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著
经典名著
类型- 2019.03.28 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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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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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卷九·燃烧的荆棘
卷九释名
摩西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我在这里。”……
《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
译者录
第一部
精神安定。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
克利斯朵夫神闲意适,心中一片和平。他因为挣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它们不会再醒的了。
他那股偏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蒙眬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儿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它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得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的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
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呵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地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儿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
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葛丽纳出走以后,克利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却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葛丽纳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葛丽纳。——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做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
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
两人很少说话,一个耽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耽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里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
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她的爱情在奥里维与别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失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克利斯朵夫与赛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平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里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它们素昧平生的奥里维居然认出了它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们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咭咭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地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了事。奥里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赛”,只漫不经意地、有礼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齐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她说话的时间,他渐渐的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地喘气——是面包师傅,皮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复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儿气力。女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搞坏了,还得拼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十一岁,七岁,三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
“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
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往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着食物,就是看到她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气,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上碰到她,总是心不在焉地,有礼地说一声:“对不起,小姐。”
她一声不出,只直僵僵地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六点钟,他下楼还最后看到她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地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艺儿简直是自私自利……但过后他又把撕破的纸张捡起来。他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姐姐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地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叫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哄地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票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觉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统一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遇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地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疯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做肌肉的活动,或是做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作不义,什么叫作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绝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 ——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杰里科的玫瑰(杰里科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机;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决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掠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叫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班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地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份,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普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地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地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作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夫·特·迈斯特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人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地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儿,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地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作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像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对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作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像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像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地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适。可是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地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侍从。)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 ——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剃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颤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艺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起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班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迫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地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作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么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蒲鲁东、约瑟夫·特·迈斯特尔、尼采或是乔治·索雷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像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其妙地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作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作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霉的人……”
“那么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像现在这样去捧他们绝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成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叫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班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弃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做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地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像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么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像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骗骗自己:像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成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像他那么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地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起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骗的和但求受骗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像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其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作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作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来。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作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儿不像他而像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疲,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齐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气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地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地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班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儿。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糊糊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像跟班一样盯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儿,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气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班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地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地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叫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得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现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地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地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地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懂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最初在花店里做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妻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迫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其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起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像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像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贫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儿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起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气,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决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地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像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像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做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吧!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像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报酬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地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地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疲力尽地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嘿!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么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地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叫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地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会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会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地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失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地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地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作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现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班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吧。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像漂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搁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像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唿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地听着,又好像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往前扑的姿势,笨拙地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像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加利费。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与,很热烈地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地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成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齐移在孩子身上:拼命地爱他,同时又粗暴地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叫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快活得像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老头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历,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骚动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片,像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
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丽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尽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做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它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她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地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她已经在那里和育西哀吵架了。发觉爱麦虞限这样骚动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觑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的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及待地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爱麦虞限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没留意,爱麦虞限就会不高兴。
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的店去定一双靴子,爱麦虞限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地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作——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做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自慰。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地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它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决计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理斯到法利爱先生,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黯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里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嘿,多古怪的头脑!奥里维没法追踪它思想的线索,它不能做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地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
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
“嗯,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吗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
“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他又轻蔑地补上一句。
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像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的解释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爱麦虞限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词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像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里维白白地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可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它很高兴在自己那些骚动而互相冲突的幻觉中载沉载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奥里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和他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不同:精神的不平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谓善何谓恶的。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野性,奥里维还只看到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骚动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布尔乔亚的隔世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百分之一,大家就会骇而欲走。好吧,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爱麦虞限心里都有;它们会出其不意的,像狂风一般的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里维可一点儿不知道。在他面前,爱麦虞限觉得很难为情。奥里维的和平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地爱着奥里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功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
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的出神,老头儿从早到晚地吹哨、絮聒、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细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像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它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熄而复燃、燃而复熄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
奥里维把爱麦虞限推荐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
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阶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爱麦虞限却拐着腿躲到邻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做着跳舞姿势的牧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池纸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地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雹霰似的细雨。几只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骑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的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乐……
“……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秤过,算过,分配过(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那样的句子的字母。
斐伊哀老头有个老朋友叫作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地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指巴黎公社)里也漏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一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竭地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份,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她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她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她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她在墙上钉着卢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她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她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
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儿处处让着她,决不敢惹动侄女好斗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绝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只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房里,高踞在床后的墙上。那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儿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虔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她呼来喝去也不无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兰纳德十三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她害了骨节痨,成天躺在床上,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包在树皮中的达芙妮。(神话载:水神达芙妮被阿波罗热恋,乃求其母地神将其变为月桂。)她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眼睛,黯淡的皮色好比缺乏阳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头发就越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母亲的宗教热在这个有病而一无所事的孩子身上更变本加厉。她几小时地念着经,拿着教皇祝福过的珊瑚念珠,常常热烈地亲吻。她差不多整天闲着,又不喜欢做针线:母亲从来没培养她这方面的兴趣。她偶然看几本枯索无味的传道小册和叙述奇迹的故事,那种平板而浮夸的风格对她就跟诗一样。糊涂的母亲也把周报上附有插图的犯罪新闻交给她念。逢到她偶尔打毛线的时候,心也不在活计上,只念念有词地和什么圣女或仁慈的上帝谈话。本来嘛,不一定要圣女贞德才能得到上帝的访问;我们都受过这种恩宠的。那些天国的使者往往并不开口,只让我们坐在家里独白。但兰纳德决不着恼:他们不开口就是默认。并且她有那么多的话对他们说,没时间让客人回答:她都替他们代答了。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多嘴姑娘,遗传了母亲的唠叨的脾气,但滔滔汩汩的话都变成了内心的言语,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地底下去了。——不必说,为了使叔祖皈依正教,她也参与母亲的计谋。只要能把灵光带一点儿到黑暗的家里来,她就非常快慰;她拿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内,或者把一颗念珠塞在他口袋里,叔祖为了让她高兴,假装不注意。——两个虔婆对这反教会的老头儿所玩的手段,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惯于用粗野的话调侃泼辣的女人,便常常取笑他那个慑于雌威的朋友,使他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过来人,被一个脾气挺坏而滴酒不入的老婆管了二十年,被她当作醉鬼,骂得哑口无言,至今不敢提起这些事。所以文具店老板只是不大好意思地辩护几句,结结巴巴地说一套克鲁泡特金式的宽宏大量的话。
兰纳德和爱麦虞限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爱麦虞限不大敢溜进她家里。亚历山特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爱麦虞限经过的时候轻轻地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个鬼脸跟她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他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地靠在窗子的横闩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爱麦虞限是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爱麦虞限,也把兰纳德看作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在贝德把他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他回避兰纳德,对她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地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地,远远地偷觑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他又找她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日放工的时候,订书的女工穿着像睡衣一样长的工衣,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饿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他走在她们中间拼命把自己缩小,赶紧往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他很高兴他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她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她,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她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着风景片一同看着玩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
但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的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她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他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都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她也鄙夷不屑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他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她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他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长得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她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她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头上,嚷着叫他走开,说她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他走了,心里并没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她瘦削的小手,跟她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
终于有一天,人家代兰纳德报复了一下。——他和工场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像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他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套。——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他兴奋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一个同伴恶狠狠地挖苦他说:
“得了吧,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上不会再有驼子。像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的。”
那一下他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地住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角自个儿痛苦。奥里维路上遇到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
“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呢?”
