更伤心的是她一心一意要使克利斯朵夫满意,结果非但没做到,反而搞出些糊涂事叫自己心爱的人气恼。
后来克利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葛拉齐亚就更痛苦了。她想回家乡去。这个连幻想都是那么纯洁的孩子,始终保存着朴实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里跟骚动狂乱的巴黎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惯。虽然不敢说出来,她已经把周围的人批判得相当准确。但她像父亲一样因为心好,因为谦虚,因为不敢信任自己而很胆小、懦弱。她让霸道的姑母和惯于支配一切的表姐摆布。虽然按期给父亲写着亲切的信,她可不敢告诉他说:“啊!爸爸,把我接回去吧!”
老爸爸虽然心里极愿意,却也不敢接她回去。因为他怯生生地露出一些口风,史丹芬太太立刻回答他说,葛拉齐亚在巴黎很好,比跟他一起好多了,并且为她的教育,也应当留在巴黎。
可是终于有一天,这颗南国的小灵魂再也受不了放逐的痛苦,必须向着光明飞回去了。——那是在克利斯朵夫的音乐会之后。那天她和史丹芬一家一同在场,眼看那些群众以侮辱一个艺术家为乐,她心都碎了……在葛拉齐亚眼里,艺术家就是艺术的化身,是生命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化身。她想哭,想逃。但她非听完那些喧闹、嘘斥与叫嚣不可;回到姑母家还得听那些刻薄的议论,听高兰德一边哄笑,一边和吕西安交换些可怜克利斯朵夫的话。她逃到房里,倒在床上痛哭了半夜:她自言自语地和克利斯朵夫说着话,安慰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因为毫无办法使他幸福而难过死了。从此,她不能再待在巴黎,求父亲接她回去。她说:
“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要是你让我再多留一些时候,我要死了。”
父亲马上赶了来;虽然抗拒刚强的姑母在父女两人都是极不容易的事,这一回他们也拿出最后一点儿意志,鼓足勇气把她顶住了。
葛拉齐亚回到酣睡如故的大花园里,不胜欣慰地跟她喜爱的自然界和生灵重新相聚。在她受过创痛而才安静下来的心中,她带来了一些北国的哀愁,仿佛一层薄雾,此刻给阳光照着,慢慢地融化了。她偶然想起苦恼的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坪上听着熟悉的蛙声跟蝉声或是坐在她比以前接触更多的钢琴前面,她悠然想着自己看中的朋友;她和他几小时低声谈着话,觉得有朝一日他可能推开门走进来的。她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迟疑了好久以后,终于在一个早晨,瞒着人,心儿乱跳,走到三里以外,在农田的那一边,丢入本村的信箱。——那是一封亲切动人的信,告诉他说他不是孤独的,劝他不要灰心,有人在想念他,爱他,在上帝面前为他祈祷,——可怜的信,糊里糊涂地中途遗失了,他始终没收到。
随后,这个远方的女友仍然过着她单纯而宁静的岁月。意大利那种和平、恬静、安乐、默想的精神,又回到那颗贞洁沉默的心中,——可是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印象继续在她的心灵深处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有股天真的温情远远地在关切他,将来还要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他也不知道就在他受辱的音乐会中,有一个将来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亲爱的伴侣,和他并肩携手,向前迈进的人。
他是孤独的。他自以为孤独的。可是志气一点儿不消沉。他再没有在德国时那种悲苦郁闷的心境。他更强了,更成熟了;他知道是应该这样的。他对巴黎的幻想已经没有了: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应当忍受,不该一味固执,跟社会作无谓的斗争;只要心安理得,我行我素就行了。像贝多芬所说的:“要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在人生中消耗了,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最高尚最完善的东西?”他清清楚楚地体验到了自己的性格,也体验到了他从前批判得那么严厉的自己的种族。越受到巴黎气氛的压迫,他越觉得需要回到祖国,回到国魂所在的那些诗人与音乐家的怀抱中去。他一打开他们的书,仿佛满屋子都是阳光灿烂的莱茵的波涛和那些被他遗弃的故人的亲切的微笑。
他曾经对他们多么无情无义!他们那种朴实的慈爱的宝藏,他怎么不早点儿发现呢?他不胜羞愧地想起自己从前在德国对他们说过多少偏激与侮辱的话。那时他只看见他们的缺点,笨拙而多礼的举动,感伤的理想主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懦怯。啊!这些缺点跟他们伟大的德性相比,真是太不足道了!可是他当初怎么对他们的弱点会那样苛刻的呢?此刻他反因之而觉得他们更动人,更近人情了。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现在最受吸引的人便是以前被他用最蛮横的态度贬斥的人。对于舒伯特和巴赫,他有什么不客气的话没说过呢!如今他倒觉得跟他们非常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受过他的挑剔与讪笑的,对他这个亡命异国,举目无亲的人,笑容可掬地说着:
“朋友啊,我们在这里。你勇敢些吧!我们也受过非分的苦难!……可是临了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
于是他听见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的心灵像海洋一般的呼啸着:风狂雨骤,掩盖生命的乌云都给扫荡了,——有极乐的、痛苦的、如醉如狂的民众,有慈悲与和平的基督在他们上空翱翔,——多少城市被守夜的人叫醒了,居民欢欣鼓舞迎着神明走去,他的脚步声把世界都震撼了,(巴赫作有《约翰福音所记的耶稣受难》与《马太福音所记的耶稣受难》两部圣乐,为音乐史上巨制。此段均系暗指两大圣乐中抒情的及戏剧化的境界。又巴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校歌唱教师二十余年,故下文称其为“歌唱教师”。)——无数的思想,热情,乐体,英雄生活,莎士比亚式的幻想,萨伏那洛拉式的预言,牧歌式的,史诗式的,《启示录》式的幻象,蕴藏在这个歌唱教师身上!克利斯朵夫好像亲眼看到他这个人:双叠下巴,眼睛很小很亮,多褶的眼皮,往上吊的眉毛,性格阴沉而又快乐,有点儿可笑,脑子里充满着讽喻和象征,人是老派的,易怒,固执,心情高远,对人生抱着热情,同时又渴念着死……——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天才的学究,而那些学生是又脏又粗野,生着疮疖,像乞丐一般,唱歌的嗓子是嗄的,他常常跟他们吵架,有时和他们扭殴……——在家里他有二十一个孩子,十三个都比他死得早,其中一个是白痴;其余都是优秀的音乐家,替他来些小小的家庭音乐会……疾病,丧葬,争吵,贫困,佗傺不遇;——同时,他有他的音乐,他的信仰,解脱与光明,还有预感到的,一意追求而终于抓握到的欢乐,——神明的气息锻炼着他的筋骨,耸动着他的毛发,在他嘴里放出霹雳般的声音……噢!力!力!像雷震一般的欢乐的力!
克利斯朵夫把这股力尽量吞下。他觉得在德国人心灵中像泉水般流着的这种音乐的力对他很有好处。这力往往是平庸的,甚至是粗俗的,可是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有这股力,而且能浩浩荡荡地奔流。在法国,音乐是用滤水器一点一滴注在瓶口紧塞的水瓶里的。这些喝惯无味的淡水的人,一看到长江大河式的德国音乐,就要吹毛求疵,挑德国天才的错误了。
“这些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自己从前也一样的可笑过来。“他们居然找出了瓦格纳和贝多芬的缺点!他们需要没有缺陷的天才。仿佛狂风暴雨在吹打的时候会特别小心,一点儿都不扰乱世界上完整的秩序!”
他在巴黎街上走着,对自己心中的力非常高兴。无人了解倒是更好!他可以更自由。天才的使命是创造,而要依着内心的法则创造一个簇新的有机体的世界,自己必须整个儿生活在里头。一个艺术家决不嫌太孤独。可怕的是,自己的思想反映到镜子里的时候被镜子把原来的形状改变了,缩小了。一件作品没有完成之前,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你会没有勇气把作品写完;因为那时你在自己心中看到的已经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可怜的思想。
如今他的梦想既不受任何外物的扰乱,就像泉水一样从他心灵的每一个角落,从他路上碰到的每一颗石子里飞涌出来。他所生活的境界像一个能见到异象的人的境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在心中唤引起来的生灵与事物,跟实际的见闻完全不同。他只要听其自然,就能发觉他幻想中的人物都在周围活动。那些感觉会自动来找到他的。路人的目光,风中传来的语声,照在草坪上的阳光,停在卢森堡公园树上歌唱的小鸟,远处修道院里的钟声,卧室中瞥见的一角苍白的天空,一日之间时时变化的声音与风光:这些他都不用自己的而用着幻想人物的心灵去体会。——他觉得非常幸福。
可是他的情形比什么时候都更艰难。唯一的收入是靠几处的钢琴课,而那些差事都丢了。时方九月,巴黎人正在外省避暑,不容易找到新学生。他独一无二的学生是个又聪明又糊涂的工程师,在四十岁上忽发奇想,要做个提琴大家。克利斯朵夫的小提琴拉得不十分好,但总比他的学生高明;所以在某个时期内,他以每小时两法郎的代价每周给他上三小时的提琴课。过了一个半月,工程师厌倦了,突然发现他主要的天赋还是在绘画方面。——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克利斯朵夫的那一天,克利斯朵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完了,他把存款点了点数,原来只剩那个学生刚才付给他的十二法郎了。他可并不急,只想到此刻非另谋生路不可,又得上出版商那儿去奔走了。那当然不是有趣的事……管他!……何必事先烦恼呢?今天天气很好,还不如上墨屯(墨屯系巴黎近郊村镇,风景秀丽,为巴黎人常往游散之地)去玩儿。
他忽然想到要走路了。走路可以促成音乐的收获。他心中装满了音乐,好似蜂房中装满了蜜一样;他对着在心头嗡嗡作响的金黄的蜜蜂笑着。往往那是一种转调极多的音乐。节奏是蹦蹦跳跳的,反复不已的,能够使你白日做梦……嗬!关在屋里迷迷糊糊的时候,你以为能创造节奏吗?那只能像巴黎人一样杂凑一些微妙而静止的和声!
走得疲倦了,他便在林间躺下。树木微秃,天色像雁来红一样的蓝。克利斯朵夫恍恍惚惚在那里出神,他的梦也渐渐染上从初秋的白云里漏出来的柔和的光彩。他的血在奔腾。他听到自己的思潮在胸中湍泻。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彼此冲突的新世界与旧世界,以往的心灵片段,像一个城里的居民一般在他心头逗留过的。昔日的旅客、高脱弗烈特在曼希沃墓前说的话又给想起来了:他等于一座活的坟墓,多少亡人和多少不相识的人在其中蠢动。他听着这无量数的生命,很高兴让这个几百年的森林像管风琴般奏鸣,其中有的是妖魔鬼怪,宛如但丁笔下的森林。他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怕它们了,因为他有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意志。他最快乐的莫过于挥着鞭子使野兽们咆哮,让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内心的动物园比以前更丰富了。他不是孤独的,也永远不会再孤独。他一个人等于整个的军队,几百年来那些快乐而健全的克拉夫脱都在他身上。跟仇视他的巴黎,跟一个种族对垒的时候,他也拿得出整个的种族,双方是势均力敌了。
他住的那个寒伧的旅馆,如今也嫌租金太贵而放弃了。他在蒙罗越区租了一间阁楼,虽然一无可取,空气倒很流通,穿堂风是不断的。好吧,他本来就需要畅快的呼吸。从窗里他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巴黎烟突。搬家的事一下子就办完了:一辆手推的小车已经足够;克利斯朵夫自己推着走。最贵重的家具,除了他的旧箱子以外,便是一个从那时起非常流行的贝多芬面像。他把它包得非常仔细,仿佛是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他和它是老在一起的。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这是他栖身的岛屿,也是测验他精神的气压表。他心灵的温度,在那个面像上比在他自己的意识上标显得更清楚:一会儿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一会儿是热情激荡的狂风,一会儿又是庄严的宁静。
他不得不减少食粮,一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做两顿吃。他恨自己胃口那么好,恶狠狠地骂自己像饿鬼似的,只想着肚子。其实他的肚子也不成其为肚子了,他比一条瘦狗还要瘦。至于身体上旁的部分倒很结实,骨骼像铁打的,头脑也始终很清楚。
他不大担忧什么明天的问题。只要有着当日的开支,他就不愿意操心。等到有一天不名一文了,他才决意再到出版商那里去转一转。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两手空空地回来,路上走过高恩介绍过他的哀区脱的音乐铺子,他进去了,根本没记起以前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中来过这儿。他一进门便遇到哀区脱,来不及退出来,已经被哀区脱瞧见了。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露出退缩的神气,径自向哀区脱走过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预备必要的时候狠狠的顶他一下,因为他相信哀区脱对他一定还是傲慢的。事实可并不如此。哀区脱冷冷地伸出手来,说了几句普通的客套问他身体怎么样,并且不等克利斯朵夫要求,便指着办公室的门,自己闪在一旁让他进去。他对于这个意料之中而已经不再期待的访问,暗暗觉得欢喜。他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实际上老在注意克利斯朵夫的行动;只要有机会听到他的音乐,他总去听。那次演奏《大卫》的音乐会,他也在场;对于群众的恶意,他一点儿不表惊奇,因为他素来瞧不起群众,而且他的确能感到作品的美。在巴黎,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哀区脱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艺术的特色的了。可是他决不和克利斯朵夫说,不但为了克利斯朵夫得罪过他,并且也因为要他和蔼可亲根本不可能:那是他天生的缺陷。他真心预备帮克利斯朵夫的忙,却绝对不肯主动表示:他等着克利斯朵夫上门来请求。现在克利斯朵夫既然来了,照理他很可以宽宏大量地借此机会消除他们以前的误会,不必叫克利斯朵夫再那么委屈地向他开口;但他更喜欢让克利斯朵夫把请求的话从头至尾说一遍,并且还决意要把克利斯朵夫拒绝过的工作交给他做,哪怕只做一次也是好的。他给他五十页乐谱,要他改编为曼陀铃跟吉他的谱。这样以后,哀区脱看他已经屈服,也就满足了,便再给他一些比较愉快的工作,态度可始终那么傲慢,令人没法感激。而克利斯朵夫也真要被生活压迫得无路可走了,才会再来找他。话虽如此,他宁愿靠这些工作糊口,——不管是多么气人的工作,——而不愿受哀区脱周济。那是哀区脱试过一次的,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克利斯朵夫早已感觉到哀区脱先要屈辱他然后帮助他的用意,所以即使不得不接受哀区脱的条件,至少可以拒绝他的施舍。他很愿意为他工作:有来有往,清清楚楚,可决不肯欠他一丝一毫的情。不像为了艺术而到处求人的瓦格纳,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有一回他把头天晚上做夜工赶起来的活儿送去的时候,哀区脱正在吃饭。哀区脱留意到他苍白的脸色和不由自主投向菜盘的目光,断定他还没吃东西,便邀他一起吃。用意是很好;但哀区脱那么明显的令人感到他是看出了人家的窘况,以致他的邀请也像是布施了:那是克利斯朵夫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的。他不得不坐在饭桌前面,——因为哀区脱有话跟他说;——但对于盘里的菜丝毫不动,推说才吃过饭。其实他正是饿火中烧呢。
克利斯朵夫很想不去找哀区脱;可是别的出版商比哀区脱更要不得。——另外有一班有钱的音乐玩赏家,想出一句半句的音乐而不会写下来。便把克利斯朵夫叫去,对他哼着自己呕尽心血的结晶,说道:“你听,这多美啊!”