爱麦虞限不愿意回答。奥里维很亲热地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像要哭了。奥里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里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他一点儿不流露出这种情绪。
“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是的。”
“怎么回事呢?”
这时孩子可忍不住了。他悦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
“也没有他们的份,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奥里维回答,“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
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才成功,不免很失望。
“为了替像你这样成千成万的少年,成千成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
爱麦虞限叹了口气:“可是自己能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
“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你想,周围有多少事值得你去看,去爱。”
他给他指出了几桩。
孩子听着,摇摇头:“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你会摆脱的。”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
孩子听了这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里维不是这等人,便私忖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里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亿兆生灵与亿兆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抽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古老的传说,古老的宇宙观中实际而深刻的幻想,都给回想起来。他半笑半正经地讲着万物的轮回与递嬗,灵魂在无量数的形式中流过,滤过,像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说话之间他又羼入一些基督教的回忆和眼前这个夏日傍晚的景象。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的神话。奥里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也感动了,不禁对着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
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里维安安静静地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像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燃起了永远不熄的光明。
他完全不懂奥里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里维看来只是美丽的寓言和譬喻,在爱麦虞限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成了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乏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湮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黯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心头,像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可是那些去望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
奥里维笑了笑回答:“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护窗,点上灯,才能看到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眼光更好。但我们爱的总是同样的光明。”
孩子回家去了,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里维的话在他头里嗡嗡的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起他曾经使那双眼睛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地伸进头去,低声叫着:“兰纳德……”
她不回答。
“兰纳德!我请你原谅。”
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坏东西,我恨你。”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
随后忽然兴奋起来,他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的说:
“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
“真的吗?”
“真的。”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
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也瞧不见。外边是美妙的夜晚。残废的孩子喁喁地说:”一个人死了才舒服呢!……”
他听到兰纳德轻微的呼吸,便说了声:“再见!”
兰纳德也用着温柔的声音回答:“再见!”
他心情轻快地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
奥里维又躲在家里了。不久克利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们俩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奥里维不能和这些战士联盟。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和他们联盟。奥里维因为是被压迫的弱者而躲避,克利斯朵夫因为是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一个蹲在船首,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还是在那条载着劳工队伍与整个社会的船上。自以为精神洒脱,意志坚强的克利斯朵夫,用一种带着鼓励意味的关切的态度,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骚动的平民堆里混一下,让精神松动一点儿,事后觉得自己更有劲更新鲜。他继续跟高加来往,偶尔也仍旧上奥兰丽铺子去吃饭,在那儿兴之所至,毫无顾忌,什么怪僻的论调都不会使他吃惊;他还故意放刁,煽动人家把话越说越荒唐,越说越激烈。在场的人竟弄不清克利斯朵夫是否正经,因为他一边说一边激动起来,终于忘了他本意是闹着玩儿的。大家的醉意把艺术家也熏醉了。有一回他得了灵感,在奥兰丽铺子的后间作了一支革命歌曲,立刻给人背熟了,第二天就传遍工人团体。因此他犯了嫌疑,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消息灵通的玛奴斯有一个年轻朋友,叫作爱克撒维·裴那,在警察局办事,同时也喜欢文学而自命为崇拜克利斯朵夫的,——因为第三共和的看家狗中间也渗进了无政府思想与享乐主义。——他告诉玛奴斯:“你们的克拉夫脱简直胡闹。他想充英雄好汉。我们是知道底细的;可是上级很高兴在这些革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是诬蔑革命党私通外国的老办法。倘若这傻瓜不小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麻烦吗?你去通知他一声。”
玛奴斯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要他谨慎些。克利斯朵夫却不以为意。
“得了吧!”他说,“谁都知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难道我不能玩一下吗?我喜欢这些人,他们像我一样的做着工,像我一样的有个信仰。老实说,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好吧,打架就打架,我不怕……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像你这样缩在壳里。跟布尔乔亚在一块,我透不过气来。”
奥里维的肺不需要这么多空气。他待在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精神安定的女朋友做伴觉得很舒服。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赛西尔专心抚养孩子,口口声声只谈着孩子,也只跟孩子谈着,嘁嘁喳喳,学着小鸟的声音,把孩子那种不成腔的歌曲慢慢地变做人话。
奥里维跟工人们混了一下,结果有了两个熟人,像他一样是无党无派的。一个是地毯匠葛冷。他的工作完全是逞他高兴的,非常任性,可是手段很巧。他爱自己的手艺,天生对艺术品有鉴赏力,还加上观察,工作,参观博物馆等等的修养。奥里维托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活儿很不容易做,他居然对付得很好,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只向奥里维要了一笔很公道的修理费,因为他能够做成这件活儿已经挺高兴了。奥里维对他发生了兴趣,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意见。葛冷毫无意见;他完全不把这问题放在心上。他不属于这个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很少看书,所有知识方面的成就都是靠感官、眼睛、手和真正的巴黎平民天生的鉴别力来的。他非常快活。在工人阶级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因为肉体的劳作和精神活动在他们身上是平衡的。
奥里维的另外一个熟人却更古怪了。他名叫乌德罗,职业是邮差。长得很体面,个子高大,眼睛很亮,留着淡黄的胡子跟须,神色开朗,一望而知是个快活人。有一天他为了送一封挂号信,走进奥里维的屋子。趁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绕了一转,把书题扫了一眼。
“嘿!嘿!你的古书真不少……”接着又道:“我也收着关于勃艮第(勃艮第为法国地理名,包括东部各州,以产酒著名)的文献。”
“你是勃艮第人吗?”