他们把这一句半句交给克利斯朵夫,要他拿去“发展”, ——就是说把它写完篇;——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大书铺出版。随后他们认为这件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了。克利斯朵夫就认得一个这样的人,旧家出身,手脚忙个不停的高个子,称他“亲爱的朋友”,抓着他的手臂,做出非常热心的表情,凑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嘟嘟囔囔说些胡话,不时还大惊小怪的叫几声:什么贝多芬啊,魏尔仑啊,奥芬巴赫啊,伊薇德·吉尔贝啊……他要克利斯朵夫工作,可不想给酬报:只请他吃几顿饭,拉几下手就算了。最后他递给克利斯朵夫二十法郎,克利斯朵夫居然还那么傻,为了交情而不肯收。而那天他袋里的钱连一法郎都不到,同时还得买一张二十五生丁的邮票寄母亲的信。那是鲁意莎的命名节,克利斯朵夫无论如何要去封信的:可怜的妇人把儿子的信看得太重了,怎么也少不了。虽然写信对她是桩苦事,最近几个星期她来信也比往常多了些。她受不了孤独的痛苦,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跟儿子住在一起:她胆子太小,又舍不得她的小城,她的教堂,她的家;她怕出门。况且即使她愿意来,克利斯朵夫也没有路费给她;他自己过日子的钱也不是天天有呢。
使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次洛金寄东西给他:克利斯朵夫为了她而跟普鲁士兵打架的那个乡下姑娘,写信来说她已经结婚了,附带报告他妈妈的消息,寄给他一篮苹果和一方喜糕。这些礼物来得正好。那天晚上他正守着饿斋,又是四季斋,又是封斋。挂在窗口钉子上的腊肠只剩一根绳子了。一收到这些礼物,克利斯朵夫自比为由乌鸦把食物送到岩上来的隐士。但那乌鸦大概忙着要给所有的隐士送粮,以后竟不再光顾了。
虽然情形这样苦,克利斯朵夫依旧不减其乐。他在面盆里洗衣服时,蹲在地下擦皮鞋时,嘴里老打着唿哨。他用柏辽兹的话安慰自己:“我们应当超临人生的苦难,用轻快的声音唱那句欢乐的祷词:震怒的日子……”——他有时把这句唱到一半,停下来哈哈大笑,使邻人听了大为惊愕。
他过着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正如柏辽兹说的:“情人生涯是有闲和有钱的人的生涯。”克利斯朵夫的穷,谋生的艰苦,饮食极度的俭省,创造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想到寻欢作乐。他不但表示冷淡,而且为了厌恶巴黎的风气,竟变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他拼命要求贞洁,痛恨一切淫秽的事。那并非说他没有情欲。在别的时候,他也放纵过来。但他那时的情欲还是贞洁的: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绝对的舍身忘我与丰满的生命。而当他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胜气愤地排斥情欲。他认为淫欲不是普通的罪恶,乃是毒害生命的大罪恶。凡是心中还有些古老的基督教道德而不曾被外来的沙土完全湮没的人,凡是今日还能感到自己是强健的种族(就是凭着英勇的纪律而缔造西方文明的)的后裔的人,都不难了解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那个国际化的社会把享乐当作独一无二的目标,独一无二的信条。——当然,我们应当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应当把野蛮的基督教义二千年来堆积在人类心头的悲观主义一扫而空。但我们必须存着造福人群的豪侠的信念。否则所谓求幸福是为的什么?不是极可怜的自私自利吗?少数的享乐主义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险去换最大的快乐,不管别人死活。——是的,他们这种沙龙里的社会主义,我们领教过了!……他们的享乐主义只宜于“肥头胖耳”的民众,只宜于安富尊荣的“特殊阶级”,对于穷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药:这些道理在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是比谁都明白吗?
“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
克利斯朵夫不是个有钱的人,而且天生他是不会有钱的。他挣了一些钱就花在音乐上面,省下饭食去买音乐会门票。他买着最便宜的座位,在夏特莱戏院最高的一层楼上。他心中充满了音乐,音乐代替了他的消夜餐跟情妇。他那么渴望幸福,又那么容易满足,对于乐队的不够标准简直不以为意。他在两三个钟点以内快乐得迷迷糊糊,演奏的格调不高,音符的错误,只能使他泛起一点儿宽容的笑意:他踏进会场已经把批评精神丢开了;他这是为了爱而非为了批判来的。在他周围,群众也像他一样一动不动,半合着眼睛,在无边的梦境中载沉载浮。克利斯朵夫仿佛看见一群人掩在黑影里头,蜷做一堆,像一头巨大的猫,津津有味地体验着。培养着他们的幻觉。半明半暗的黄澄澄的光线中,很神秘的显出几张脸,那种无可形容的风度,悄然出神的姿态,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与同情:他留恋它们,听着它们,终于和它们身心融成一片。有时那些心灵中也有一个会觉察到,双方在音乐会的时间内隐隐燃起一种共鸣的作用,互相参透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直到音乐会终了,沟通心灵的洪流才会中断。这种境界是一般爱好音乐的人,尤其是年轻而尽情耽溺的人所熟知的:音乐的精华主要是由爱构成的,所以一定要在别人心中体验才能体验得完满;唯其如此,音乐会中常常有人不知不觉四处窥探,希望能在人堆里找到一个朋友,来分享他自个儿担受不了的喜悦。
在克利斯朵夫为了要充分领略音乐的甜美而挑选的这批临时朋友中间,有一张在每次音乐会上都遇见的脸,特别吸引他。那是个风骚的女工,不懂音乐而极喜欢音乐的。她的侧影好像一头小野兽,一个笔直的小鼻子比她微微撅起的嘴和细巧的下巴只突出一点,往上吊的眉毛很细,眼睛很亮:完全是无愁无虑的女孩子,在她那个淡漠的恬静的外表之下,有的是爱笑爱快活的心情。这些轻佻的姑娘,年轻的女工,也许最能映出久已绝迹的清明之气,像古希腊雕像和拉斐尔画上所表现的。当然这境界在她们的生命中不过是一刹那,欢情觉醒的一刹那,很快就萎谢的。但她们至少有过一会儿美妙的光阴。
克利斯朵夫望着她非常高兴:一张可爱的脸永远使他心里很舒服;他能够欣赏而不动欲念,只从中汲取欢乐、力、安慰,——甚至于德性。不必说,她很快就注意到他在看她;而他们之间也不知不觉有了那种磁性的交流。并且因为差不多在每次音乐会中都坐着老位置,两人不久便熟悉了彼此的口味。听到某些段落,他们互相会心地瞧一眼;她要是特别喜欢某一句,就微微吐着舌头,好似要舔嘴唇的样子;要是她觉得某一句不对劲,就不胜轻蔑地撅着嘴。这些小小的表情有点儿无心的做作,那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注意的时候免不了的。有时听到严肃的作品,她颇想做出庄严的神气:侧着脑袋,集中精神,脸上挂着点笑意,眼梢里觑着他是否注意她。他们俩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甚至也不想——(至少在克利斯朵夫方面)——在音乐会散场的时候见见面。
碰巧他们在某次晚上的音乐会中坐在一起。笑容可掬迟疑了一会儿,两人终于友好地攀谈起来。她声音很好听,关于音乐说了许多傻话,因为她完全不懂而要装懂;但她的确非常喜欢。最坏的跟最好的,马斯内与瓦格纳,她都爱好,只有那些平庸的东西她才厌烦。音乐对她是一种刺激感官的享乐,她全身的毛孔都在吸收,好似达娜哀的吸收黄金雨。《特里斯坦》的序曲使她浑身发抖;《英雄交响曲》使她如临战阵,非常痛快。她告诉克利斯朵夫说贝多芬聋而且哑,但虽然这样,虽然他生得奇丑,要是她认识他,她一定会爱他。克利斯朵夫分辩说贝多芬并不怎么丑;于是他们讨论到美丑问题;她承认这是看各人口味而定的,这一个人认为美的,另一个人可以认为不美:“人不是金洋钱,没法讨每个人欢喜。”——克利斯朵夫宁可她不开口,那时倒更能听到她的内心。音乐会中奏到《伊索尔德之死》的那一段,她把汗湿的手递给他;他把它握着,直到乐曲终了;他们在勾连在一起的手指上感觉到交响乐的波流。
他们一同出场;快到半夜了。两人一边谈一边向拉丁区走去;她搀着他的胳膊,由他送回家;到了门口,她正想替他带路,他却告辞了,全没注意到她鼓励他留下的眼色。她当场不禁为之愕然,继而又大为气恼;过了一会儿,她想到他这么蠢又笑弯了腰,回到房里脱衣服的时候,她又生起气来,终于悄悄地哭了。她在下次音乐会中碰到他,很想装出气恼,冷淡,使性的神气。但他那么天真朴实,使她的心软了下来。他们又谈着话,只是她的态度比较矜持了些。他很诚恳的,同时极有礼貌地和她谈着正经,谈着美妙的事,谈着他们所听的音乐和他的感想。她留神听着,竭力要跟他一般思想。她往往捉摸不到他说话的意义,可照旧相信他。她对克利斯朵夫暗暗抱着一种感激的敬意,面上却差不多不露出来。由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心理,他们只在音乐会场上谈天。有一回他看见她跟许多大学生在一起。他们俩很庄严地行了个礼。她对谁都不提起他。她心灵深处有一个神圣的区域,藏着些美妙的、纯洁的、令人安慰的东西。
这样,克利斯朵夫用不着有所行动,光是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能给人一种心神安定的影响。他走到哪儿都不知不觉地留下一点儿内心的光。他自己可绝对想不到。在他身旁,就在他一座屋子里面,有些他从未见过的人,也在无意中慢慢地感受到他的嘉惠于人的光辉。
几星期以来,克利斯朵夫便是守斋也没有钱上音乐会去了;寒冬已届,在他那间最高层的屋子里,他冻僵了,不能再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前面。于是他下楼到巴黎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他常常会忘了周围熙熙攘攘的人,遁入无穷无极的时间中去。只要看到喧闹的街道之上,凄冷的明月挂在天空,或是白茫茫的雾里透出一轮红日,他就会觉得烦嚣的市声登时消灭,整个的巴黎沉入了无垠的空虚,那些生活景象仿佛是久已过去的几百年以前的生活的影子……文明的外衣没有能完全遮盖了的,自然界中的犷野的生活;只要有点儿极细微的、平常人无从感知的征象,就能使克利斯朵夫窥到那生活的全豹。在街面的石板缝中长出来的青草,在荒瘠的大街上,在没有空气没有泥土的铁栏中抽芽的树木,跑过的一条狗,飞过的一只鸟,充塞于原始天地而被人类毁灭了的野兽的最后一批遗迹,一群飞舞的蚊蚋,侵蚀一个市区的无形的疫疠:光是这些现象,已经能够使大地的浩然之气冲出闭塞的人类暖室,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脸上,鞭策他的生命力把它鼓动起来。
在这种长时间的散步中,——往往饿着肚子,几天不跟任何人交谈,他可以无穷无尽地做着梦。饥饿与沉默更刺激了这种病态的倾向。夜里他睡眠不安,做着累人的梦,时时刻刻看到他的老家,看到儿时的卧室;音乐老是和他纠缠不清。白天,他又跟那些躲在他心中的人,亲爱的人,离别的与亡故的人谈着话。
十二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坚硬的草地上盖着冰花,灰色的屋顶与穹窿在大雾中变得一片迷糊,枝干裸露的树,瘦长的,畸形的,浴着水汽,好似海洋底下的植物,——克利斯朵夫从上一天起就老打着寒噤,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温暖,便走进了他不大熟识的卢浮宫。
至此为止,绘画没有使他怎么感动过。他太耽溺于内心的天地了,来不及再去把握色与形的世界。它们对他的影响仅限于它们跟音乐共鸣的部分,而那只能给他一种变了样的影子。当然,他也本能地隐隐约约感觉到,眼睛看的形式与耳朵听的形式,它们的和谐都受着同样的规则支配;他也感觉到心灵深处的水波便是色彩与声音两条巨川的发源地,只是在人生的分水岭上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了路,灌溉着两个不同的山坡。但他只认得两个山坡中的一个,到了要应用眼睛的王国内就迷路了。所以那眼神清朗,号称为光明世界的王后的法兰西,它最动人而也许最自然的魅力的秘密,克利斯朵夫始终没有发现。
即使克利斯朵夫对绘画感到兴趣,以他十足地道的德国人气息,也不容易接受一种这样不同的视觉的境界。有些风雅的德国人唾弃德国人的感觉而醉心于印象派,或是十八世纪的法国画,——有时还自命为比法国人了解得更深刻:克利斯朵夫可不是这样。跟他们比较,他也许是个野蛮人;但他老老实实做着野蛮人。布歇画上的粉红色的臀部;华托的下巴肥胖。多愁多病的才子,肌肉丰满的美人,胸衣高耸而精神完全是浮华空虚的人物;格勒兹的一本正经的眼风;弗拉戈纳尔撩得很高的衬衣:所有这些富有诗意的裸体的玩艺儿(布歇四人均法国十八世纪画家。绘画采用妇女作题材,以法国十八世纪为最盛。)给他的印象不过跟一份专讲色情的时髦报纸相仿。他完全没感觉到画上富丽堂皇的和谐。欧洲最精练的古文明的,那种绮丽而有时也带点凄凉的梦境,对他是更生疏了。对于十七世纪的法国画,他也不见得更能赏识繁文缛节的虔诚,讲究气派的肖像;几个最严肃的大师的冷淡与矜持的态度,尼古拉·普桑严峻的作品和菲利浦·特·尚佩涅色彩不鲜明的人像上所表现的灰色的灵魂,正是叫克利斯朵夫和法国古艺术无从接近的。此外,他根本不认识新派艺术;而即使认识了,恐怕也不免于认识错误。在德国的时候他受到相当诱惑的现代画家只有一个伯克林,但这位画家也不会使克利斯朵夫了解拉丁艺术。克利斯朵夫所领会的是这个粗暴的天才的原始与粗野的气息。他的眼睛看惯了生硬的颜色,看惯了那个如醉如狂的野蛮人的大刀阔斧的东西,当然不容易接受法国艺术的半明半暗的色调,与柔和纤巧的和谐。
但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决不能无所沾染。环境多少要留些痕迹在你身上。尽管深闭固拒,你早晚会发觉自己有些变化的。
那天傍晚在卢浮宫一间间的大厅上溜达的时候,他就有些变化了。他又累,又冷,又饿;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他周围,荒凉的画廊罩着阴影,那些睡着的形象开始活动了。克利斯朵夫浑身冰凉,悄悄地在埃及的斯芬克斯,亚述的怪物,班尔赛巴里的公牛,巴利西的巨蛇中间走过(按此系指卢浮宫底层的古代雕刻陈列室)。他觉得自己进了神话世界,心头有些神秘的激动。人类的幻梦,——心灵的各种奇异的花,——把他包裹着……
走进连尘埃都是黄澄澄的书廊,色彩灿烂的果园,没有空气的图画之林,像发烧一般而快要病倒的克利斯朵夫,精神上突然受到一个极大的震动。——他被饥饿、室内的温度和五光十色的图画搅得昏昏沉沉,视而不见的走着:他头晕了。走到靠着塞纳河的画廊尽头的地方,他站在伦勃朗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前面,怕自己倒下,双手抓着画前的铁栏杆,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等到重新睁开眼来,看着那幅跟他的脸非常贴近的画的时候,他给迷住了……
日光将尽。它已经远去,已经死了。看不见的太阳往黑暗中沉没了。这个奇妙的时间,心灵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困倦交加,入于麻痹状态,正好是精神的幻觉起来活动的时候。一切都寂静无声,只听见血在脉管里流动。无力动弹,气息仅属,心里头一片凄怆,没法自主了……只希望能投入一个朋友的怀里……只希望有奇迹出现,觉得它就要出现了……是的,它来了!昏暗的暮色中闪出一道金光射在壁上,射在背着垂死者的人的肩上,浸润着那些平凡的东西与卑微的人物,于是一切都显得和平甘美,有了神明的光辉。上帝亲自用他那双有力而仁爱的手臂紧紧搂着那些受难的、病弱的、丑陋的、贫穷的、肮脏的人,搂着那个袜子掉在脚跟上的仆人,那些蜂拥在窗下的畸形的脸,那些一言不发、心怀恐怖的麻木的生灵,——紧抓着伦勃朗画上所有的可怜的人,那群除了等待、哆嗦、哭泣、祈求以外一无办法的、受着束缚的、微不足道的灵魂(此节所述的景象,均以伦勃朗原作《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画上的实景为主。据《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载,有一男子中途被盗,受伤垂死。一教士及一利未族祭司行经其旁,均不顾而去。素为犹太人痛恨之撒玛利亚人过而怜之,为之疗伤,以马载之而去。此乃耶稣为诠释“爱邻如爱己”一语所说之故事。后世文人画家多以此为题材,伦勃朗此作尤为知名)。——可是上帝就在这儿。我们并不看到他的本相,只看到他的光轮和他照在众人身上的光影。
克利斯朵夫摇摇晃晃地走出卢浮宫,头痛欲裂,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街上,他竟不大注意到石板之间的水洼和在鞋子里直淌的雨水。天快黑了,塞纳河的上空一片昏黄,一朵内心的火焰却像一盏灯似的在那里照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始终还在着魔的状态。他觉得什么都不存在:车辆并没震动街道;行人湿透的雨伞并没撞着他的身体;他并没在街上走,也许是坐在家里,做着梦;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突然之间——他身子虚极了——他一阵头晕,觉得自己要像石块似的向前倒下去了……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他紧了紧拳头,挺了挺腿,马上把身体撑住了。