邮差笑着,哼了一支勃艮第的民谣,回答说:“是的,我是阿瓦隆地方人。我的家庭文献有早到一二○○年的,另外还……”
奥里维听了大为惊异,很想多知道些。乌德罗也巴不得有说话的机会。他确是勃艮第最古老的旧家之一。有一个祖先曾经参加菲利浦·奥古斯德的十字军;又有一个当过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衰落了,大革命时期更被平民的巨潮卷了下去。现在靠着邮差乌德罗的体力与魄力,奉公守法的做着事,对家族的忠诚,这一家才又浮到水面上来。他最好的消遣是搜集一些谱系的史料,不是有关他一家的,便是有关他的乡土的。放假的日子,他到档案保存所去抄录旧文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因送信而认识的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煊赫的家世并没使他得意忘形;他一边笑一边叙述,没有什么怨恨命运的口气。他那种健康的、无愁无虑的、快活的心情,叫人看了舒服。奥里维望着他,不禁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循环往复,在地面上浩浩荡荡地流上几百年,在地底下销声匿迹几百年,随后又从泥土里吸收了新的力量重新涌现。他觉得平民是口广大无边的蓄水池,过去的河流可以在其中隐没不见,未来的河流又从中发源,——其实除了名字不同以外还不是同样的河流?
他很喜欢葛冷与乌德罗;但他们不能跟他做伴,彼此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爱麦虞限那孩子多费他一些精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精神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他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等到抬起头来,简直发呆了,似乎没有以前聪明了,话也更少了;奥里维想尽方法只能逼出他几个唯唯否否的字,问他什么,他又胡说八道乱答一阵。奥里维很灰心,竭力忍着不表示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这孩子原来是个笨蛋。他可没看见狂热的孵化工作正在这颗灵魂中进行。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只能拿一把良好的种子随意往田间散播,却不会耕地,犁地。——逢到克利斯朵夫在场,他更惶惑,觉得给他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很难堪;而爱麦虞限当着克利斯朵夫的面也显得更蠢,使奥里维更羞愧。那时,孩子咬紧牙关,恶狠狠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奥里维爱克利斯朵夫;他不答应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在他老师心中占有地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想不到孩子心里有这种偏激的爱与嫉妒。克利斯朵夫当年也是这样的。但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身上,他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爱麦虞限是受到尔少病态的遗传的,所以他的爱,憎,潜伏的天才,发出来的声音与众不同。
五一节近了。
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班吹牛大王尽量地推波助澜。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屯积粮食。克利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哪一党;一会儿是老共和党,一会儿是保王党,一会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支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利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里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布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布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
“得了吧!”克利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睡觉吧。你这革命绝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的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四十年来不过是说大话。瞧瞧你们的德莱弗斯案子吧!‘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班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呢?”
“别这样肯定,”奥里维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人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来;那时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惨了……”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西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西拉诺与尚德莱均罗斯丹所作的戏剧中人物)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
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自吹自擂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利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了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争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
四月的下半个月,奥里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里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倦。他躺在床上,几小时不想动弹,呆呆地望着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儿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明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种严谨的逻辑。这些不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像野兽的嚎叫,显出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利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听着,望着克利斯朵夫,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之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注意到的事。克利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的停住了;他把惊惶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转,碰到了奥里维的眼睛,笑了一阵,回到他的书桌上。
“你弹的什么呀,克利斯朵夫?”奥里维问。
“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
“你预备写下来吗?”
“写什么?”
“你才弹的。”
“我弹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那么你刚才想些什么?”
“不知道。”克利斯朵夫说着,把手按着脑门。
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里维始终瞧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觉察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里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
“你这个懒虫!”他嘻嘻哈哈地说。
奥里维叹了口气。
“怎么啦?”克利斯朵夫问。
“唉,克利斯朵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的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了……”
“你疯了吗?你怎么啦?”
“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了。我得糊里糊涂地搁浅在半路上。”
“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耍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
“你会把我忘了的。”奥里维回答。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床上,靠近奥里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饱而快要破裂的帆。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地把他的衣领给扣上了。奥里维只是听他摆布。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他温柔的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的幸福了!”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是的。”
“那么干吗说这些傻话?”
“对,我这是不应该的,”奥里维羞愧地笑着,“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精神萎靡了。”
“得振作起来呀。哎,喂!起来吧。”
“让我歇一下再说。”
他仍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
那年的四月天气很暖,常常下雾。小小的绿叶在银色的雾绡中舒展,看不见的鸟一叠连声地唱着,欢迎隐在云后的太阳。奥里维抽引着千丝万缕的往事:看到自己小时候坐着火车,在大雾中跟哭哭啼啼的母亲离开家乡,安多纳德自个儿坐在车厢的一角……美丽的侧影,清秀的风景,——映在他的眼帘上。美妙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出来,音韵,节奏,都已经齐备了。他原来坐在书桌旁边,只要伸出手臂就可以抓到笔,把这些诗意盎然的境界记下来。可是他不想这么办。他疲倦不堪,也明明知道梦境一朝给固定之后,香气就会散掉。那是一向如此的:他没法表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他的心仿佛一个百花盛开的山谷,可是谁也进不去;而且只要动手去采,那些花就会谢落的。结果只勉强剩下几朵,几个短篇,几首诗,发出一股隽永的凄凉的气息。这种艺术上的无能久已成为奥里维最大的苦闷。感觉到内心藏着多少生机而竟无法抢救!——现在他隐忍了。用不到人家看到,花也一样会开放,——在无人采摘的田里倒反更美。开遍了原野,在阳光底下出神的鲜花不是悠然自得,挺快活吗?——阳光是难得有的;但没有阳光,奥里维的幻景只有更丰富。他那几天编了多少凄怨的、温柔的、神怪的故事!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好似片片白云在夏日的天空飘浮,在空气中融化,然后又来了新的;这种故事他心里有的是。有时天上晴空万里,奥里维便晒着太阳迷迷糊糊,直等到无声的幻梦张着翅膀再来的时候。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里维胸中装满了故事,不由得对他讲了一桩,微微笑着,出神了。他常常这样说着话,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声不出。后来他也忘了有孩子在场……故事说到一半,克利斯朵夫闯进来听到了,觉得美妙之极,要奥里维从头再来一遍。奥里维却不愿意:“我跟你一样,已经忘了。”
“没有这回事,”克利斯朵夫说,“你是个古怪的法国人,自己说的,做的,老是心里有数。你从来不会忘掉什么事。”
“这便是我的不幸。”
“因为你忘不了,我才要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说一遍。”
“多厌烦。而且有什么用?”