正在那个时候,正当他的意识从深渊里浮起来的一刹那,他的目光冷不防跟街道对面一道他很熟识而似乎在呼唤他的目光碰在了一处。他停下来,愣了一愣,心里想在哪儿见过的。过了一会儿他才认出这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在德国无意中砸了差事,他竭力想向她道歉而没有能找到的法国女教员。她也在喧闹的人群中站住了,望着他。他忽然看见她想排开众人,走下人行道,向他这边过来。他赶紧迎上前去;可是无数的车辆拥塞在一起,把他们隔离着;他还看见她在人墙那一边挣扎;他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不料被一匹马撞了一下,在泥泞的柏油路上滑跌了,差点儿给压死;等到他浑身泥污爬起来,好容易到了对面阶沿上,她已经不见了。
他想追着去找她。可是又来了一阵头晕,只得罢了。病已经发作,他明明觉得而不肯承认,还固执着不肯回去,反而绕着远路走。但这不过是自讨苦吃:临了他非认输不可;他手瘫脚软,好容易才回到家里。在楼梯上,他又透不过气来,只能坐在踏级上歇一歇。进了冰冷的卧室,他还硬撑着不睡,坐在椅子上,浑身浸透了雨水,脑袋重甸甸的,呼吸急促,昏昏然听着那些跟他一样困惫的音乐。《未完成交响曲》的句子在他耳边掠过。可怜的舒伯特!他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发着高热,神思恍惚,处于大梦以前的半麻痹状态:他坐在火边沉思遐想,懒洋洋的音乐在四面飘浮,好比不大流畅的水;他耽溺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一个半睡半醒的儿童对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出神,翻来覆去念着其中的一段;然后是睡眠来了……死神降临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听见另外一段音乐在耳边飘过,那境界像一个人双手滚热,眼睛紧闭,堆着一副憔悴的笑容,心里充满着叹息,正在想象那个解脱一切的死;那音乐便是巴赫的《大合唱》中第一段合唱:亲爱的上帝,我何时死?……多舒服!沉浸在这些波折柔缓的、刚健婀娜的乐句中,像朦胧一片的远钟……死,跟大地的和平恬静合而为一!……“然后连自己也化为尘土……”
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一下,排斥这些病态的思想,不让那个想把病弱的灵魂吞噬的女妖的笑影诱惑。他站起身子想在房里走走,可是支持不住。他发冷发热,打着哆嗦,不得不躺上床去。他觉得这一回情形真是严重了,但他精神决不屈服,决不像一般害了病就让病魔摆布的人。他竭力挣扎,不愿意害病,尤其是打定主意不愿意死。他还有在家乡等着他的可怜的妈妈,他还有他的事业要干:他决不让疾病来致他死命。他咬紧着打颤的牙齿,迸足着正在消失的意志;好似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和惊涛险浪搏斗。他时时刻刻往下沉:一片呓语,一堆杂乱的形象,或是故乡的或是巴黎沙龙的回忆;还有节奏与乐句的纠缠,无穷无尽地在那里打转,像马戏班中的马;还有《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突然放出来的那道金光;黑影里的可怖的面貌;然后是深渊,是黑暗。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浮起,撕破那些妖形怪相的云雾,拳头与牙床都在抽搐。他拼命抓着他现在和过去的一切所爱的人,抓着刚才瞥见的女友的脸影,抓着他疼爱的妈妈,抓着他永远不灭的本体,觉得那是大海之中的岩石:“死神吞噬不了的”……——可是岩石又被海水湮没了,一个巨浪把灵魂冲开了。克利斯朵夫重新在昏迷中挣扎,说着荒唐的呓语,他在指挥,在演奏,一个幻想的乐队:长号,圆号,钹,定音鼓,巴松管,低音提琴……他发狂般乱拉,乱吹,乱打,做出演奏各种乐器的动作。可怜他郁积着的音乐在胸中翻腾。几星期以来既不能听,又不能演奏,他像一口受着高压力的汽锅,差不多要爆裂了。某些纠缠不已的乐句像螺旋般钻进他的脑子,刺着耳膜,使他痛得直嚷。高潮过去以后,他倒在枕上,累得要死,浑身是汗,软瘫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快窒息了。他在床前放着水瓶,常常喝几口。隔壁屋子的声响,顶楼上关门的声音,都把他吓得直跳。他在昏懵中痛恨那些四周的人物。但他的意志始终在奋斗,它吹起英勇的军号和魔鬼宣战……“即使世界上都是妖魔,即使它们要吞噬我们,我们也不怕……”
而在他翻滚不已的、火辣辣的、黑暗的海面上,忽然展开一片平静的境界,透出一些光明,小提琴与七弦琴静静地在那里低吟,小号与圆号庄严肃穆地吹出胜利的曲调,同时病人心头又奏起一阕不屈不挠的歌,好似抵御狂涛的一堵巨墙,好似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的圣歌。
正当他发着高热和幽灵挣扎,胸部快要闷塞而竭力撑拒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觉得房门打开了,有个女人拿着一支蜡烛走进来。他以为又是一个幻象。他想说话而不能,又晕过去了。每隔一些时候,他神志清醒一些,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脚上添了一条被,背后又有些热腾腾的东西;或是睁开眼来,看见床跟前坐着一个脸并不完全陌生的女子。随后他又看到另外一张脸,原来是个医生在替他看病。克利斯朵夫听不清他们的话,但猜到是说要把他送医院。他想跟他们争,想大声地嚷着说不愿意去,宁可孤零零地死在这儿;可是他嘴里只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那女的居然懂得他的意思,代他拒绝了,回过来安慰他。他竭力想知道她是谁。等到他好容易能迸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句。她回答说她是他顶楼上的邻居,因为听到他哼唧,就冒昧地进来了,以为他需要什么帮助。她恭恭敬敬地请他不要耗费精神说话。他听从了。并且刚才费了一点儿劲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着不动,一声不出,可是头脑继续在工作,拼命要把一些散乱的回忆归在一起。他在哪儿见过她的呢?……终于想起来了:不错,他是在顶楼的走廊里见过的;她是个帮佣的,叫作西杜妮。
他半合着眼睛望着她,她可没有发觉。她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往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阳穴都露在外边,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儿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儿发僵。她非常热心地照顾着克利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她女仆的身份和阶级的区别。
等到他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他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妮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她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看得出来)她是不说的。她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利斯朵夫只知道她是布列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她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难猜到他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她的傲气使她一声不出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她肚里可完全明白。另外她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检定试验,那是她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她负担。她做活非常卖力。