克利斯朵夫恼了。
“这是不对的,”他说,“那么你的思想对你有什么用?你把自己所有的通通丢掉。那是永远的损失。”
“什么都不会损失的。”奥里维回答。
奥里维讲着他的梦境的时候,小驼子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此刻才醒过来,向着窗子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沉着脸,神气恶狠狠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站起来说了句:“明儿一定是好天气。”
克利斯朵夫听了对奥里维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明儿是五月一日。”爱麦虞限补上一句,沉闷的脸上有了光辉。
“这是他的故事。”奥里维说。——“喂,你明儿来讲给我听。”
“胡说八道!”克利斯朵夫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来接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奥里维病已经完全好了,但老是异乎寻常的困倦。他不想出去,心里有点儿隐隐约约的恐惧,又不喜欢跟群众混在一起。他的心和精神是勇敢的,肉体却是娇弱的:怕喧闹,骚乱和一切暴烈的行动。他明知自己生来要做强暴的牺牲品,不能够也不愿意自卫:因为他受不了叫人家受罪,正如受不了自己受罪一样。凡是虚弱的人总比旁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更熟悉这种痛苦;而他们的幻想还要把它特别加强。奥里维想到自己的精神不怕吃苦而肉体偏偏这样的怯弱,觉得很惭愧,竭力想加以压制。但那天早上,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只想整天躲在家里。克利斯朵夫埋怨他,取笑他,不顾一切要他出去振作一下:他已经有十天功夫没上街换换空气了。奥里维只做不听见,克利斯朵夫便说:“好吧,我一个人去。我要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要是我今晚不回来,你可以说我是给抓进去了。”
他走了。在楼梯上,奥里维追了上来。他不愿意克利斯朵夫独自出门。
街上人很少。三三两两的女工衣襟上缀着一串铃兰。像星期日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工人们,很悠闲地溜着。街头巷尾,靠近地道车站的地方,掩掩藏藏的站着成群的警察。卢森堡公园的大铁门给关上了。天气老是很温暖,罩着雾。已经好久没有太阳了……两个朋友搀着手臂,不大说话,心里非常相爱,偶然交换一言半语,唤起一些亲切的往事。在区公所前面,他们停下来瞧瞧气压表:颇有上升的趋势。
“明儿我可以看到太阳了。”奥里维说。
那时他们正走在赛西尔家附近,想进去瞧瞧孩子。
“噢,等回来的时候再去吧。”
过了塞纳河,人渐渐多起来。安安静静散步的人,服装和脸色都是过假期的模样;无聊的闲人带着孩子;工人们也随便溜达着。有几个在纽孔上缀着红蔷薇,神气却很和善:都是些冒充的革命分子。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乐观,一点儿极小的幸福就能使他们满足:这天放假的日子只要是天晴或者天气不太坏,他们就很感激了……感激谁呢?可不大清楚……他们从容不迫的,嘻开着脸,看着树上的嫩芽,瞧着女孩子们的穿扮,很得意地说:“只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穿得这样整齐的孩子……”
克利斯朵夫取笑那个大吹大擂预告的示威运动……好家伙!……他心里又喜欢他们又瞧不起他们。
他们俩越往前进,人越来越挤了。形迹可疑的苍白的脸,混在人堆里等机会。水已经给搅动了。每走一步,水就更浊一些。好似从河底下浮起来的气泡一样,有些声音互相呼应;唿哨声,无赖的叫喊声,在喧闹的人堆中透露出来,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街的那一头,靠近奥兰丽铺子的地方,声音尤其宏大,像水闸似的。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作一堆,又是叫嚷,又是吹哨,又是唱,又是笑……那是群众的笑声,因为他们不能用说话来表白种种暧昧的情绪,只能用笑来发泄一下……这些群众并没恶意。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没知道以前,他们只闹着玩儿:烦躁,粗暴,可还没有恶意;觉得彼此拥挤,骂骂警察,或者互相吆喝一阵,都挺有意思。但他们渐渐急躁起来。站在后面的人因为看不见前面的情形而不耐烦,又因为躲在肉屏风后面危险性比较少而格外表示激烈。站在前面的人进退不得,闷死了,越来越受不了的局面使他们气愤之极;而压迫他们的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大家越挤越紧,像一群牲口,觉得全群的热气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个人都等于是全体,跟巨人布里亚柔斯(布里亚柔斯为神话中的巨人,有五十个头与一百条手臂)一样。热血的怒潮不时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躲在第三四行的人开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仿佛是看戏;他们一边刺激群众,一边焦灼不耐地等军队开火。
克利斯朵夫手脚并用地闯进这个密集的人堆,像楔子一般硬挨进去。奥里维跟着他。人墙略微露出了一点儿隙缝,让他们过去,随后又合上了。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完全忘了五分钟以前自己还说民众不会暴动。不论他跟法国的群众和他们的要求是怎样的不相干,他一卷进这股潮水,便立刻被融化了;不管群众要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跟着要;不管自己往哪儿去,他只知道往前,呼吸着这股狂乱的气息……
奥里维跟在后面,被克利斯朵夫牵引着,毫无兴致,头脑很清楚,对于他同胞的热情,对于那股把他推着拥着的热情,比克利斯朵夫不知冷淡多少倍。因为病后身体虚弱,他和人生离得更远了……又因为神志清楚,精神洒脱,所以连最小的枝节都深深的地印入他的脑海。他很愉快的瞧前前面一个姑娘的后影,黄澄澄的脖子,皮肤苍白而细腻。同时,从这些紧挤在一起的人身上蒸发出来的气息使他作恶。
“克利斯朵夫。”他用着哀求的口吻叫了一声。克利斯朵夫不理他。
“克利斯朵夫!”
“怎么呢?”