“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克利斯朵夫问她。
“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噢!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
“那么是工钱太少了?”
“也不是的……”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地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儿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地待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糊糊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地净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又有了生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手摇风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么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封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嘛,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底,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么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地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地发现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作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地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么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的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有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拼命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直到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叫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她替克利斯朵夫预备晚餐:毫无声响,很体贴地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她便一声不出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克利斯朵夫唠唠叨叨讲到他年老的母亲,把西杜妮听得感动了;她设身处地自比为孤苦伶仃留在本乡的鲁意莎,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慈母般的温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也努力想解解他天伦的渴望,那是一个病弱的人感觉得格外迫切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他有时向她吐露一部分艺术家的苦闷。她很温柔地为他抱怨,同时看他为了思想问题而悲哀不免认为多此一举。这一点也使他想起他的母亲,觉得很快慰。
他想逗她说些知心话;但她不像他那样肯随便发表。他说笑似的问她将来要不要嫁人。她照例用着听天由命和看破一切的口气回答说:“给人当差的根本谈不到结婚:那会把事情搅得太复杂的。并且要挑到恰当,而这又不是容易的事。男人都是坏蛋。看你有钱,他们就来追求;把你的钱吃光了,就掉过头去不理啦。这种榜样太多了,我还想去吃这个苦吗?”——她没说出她已经有过一次毁婚的事:未婚夫因为她把所挣的钱通通供给她的家属,就把她丢了。——看见她在院子里很亲热地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在楼梯上碰见他们又很热烈地拥抱他们,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想起他认识的一位太太,觉得西杜妮既不傻,也不比别的女子丑,倘使处在那些太太们的地位,一定比她们高明得多。多少的生命力被埋没了,谁也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地球上却挤满着那些行尸走肉,在太阳底下僭占了别人的位置和幸福!……
克利斯朵夫丝毫不提防。他对她很亲热,太亲热了;他像大孩子一样的惹人怜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神气很颓丧;他以为是她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她推说有件事要做,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又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对她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她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她跟他的说话更拘束了。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他问她,她赶紧说没有;但她继续跟他疏远。又过了几天,她告诉他要走了:她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她说些冷冷的、不大自然的话,感谢他对地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康健,然后和他告别了。她走得这样突兀,使他惊异到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她离开的动机,她只是支吾其辞;他问她上哪儿去做事,她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在房门口,他向她伸出手去,她兴奋地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她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她走了。
他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走的。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阳。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地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叫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疗养。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决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教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是像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着一种带点儿讪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瞅着,摸着,拍着,非常畏缩。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它死了,我才高兴呢!”