“咱们回去吧。”
“你可是害怕了?”克利斯朵夫问。
他继续向前。奥里维苦笑着跟在后面。
在几排以前的危险地带内(没法向前的群众挤在那儿好比一道栅栏),奥里维瞧见他的小驼子趴在一所卖报亭的顶上。他用两手撑着,非常不方便地蹲在那里,一边笑一边向人墙那一边眺望,不时回过头来,得意洋洋地望着群众。他看到了奥里维,眉飞色舞地瞅了他一眼,然后又眺望广场那方面,睁大着眼睛等着……等什么呢?——等将要来到的事……而且不止他一个,周围多少的人都等着奇迹!奥里维瞧了瞧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也在等待……
奥里维招呼孩子,嚷着要他下来。爱麦虞限只装不听见,不再对他望了。他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他很高兴在骚乱中露面,一方面是向奥里维表示勇敢,一方面是让他着急,算是他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惩罚。
奥里维在人堆里也遇到几个别的朋友。黄胡子高加只等冲突发生,用专家的眼光估量着爆发的时间。更远一些,美丽的贝德和旁边的人互相说些难听的话。她居然挤到了第一排,嗄着嗓子骂警察。高加走近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讥讽的脾气又发作了:“我不是早说过吗?什么事都闹不起来的。”
“等着瞧吧!”高加说。“别老待在这儿。随时会出乱子的。”
“别胡扯!”克利斯朵夫回答。
那时骑兵被人家扔石子扔得不耐烦了,上前来想廓清通到广场的入口;中间的队伍领先,放开奔马的步子。于是秩序乱了。像《福音书》上说的,头变做了尾。最前的一排变成了最后一排。可是他们也不愿意老是受窘,一边逃一边向追兵辱骂,一枪还没有放就把他们叫作“凶手!”贝德尖声怪叫地往人堆里直溜,像一条鳗鱼似的。她找到了朋友们,躲在高加阔大的肩膀后面喘过气来,紧挨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胳膊拧了一把,为了害怕或是别的理由,向奥里维丢了一个眼风,又咆哮着对敌人们晃晃拳头。高加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咱们走吧,上奥兰丽铺子去。”他们走几步路就到了。贝德和格拉伊沃两人已经先在那儿。克利斯朵夫正要进去,后面跟着奥里维。这条街是中间高,两头低的;站在小饭铺前面五六级高的阶沿上可以眺望街心。奥里维从人堆里钻出来,呼了一口气。
他一想这气味恶劣的酒店和那些疯子的狂叫就觉得恶心,便和克利斯朵夫说:“我回去了。”
“好吧,我过一个钟点来找你。”
“别再出去了,克利斯朵夫!
“胆怯鬼!”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说罢他便走进酒店。
奥里维刚要在铺子的转角上拐弯,再走几步就可以拐进一条小巷,和骚乱的场面隔离了。但他那个小朋友的形象忽然在脑中浮现,便回过头去东张西望地找,正看到爱麦虞限从他的瞭望台上摔下来,奔逃的群众踩在他身上,警察又在后面追来。奥里维不假思索,立刻跳下阶沿奔过去救护。一个马路小工看到情形非常危急:大兵们拔出了腰刀,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把孩子拉起来,被势如潮涌的警察把两人一齐冲倒了。小工惊叫了一声,也冲了进去。同伴们跟在他后面奔过来。站在酒店门口的人,还有已经进了酒店的人,都先后听见了呼救声奔出来。两队人马像狗一般扭在一起。站在阶沿高头的女人们吓得直嚷。——奥里维这个贵族的小布尔乔亚,比谁都厌恶斗争的人,竟这样的拨动了斗争的机钮……
克利斯朵夫被工人们牵引着,加入了混战,可不知道谁发动的。他万万想不到有奥里维在内。他以为他已经走了,在绝对安全的地方了。当时简直没法看出战斗的情形。每个人都弄不清攻击自己的是谁。奥里维在漩涡中不见了:船沉到水底下去了……不知哪儿飞来一拳,打在他左胸上,他立刻倒下去,被一窝蜂的群众踏在脚下。克利斯朵夫被一阵逆流挤到战场的另一头。他心里没有一点儿仇恨,只是兴高采烈地跟大家推来撞去,好似在乡村里赶集似的。他并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被一个肩膀阔大的警察抓着手腕,拦腰抱住的时候,他还开玩笑的说:“可要跳个华尔兹,小姐?”
可是第二个警察又扑上他的背,他便像野猪似的抖擞一下,抡着拳头往两人身上乱捶乱打,他怎么肯被人制服呢?扑在他背上的敌人滚在地下了。另外一个狂怒之下,拔出刀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刀尖离开自己的胸脯只差两寸,马上闪过身子,抓着敌人的手腕,拼命想夺下武器。他一下子弄不明白了;至此为止,他把事情看作游戏一样……但那时他跟敌人扭作了一团,互相打着嘴巴。他没有时间思索。对方眼里有了杀性,而他心中也起了杀性。他眼看自己要像一头绵羊似的被人宰割了,便冷不防把敌人的手腕跟刀一齐扭转来,对着敌人的胸脯扎进去,他觉得自己要杀人了,真的杀了。于是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东西都不同了,如醉若狂地大叫起来。
一叫之下,效果简直不可想象。群众嗅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恶的猎犬。到处都放起枪来。许多窗口挂出了红旗。巴黎革命的隔世遗传,使他们立刻布置了障碍物。街面的砖石给掘掉了,街灯的柱子给扭曲了,树木给砍下了,一辆街车在街上仰天翻着。大家利用几个月来为敷设地下铁道而掘开的壕沟。围着树木的铁栏扭成了几段,被人当作弹丸用。口袋里和屋子里都出现了武器。不到一小时,局面完全变了暴动的形势,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的模样叫人认不得了,爬在障碍物上高声唱着他作的革命歌,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奥里维被人抬到奥兰丽铺子里,已经失去知觉。人家把他放在铺面后间的一张床上。床脚下蹲着那个驼子,垂头丧气。贝德先是吓了一跳,远望以为受伤的是格拉伊沃,等到认出是奥里维,不由得失声叫起来:“还好还好!我以为是雷沃博呢……”
然后她动了恻隐之心,把奥里维拥抱了一下,在枕上扶着他的头。奥兰丽照例很镇静,解开他的衣服,先做了一个初步的包扎。犹太医生玛奴斯·埃曼碰巧带着他形影不离的加奈在场。他们像克利斯朵夫一样为了好奇心来看看示威运动,目睹这场混战,看着奥里维倒下去的。加奈哭得很伤心,同时又想:“我到这儿来干吗呢?”