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磨折,克利斯朵夫仍是很有耐性地忍受他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耐性,连自己都为之诧异了。疾病往往是有益的。它折磨了肉体,可是把心灵解放了,净化了:日夜不能动弹的时候,平时害怕太剧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压在下面的思想抬头了。从来没害过病的人决不能完全认识自己。
疾病使克利斯朵夫心非常安静。它把他生命中最凡俗的部分剔净了。他用着比以前更灵敏的官能,感觉到那个富有神秘的力量的世界,那是每人心中都有而被生活的喧扰掩盖得听不见的。他那天发着高热在卢浮宫中见到的景象,连最微末的回忆都深深地刻在心头;从此他就置身于和伦勃朗的名作同样温暖、柔和、深沉的气氛中。那颗无形的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心中也一样感受到。虽然绝对没有信仰,他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神明的手牵引着他,把他带到一个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他也像小孩子一样的信赖它。
多少年来第一次,他不得不休息。发病以前过度紧张的精神使他筋疲力尽,至今还没恢复,所以便是疗养时期的疲乏倦怠对他也是一种休息。克利斯朵夫几个月的提心吊胆,日夜警惕,如今才觉得自己老盯着一处的目光渐渐地松了下来。但他并不因之而减少他的坚强,只是变得更近人情。天性中那股强大而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往后退了一步;他使自己和别人一样,精神上的偏执和行为方面的残酷与无情都给去尽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不想到可恼的事,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想得比较多了。自从西杜妮使他想起地球上到处都有谦卑的灵魂默默无声地熬着苦难,毫无怨叹地奋斗,他就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忘了。素来并不感伤的他,这时也不禁有些神秘的温情:那是在一个病人心中开出来的花。晚上,靠着院子那边的窗,听着黑夜里神秘的声音……附近的屋子里有人唱着歌,远听更显得动人,一个女孩子天真地弹着莫扎特……他心里想:
“你们,我并不认识而都爱着的人,还没受过人生的烙印。做着些明知是不可能的美梦。跟敌对的世界挣扎着的人,——我愿意你们幸福!噢,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那儿,我张着臂抱等你们……是的,我们之中隔着一道墙。可是我会一块一块地把墙拆毁的;同时我自己也消磨完了。咱们能有一天碰在一起吗?在另外一道墙——死——没有筑起以前,我还来得及赶到你们前面吗?……管它!孤独就孤独吧,孤独一世吧,只要我为你们工作,为你们造福,只要你们以后能稍稍爱我,在我死了以后!……”大病初愈的克利斯朵夫就这样喝着“爱与苦难”这两位保姆的乳汁。
在这个意志比较松懈的情形之下,他觉得需要和别人接近。虽然身体还十分软弱,出门还不大妥当,他往往清早或傍晚出去,那是群众像潮水般从人烟稠密的街上涌往工作场所,或是从那儿回来的时间。他要到人与人息息相通的气氛中去浸一下,提提神。他并不跟谁交谈,也没有这念头。他只要看人家走过,猜他们的心事,爱他们。他又亲切又同情地瞧着那些急急忙忙赶路的工人,不曾工作已经有了困倦的神气,——瞧着这些青年男女,脸色苍白,表情活泼,挂着一副古怪的笑容,——瞧着那些透明而活动的脸隐隐然可以看到欲望,忧患,游戏人生的心理,像潮水般流过,——瞧着这批大都会里多么聪明的,太聪明的,有些病态的市民。他们都走得很快,男人们一边走一边读报,女人们一边走一边啃着月芽饼。一个乱发蓬松的少女在克利斯朵夫身旁走过,脸睡得有点儿虚肿,像山羊一般迈着小步,显得烦躁、急促: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牺牲自己一个月的寿命来使她多睡一二个钟点。噢,要是真有人跟她这么提议,她才不会拒绝呢!他真想把那些悠闲的有钱的妇女,养尊处优而烦闷的人,这时候还在重门深锁的寝室里高卧的,从床上拖起来,让这些灼热而困倦的身体,感觉新鲜。内心生活并不丰富。可是活泼而贪恋生命的人,去躺在他们床上,过一下那种安闲的生活。这般机灵而疲乏的小姑娘,又狡猾,又纯朴,那么无耻那么天真地贪快乐,而骨子里倒是诚实勤劳的女工:他现在看待她们非常宽容了。即使其中有几个当面讪笑他,或者对着他这个眼睛火辣辣的大孩子彼此示意,他也不生气了。
他也常在河滨大道上一边徘徊,一边沉思遐想。这是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在这儿,他仿佛看到了心中渴念的,给他童年时代多少安慰的大河。当然,这不是莱茵河,既没有它浩浩荡荡的气势,也没有那辽阔的远景跟广大的平原,可以让他游目骋心。眼前这条河睁着灰色的眼睛,披着浅蓝的外衣,凭着它细腻而明确的线条,妩媚的姿态,柔软的动作,在浓艳的城市里懒懒地伸展着;桥梁是它的手钏,纪念建筑是它的项链;它像一个美女般对着自己的艳色微笑……这才显出了巴黎的光明!克利斯朵夫在这城里第一样喜欢的便是这条河;它一点一点地浸透了他的心,不知不觉把他的气质变换了。他认为这是最美的音乐,唯一的巴黎音乐。在暮色将临的时分,他几小时地在河滨流连,或是走进古法兰西的花园(古法兰西的花园系指卢浮宫前面的蒂勒黎花园),欣赏着和谐的光线照在紫色的雾霭缭绕的大树顶上,照在灰色的雕像和花盆上,照在纪念建筑的满生苔藓的石头上;而那些建筑物都是王朝的遗迹,吸收了几百年的日光的。——这种微妙的气氛,是柔和的太阳与乳汁般的水汽融化成的,——银色的尘雾中就有欢乐的民族精神在飘浮。
一天傍晚,他靠在圣·米歇尔桥附近的石栏杆上,一边看着流水,一边随便翻着冷摊上的旧书。他无意之间打开米什莱著作中的一册单行本。他读过几页这史家的作品:那种法国式的浮夸,自鸣得意的辞藻,过于跌宕的句法,他不大喜欢。可是那一天他才看了几行就被吸住了。那是圣女贞德受审的最后一段情形。他曾经从席勒的作品中知道这个奥尔良的处女,一向认为她不过是个传奇式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是大诗人给幻想出来的。不料这一回他突然看到了现实,被它紧紧抓住了。他往下念着,念着;慷慨激昂的描写,悲惨的情节,使他心都碎了。读到贞德知道当晚就得给处决而惊死过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眼泪涌上来了,只得停下。因为病后衰弱,他简直感情冲动到可笑的程度,自己也看了气恼。——他想把书念完,但时间晚了,书贩已经在收拾书箱。他决意买那本书;可是掏了掏口袋,只有六个铜子。穷到这样是常有的事,他并不着急;他刚才买了晚上吃的东西,预算下一天可以向哀区脱领到一笔抄谱的报酬。但要等到明天是太难受了!为什么把仅有的一些钱去买了食物呢?啊!要是能把袋里的面包跟香肠抵付书价的话,岂不是好!
第二天清早,他上哀区脱铺子去支钱,但走过圣·米歇尔桥的时候,没有勇气不停下来。他在书贩的箱子里又找到了那部宝贵的书,花了两小时把它全部念完了。他为之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又费了整天的工夫才见到他。最后,他终于接洽好了新的工作,领到了钱,马上去把那本书买了来。他怕给人捷足先登买去。其实即使这样也不难再找一本;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孤本;并且他要的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凡是爱好书的人都有一些拜物狂。哪怕只是寥寥几页,脏的也罢,有污迹的也罢,只要是激动过他们的幻想的,便是神圣的。
克利斯朵夫回去在静寂的夜里把圣女贞德的历史重读了一遍。没有旁人在场,他不用再压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充满着温情,怜悯与无穷的痛苦,似乎看到她穿着乡下女子红颜色的粗布衣服,高高的个子,怯生生的,声音很柔和,听着钟声出神,——她也跟他一样爱钟声,——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显得那么聪明那么慈悲,随时会流泪,——为了爱,为了怜悯,为了软心而流泪:因为她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是个纯洁而勇敢的少女。她把盗匪式军队的野性给驯服了,又能够镇静地用她的头脑,用她女人的机灵,用她坚强的意志,在孤立无助而被大家出卖的情形之下,成年累月地应付那些像豺狼虎豹一般包围着她的教会与司法界人士的奸计。
而克利斯朵夫最感动的尤其是她的慈悲心,——打了胜仗之后,她要为战死的敌人哭,为曾经侮辱她的人哭;他们伤了,她去安慰;他们临终,她去祈祷,便是对出卖她的人也不怀怨恨,到了火刑台上,火在下面烧起来的时候,她也不想到自己,只担心着慰勉她的修士,叫他快走。“她在最剧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她有上帝的精神。”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儿,想到了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
他把贞德的传记家笔下最美的句子反复念着:
“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让人生的磨难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于是他对自己说着:“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吧。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
因为他不是个圣者,所以只要想到那些人,他的怨恨又觉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看到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法国,就叫人想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长出这样纯洁的花,这样悲壮的诗。然而那的确是事实。谁敢说不会再有第二次呢?今日的法国,不见得比淫风极盛而竟有圣处女出现的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更糟。如今庙堂是空着,遭了蹂躏,一半已经坍毁了。可是没有关系!上帝在里面说过话的。
克利斯朵夫为了爱法国的缘故,竭力想找一个法国人来表示他的爱。
那时正到了三月底。克利斯朵夫不跟任何人交谈,不接到任何人的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除了老母每隔许多时候来几个字。她不知道他害病,也没把自己害病的事告诉他。他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上音乐铺子去拿他的活儿或是把做好的活儿送回去。他故意候哀区脱不在店中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谈话。其实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碰到一次哀区脱,而哀区脱对于他的健康问题也只淡淡地提了一二句。
正当他这样无声无息,幽居独处的时候,忽然有天早上收到罗孙太太的一封请柬,邀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会,说有个著名的四重奏乐队参加表演。信写得非常客气,罗孙还在信末附了几行恳切的话。他觉得那回和克利斯朵夫的争执对自己并不怎么体面。尤其因为从那时起,他和那位歌女闹翻了,他自己也把她很严厉地批判过了。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从来不怀恨他得罪过的人;倘若他们不像他那么宽宏大量,他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他只要高兴跟他们重新相见,就会毫不迟疑地向他们伸出手去。
克利斯朵夫先是耸耸肩,赌咒说不去。但音乐会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他的决心一天天跟着动摇了。听不见一句话,尤其是听不见一句音乐,使他喘不过气来。固然他自己再三说过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去,但到了那天,他还是去了,觉得自己没有骨气非常惭愧。
去的结果并不好。一旦重新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他马上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厌恶他们了:因为孤独了几个月,他已经不习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这儿简直没法听音乐:只是亵渎音乐。克利斯朵夫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
他把所有那些可憎的面目与身体扫了一眼。在客厅的那一头,他遇到一对望着他而立刻闪开去的眼睛。跟全场那些迟钝的目光相比,这双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朴实气息使他大为惊奇。那是畏怯的,可是清朗的、明确的、法国式的眼睛,望起人来那么率直:它们自己既毫无掩饰,你的一切也无从隐遁。克利斯朵夫是认识这双眼睛的,却不认识这双眼睛所照耀的脸。那是一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小小的个子,有点儿驼背,看上去弱不禁风,没有胡子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头发是栗色的,五官并不端正而很细腻,那种不大对称的长相使他的神气不是骚动,而是惶惑,可也有它的一种魅力,似乎跟眼神的安静不大调和。他站在一个门洞里,没人注意他。克利斯朵夫重新望着他;那双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又可爱又笨拙地转向别处;而每次克利斯朵夫都“认得”那双眼睛,好像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似的。
因为素来藏不住心中的感觉,他便向着那青年走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跟对方说什么好;他走一下停一下,左顾右盼,好似随便走去,没有什么目标。那青年也觉察了,知道克利斯朵夫向自己走过来;一想到要和克利斯朵夫谈话,他突然胆小到极点,竟想往隔壁的屋子溜;可是他那么笨拙,两只脚仿佛给钉住了。两人面对面站住了,僵了一会儿,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越窘,各人越以为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可笑。终于克利斯朵夫瞪着那个青年,没有一句寒暄的话,便直截了当地笑着问:
“你大概不是巴黎人吧?”
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句,那青年虽然局促不堪,也不由得笑了笑,回答说他的确不是巴黎人。他那种很轻的,像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好比一具脆弱的乐器。
“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说。
他看见对方听着这句奇怪的话有些惶惑,便补充道:“我这话没有埋怨的意思。”
可是那青年更窘了。
他们又静默了一会儿。那年轻人竭力想开口:嘴唇颤动着,一望而知他有句话就在嘴边,只是没有决心说出来。克利斯朵夫好奇地打量着这张变化很多的脸,透明的皮肤底下显然有点颤抖的小动作。他似乎跟这个客厅里的人物是两个种族的:他们都是宽大的脸,笨重的身体,好像只是从脖子往下延长的一段肉;而他却是灵魂浮在表面上,每一小块的肉里都有灵气。
他始终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比较单纯,便接着说:“你在这儿,混在这些家伙中间干什么?”
他粗声大气地嚷着,那种不知顾忌的态度便是人家讨厌他的地方。那青年窘迫之下,不禁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有没有人听见。这举动使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快。随后那年轻人不回答他的问话,又笨拙又可爱地笑了笑,反问道:“那么你呢?”
克利斯朵夫大声地笑了,笑声照例有点儿粗野。
“对啊,我又来干吗?”他高高兴兴地回答。
那青年突然打定了主意,喉咙梗塞着说:“我多喜欢你的音乐!”
随后他又停住了,拼命想克服自己的羞怯,可是没用。他脸红了,自己也觉得,以致越来越红,直红到耳边。克利斯朵夫微笑着望着他,恨不得把他拥抱一下。青年抬起眼来说:“真的,在这儿我不能,不能谈这些问题……”
克利斯朵夫抿着阔大的嘴暗暗笑着,抓着他的手。他觉得这陌生人瘦削的手在自己的手掌中微微发抖,便不由自主很热烈地握着。那青年也发觉自己的手被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亲热地紧紧握着。他们听不见客厅里的声音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觉得心心相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罗孙太太忽然过来用扇子轻轻触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
“哦,你们已经认识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大孩子今晚是专诚为您来的。”
他们俩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地退后一些。
“他是谁呢?”克利斯朵夫问罗孙太太。
“怎么!您不认识他吗?他是个笔下很好的青年诗人,非常崇拜您。他也是个音乐家,琴弹得挺好。在他面前不能讨论您的作品:他爱上了您。有一天,他为了您差点儿跟吕西安·雷维-葛吵起来。”
“啊!好孩子!”克利斯朵夫说。
“是的,我知道,您对吕西安不大公平。可是他也很喜欢您呢。”
“啊!别跟我说这个话!他要是喜欢我,就表示我没出息了。”
“我敢向您保证……”
“不!不!我永远不要他喜欢我。”
“您那个情人跟您完全一样。你们俩都一样的疯癫。那天吕西安正在跟我们解释您的一件作品。那羞怯的孩子突然站起来,气得全身发抖,不许吕西安谈论您。您瞧他多霸道!……幸亏我在场,我马上哈哈大笑,吕西安也跟着笑了;结果他道了歉。”
“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听得大为感动。
接着罗孙太太和他谈着别的事,但他充耳不闻,只自言自语地说:
“他到哪儿去了?”
他开始找他。可是那陌生朋友已经不见了。克利斯朵夫又去找着罗孙太太,问:
“请您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谁啊?”
“您刚才跟我提到的那个。”
“您那个青年诗人吗?他叫作奥里维·耶南。”
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利斯朵夫耳中像一阕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倩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可是新的形象,新朋友的形象立刻把那个倩影抹掉了。
在归途中,克利斯朵夫在拥挤的巴黎街上走着,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好似一口湖,四周的山把它跟其余的世界隔离了。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儿声音,没有一点儿骚动。只是一片和平宁静。他再三说着: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