玛奴斯把奥里维诊察了一遍,立刻断定没希望了。虽然对奥里维很有好感,但他不是一个看着无可挽救的事发呆的人,便不再关心奥里维而想到克利斯朵夫了。他一向佩服克利斯朵夫,拿他当作一个病理的标本看的。他知道他关于革命的思想,很不愿意克利斯朵夫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冒无谓的危险。轻举妄动而打破脑袋还是小事;倘若克利斯朵夫被抓去了,官方一定会拿他出气的。人家早已通知他,警察当局在暗中监视克利斯朵夫;将来他不但要对自己闹的乱子负责,还得替别人闯的祸负责。玛奴斯刚才遇到爱克撒维·裴那在人堆里徘徊,为了好玩也为了公事;他向玛奴斯招招手,说道:“你们的克拉夫脱真胡闹,居然爬在障碍物上臭得意!这一回我们可不放过他了。该死!你叫他快快溜吧。”
说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倘若克利斯朵夫知道奥里维死了,他会变成疯子,还要乱杀人,直到把自己的命送掉为止。玛奴斯对裴那说:“要是他不马上溜,一定完了。让我去把他带走。”
“你怎么办呢?”
“加奈有汽车,就停在拐角上。”
“哎,对不起,对不起……”加奈气吁吁地说。
“你把他送到拉洛什,”玛奴斯打断了他的话,“还赶得及蓬塔利埃的快车。你送他上瑞士的车子。”
“他不愿意的。”
“我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他,耶南会到瑞士去跟他相会,甚至说他已经走了。”
玛奴斯不再听加奈的意见,径自到障碍物堆上去找克利斯朵夫。他胆子不大,听到枪声就挺挺腰板,表示不怕,他一边走一边数着地下的石板,——看是双数还是单数,预卜自己会不会送命。但他并不退缩,一个劲儿往目的地走去。他走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正爬在仰天翻倒的街车高头,骑在一个轮子上,拿手枪向天空放着玩儿。障碍物四周,一大堆全是巴黎的流氓,像大雨后阴沟倒灌时流出来的脏水。在他们中间,你分不清谁是第一批的战士了。玛奴斯大声喊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没听见。玛奴斯爬上去扯他的衣袖,被他一推几乎倒下来。玛奴斯挺了挺身子,又嚷:
“耶南……”
下半句被喧闹声淹没了。克利斯朵夫突然住了嘴,手枪掉在了地下,从车轮上爬下来,跑到玛奴斯前面。玛奴斯把他拉着就走。
“你得赶快溜了。”
“奥里维在哪儿?”
“得赶快溜了。”玛奴斯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
“要不了一个钟点,这儿就要被军队攻下。今晚上你就得被捕。”
“我又没做什么!”
“瞧瞧你的手吧……别糊涂了!……你赖不掉的,他们怎么肯饶你呢?大家已经把你认出来了。快点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奥里维在哪儿?”
“在他家里。”
“我去找他。”
“不行。警察在门口等着你。他要我来通知你。你快走吧。”
“你要我上哪儿去呢?”
“上瑞士去。加奈用汽车送你。”
“那么奥里维呢?”
“我们没时间多说了……”
“我没见到他是不走的。”
“你可以在那边见到他呀。明儿他搭头班车到瑞士找你。快点儿!别的事等会儿再告诉你。”
他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被喧闹声和刚才那种发疯似的冲动搞得迷迷糊糊,既不了解自己做的事,也不了解人家要他做的事,只莫名其妙地让人家拉着跑。玛奴斯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一手抓着加奈,把他们送上汽车。加奈对于人家派给他的差事很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克利斯朵夫被捕,但他宁可由别人来救克利斯朵夫。玛奴斯素来知道加奈的脾气;因为不放心他的胆小,所以正要跟他们分手而汽车已经发动的时候,玛奴斯突然改变主意,也上了汽车。
奥里维依旧神志昏迷,旁边只有奥兰丽和爱麦虞限两个人。房间里没有空气,没有光线,非常凄凉。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奥里维在深渊之中浮起了一刹那,手上感觉到爱麦虞限的嘴唇和眼泪,有气无力地笑了笑,挣扎着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啊,他的手多么重啊!……他又失去了知觉……
在弥留者的枕上,奥兰丽放着一小束铃兰。院子里一个没有关紧的龙头让水滴滴答答地流在桶里。思想深处,种种的形象颤动了一刹那,好似一道快要熄灭的光明……一所内地的屋子,墙上爬着蔓藤;一个花园,有个孩子在玩儿:他躺在草坪上;一道喷泉涓涓地流入石钵。一个女孩子笑着……
第二部
他们出了巴黎,穿过那些罩着浓雾的广大的平原。十年以前,克利斯朵夫到巴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黄昏。那时他已经开始逃亡了。但那时他的朋友,他所爱的朋友是活着,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知不觉的逃到朋友那里去的……
最初克利斯朵夫还受着混战的刺激,非常兴奋,提高着嗓子说了很多话,乱七八糟地讲他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对自己的英勇非常得意。玛奴斯和加奈也说着话,使他分心。然后狂热的情绪慢慢退下去,克利斯朵夫不出声了,只有两个同伴继续谈着。他被下午的事搅糊涂了,可并不丧气。他想到从德国逃出来的时代。逃,逃,老是得逃……他笑了。逃就是他的命运。离开巴黎并不使他难过:世界大得很,人又是到处一样的。上哪儿都没关系,只要和朋友在一起。他预备第二天早上就能和奥里维相会……
他们到了拉洛什。玛奴斯与加奈等火车开了才和他分手。克利斯朵夫问了他们好几遍,应当在哪个地方下车,投宿什么旅馆,向哪个邮局领取信件。他们和他作别的时候,脸上表示很难过。克利斯朵夫却高高兴兴地握着他们的手,说道:“得了吧,别这么哭丧着脸。后会有期!这又不算一回事。我们明天就写信给你们。”
火车开了,他们望着他去远了。
“可怜的家伙!”玛奴斯叹了一声。
他们回到汽车上,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加奈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下是犯了罪。”
玛奴斯先是不做声,随后回答道:“嘿!死的总是死了。应当救活的。”
天慢慢地黑了,克利斯朵夫紧张的心情也跟着静下来。掩在车厢的一角,他呆呆地想着,头脑已经清醒,可是浑身冰冷。他瞧了瞧手,看到了血,不是自己的血,便不胜厌恶地打了个寒噤。杀人的一幕又浮现了,使他想起杀了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他把战斗的经过在脑子里温了一遍,但这一回眼光不同了,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的。他又从头至尾想了想当天的事:怎样的和奥里维一块儿出门,走过几条街,直到他被漩涡卷进去为止。想到这儿,他糊涂了,思想的线索断了。他怎么能跟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呢?他们的要求又不是他的要求。那时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他的意识、意志,都消灭了。这一点使他又惊愕又惭愧:难道他竟不能自主吗?那么谁是他的主宰?……现在快车带着他在黑夜里跑,但那个在精神上带着他跑的黑夜也一样的阴沉,那股无名的力也一样的令人头晕目眩……他努力想定一定神,结果只换了一个操心的题目。越近目的地,他越想念奥里维,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了。
到站的时候,他向车门外张望,看看月台上有没有那张熟识的亲爱的脸……下了车,又向四面探望。有一两次,他有点儿眼花,仿佛……噢,不,不是“他”。他到约定的旅馆去,奥里维也没有在。这当然不足为奇:奥里维怎么能比他先到呢?但从此克利斯朵夫好不心焦地开始等待了。
时间正是早上。克利斯朵夫上楼到房间里转了一转,下去吃了饭,上街闲逛,装作毫无心事的样子;他欣赏了一下湖,瞧瞧铺子里的陈设,跟饭店里的姑娘说了几句笑话,翻着画报……一点没有劲儿。时间过得真慢。到晚上七点,克利斯朵夫不知如何是好,便提早吃了晚饭,也吃不下什么,重新上楼,吩咐仆人等朋友一到,立刻带到他屋子里来。他背对着房门,坐在桌子前面,一无所事:没有一件行李,没有一本书,只有才买来的一份报。他勉强拿来看着,心可是不在,耳朵老听着走廊里的脚声。整天等待的疲倦和整晚的没有睡觉,使他神经过敏到极点。
他突然之间听见房门开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他不马上掉过头去。他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便转过身子,看见奥里维微微笑着。他并不惊奇,只是说:
“啊!你终于来了!”
只有一刹那功夫,幻景就消灭了……
克利斯朵夫猛的站起,推开桌子,把椅子翻倒在地下。他待了一会儿,毛骨悚然,脸像死人一样,牙齿打得很响……
从那个时候起,——虽然他一无所知,虽然对自己再三说着“我又没知道什么”, ——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都预感到了。
他没法再待在屋子里,到街上走了一个钟点。回到旅馆,看门的在穿堂里递给他一封信。啊,他早知道会有信的。他双手哆嗦着接过来,奔到楼上,拆了信,一读到奥里维的死耗,马上晕过去了。
信是玛奴斯写的,说昨天瞒着他催他动身,完全是奥里维的意思,奥里维要他的朋友逃走;——信上又说克利斯朵夫留在那里一无用处,只能送命;但克利斯朵夫为了纪念他的亡友,为了其余的朋友,为了他自己的光荣,应当活下去……奥兰丽用着又大又颤抖的字迹也附了两三行,说那位可怜的先生的后事,她会照顾的……
克利斯朵夫一醒过来,大发神经,只想杀死玛奴斯,立刻奔往车站。旅馆的穿堂里阒无一人,街上冷清清的;黑夜里几个寥寥落落晚归的行人,也没注意到这个眼睛发疯的,气喘吁吁的家伙。他只有一个念头,像一条想咬人的恶狗:“杀玛奴斯!杀!”他要回巴黎去。夜快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非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可。那怎么行!他随便搭了下一班往巴黎那方面开去的火车。那是一班逢站必停的慢车。克利斯朵夫独自在车厢里嚷着:“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到了法国境内的第二站,火车完全停止,不再往前了。克利斯朵夫暴跳如雷,下了车,打听另外一班车,倦眼惺忪的职员们根本不理他。但不论他怎么办,总是太晚了。为奥里维是太晚了。他甚至也来不及找到玛奴斯,先得被捕。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继续向前吗?回头走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他想向一个在旁边走过的宪兵自首。但暧昧的求生的本能把他拦住了,劝他回瑞士。两三点钟以内,往任何方面去的火车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坐在候车室里,又坐不下去,便走出车站,在黑夜里胡乱拣着一条路往前直闯。一会儿他到了荒凉的田野,踏进了草原:东一处西一处的有些小柏树,表示靠近一个森林了。他进了林子,才走了几步就扑在地下嚷着:“啊,奥里维!”
他横躺在路上,嚎啕大哭。
过了好久,听见火车远远的一声长啸,他爬了起来,想回车站,可是走错了路,走了整整一夜。好吧,走到哪儿都是一样,只要尽走下去,不让自己思想,走到不会再思想,走到死!啊,要是能死才好呢!……
黎明的时候,他走进一个法国村子,和边境已经离得很远了。一夜之间他都是往法国这一边走着。他进入一家乡村客店,大吃了一顿,重新上路。日中,他在一片草原上倒下,直睡到傍晚。等到醒过来,天又黑了。他那股疯狂的劲也没有了,只觉得痛苦难忍,没法呼吸,好容易捱到一个农家,讨了一块面包,要求借宿。农夫把他打量了一番,切了一块面包给他,带他到牛棚里,把门反锁了。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垫上,靠近气味难闻的母牛,嚼着面包。他淌着眼泪,又是饿又是痛苦。幸而睡眠把他解放了几小时。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声音把他惊醒了,他可依旧一动不动地躺着,心里只想不要再活下去。农夫站在他面前把他打量了好久,不时又瞧一下手里的纸。临了,他走前一步,把一张报纸交给克利斯朵夫看,上面赫然印着他的照片。
“不错,就是我,”克利斯朵夫说,“你去把我告发吧。”
“你起来。”
克利斯朵夫站起身子,农夫做个手势叫他跟着走。他们从牛棚后面,在果子树中间走上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一座十字架底下,农夫指着一条路对克利斯朵夫说:
“边境在那一边。”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地上了路。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走着;身子和精神都累到极点,随时想停下来。但他觉得要是一倒下去,就没法再爬起来。于是又走了一天。身边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了,不能再买面包。而且他回避村子。由于一种非理智所能控制的奇怪的心理,这个但求一死的人竟怕给人抓去;他的身体好似一头被人追急的野兽,拼命地奔逃。肉体的痛苦、疲倦、饥饿,奄奄一息的生命隐隐约约感到的恐惧,暂时把他精神上的悲痛压倒了。他但求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好细细咂摸自己的悲苦。
他过了边境,远远地望见一个钟楼高耸,烟突林立的城市:绵延不断的烟像黑色的河流一般,在雨中,在灰色的天空,往着同一个方向吹去。他忽然想起这儿有个当医生的同乡,叫作哀列克·勃罗姆,去年还有过信来,祝贺他的成功。不管勃罗姆为人怎么平凡,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疏阔,克利斯朵夫像受伤的野兽一般,拼着最后一些力量去投奔他,觉得要倒下来也得倒在一个并不完全陌生的人家里。
又是烟,又是雨,一片迷濛;街道跟屋子只有红与灰两种颜色。他在城里乱闯,什么都看不见,问了路又走错了,回头再走。他筋疲力尽,靠着意志的最后一些力量,走进一条陡峭的小巷子,爬上通到一座小山岗的石梯,岗上有所阴森森的教堂,四周都是民房。六十步红色的石级,每三级或六级就有一个狭窄的平台,刚好让人家的屋子开个大门。克利斯朵夫每到一个平台总得摇摇晃晃的歇一会儿。成群的乌鸦在教堂的塔顶上盘旋。
他终于在一所屋子的门上看到了他寻访的姓名,便敲起门来。——巷子里很黑。他困顿不堪,闭上眼睛。心里也是漆黑一片……几个世纪过去了……
狭窄的门开了一半,出现一个女人。她的背光的脸叫人没法看到;但身腰显得很清楚,因为外边黑,里头亮。她背后是一条长廊,长廊尽处有个照着斜阳的小花园。她个子高大,笔直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等他开口。他看不见她的眼睛,只感觉到她的目光。他说要见哀列克·勃罗姆医生,同时报了自己的姓名,每个字都不容易从喉咙里吐出来。他饥渴交加,累到极点。那女人听了一声不出,回进去了;克利斯朵夫跟着她走进一间护窗紧闭的屋子,在黑洞里跟她撞了一下:肚子和大腿碰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身体。她出去带上了门,让他自个儿待在黑房里。他把身子靠着墙,脑门贴在光滑的护壁上,一动不动,生怕撞翻什么东西;耳朵里轰轰地乱响,只觉得天旋地转。
楼上有挪动椅子的声音,有人惊讶地叫了几声,又有砰砰訇訇的关门声。沉重的步子在楼梯上走下来了。
“他在哪儿?”一个熟人的声音问。房间的门打开了。
“怎么!叫客人待在黑房里!该死!阿娜,怎么不来个灯呀?”
克利斯朵夫虚弱到极点,狼狈到极点,听见这个喧闹的但是诚恳的声音,觉得大大的安慰。主人伸出手来,他抓住了。这时灯火也来了。两个人互相望着。勃罗姆身材矮小,红红的脸上留着又硬又乱的黑须,一双和善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笑着,鼓起的宽广的脑门上满是皱痕,起伏不平,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整整齐齐地紧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出一道头路,直到脑后。他长得其丑无比,但克利斯朵夫瞧着他,握着他的手,心里非常舒服。勃罗姆大惊小怪的叫起来:“天啊!你变得多厉害!怎么搞成这个样的?”
“我从巴黎来,”克利斯朵夫说,“我是逃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报上说你被捕了。啊,还算运气!阿娜跟我都想到你呢。”
他打断了话,指着那个招待克利斯朵夫进门的不声不响的女人,说:“这是内人。”
她手里拿着一盏灯,站在房门口。下巴长得很结实,脸相表示她是沉默寡言的人。灯光照着她深色的头发,映出赭红的反光,腮帮的皮肤没有什么光彩。她直僵僵地向克利斯朵夫伸出手去,肘子夹着身体;他望也不望跟她握了握手,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是来……”他结结巴巴的想说明来意,“我想你或许……要是我不太打搅你们的话……或许愿意……招留我一二天……”
勃罗姆马上把话接了过去:“什么一二天!……二十天,五十天,你喜欢待多久就多久。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还希望你多住一阵呢。这是给我们面子,使我们高兴的。”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亲热的话大为感动,竟扑在勃罗姆的臂抱里。
“好朋友,好朋友,”勃罗姆说着,“啊,他哭了……怎么啦?……阿娜!阿娜!……赶快!他晕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在主人的怀里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以来他觉得要昏迷的现象终于来了。
等到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大床上。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勃罗姆在床边伛着身子。
“啊,对不起。”克利斯朵夫结结巴巴地说着,想坐起来。
“他这是饿坏的!”勃罗姆叫了一声。
他太太出去,捧了一杯东西回来给他喝。勃罗姆扶着他的头。克利斯朵夫喝完了才有了点儿生机;可是疲倦比饥饿更厉害,头一倒在床上,他就睡熟了。勃罗姆夫妇守在旁边,看他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别的需要,便出去了。
这种睡眠仿佛一睡就可以睡上几年,是困倦之极而又令人困倦的睡眠,好比沉在湖底下的铅块。日积月累的疲乏,永远在意志门外窥伺的牛鬼蛇神的幻象,把他压倒了。他想醒过来,可是浑身滚热,仿佛筋骨都断了,在混混沌沌的黑夜中没法挣扎,只听见大钟永远打着半点。他不能呼吸,不能思想,不能动弹,被捆缚着,噤住了嘴,好像被人淹在水里,想挣扎起来而又沉到了底下。——终于黎明来了,姗姗来迟的、灰暗的黎明,——下着雨。热度退了,但身体似乎被压在一座山底下。他醒了。情形却更可怕……
“为什么还要睁开眼来?为什么要醒呢?要像朋友一样长眠地下才好啊……”
他仰天躺着,虽然觉得这个姿势很累,还是一动不动;手和腿像石头一般的重。他似乎进了坟墓。光线黯淡。几滴雨水打在窗上。一只鸟在花园中轻轻地哀鸣。噢!可怜的生命!空虚的生命……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勃罗姆走进屋子,克利斯朵夫也不掉过头来。勃罗姆看他睁着眼睛,便高高兴兴地跟他招呼。因为克利斯朵夫眼睛始终盯着天花板,他想替他排遣一下,便坐在床上,粗声大气地说话了。那声音使克利斯朵夫简直受不住,迸足了气力好容易说出一句:“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好心的主人立刻换了口气,说:“你不喜欢有人陪你是不是?好极了。你静静地躺着吧。好好地歇着,别说话。我们替你把饭端上来。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但要他说话简洁是不可能的。唠唠叨叨的解释了一番,他提着脚尖走出去了,笨重的靴子又使地板格吱格吱响了一阵。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屋子里,累得要死。他的思想被痛苦像雾一般包围着。他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要认识他?为什么要爱他?安多纳德的牺牲有什么用?所有那些生命,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多少的考验,多少的希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人,而所有的生命都跟他同归于尽,白活了一辈子!”生也无聊,死也无聊。一个人消灭了,整个的家族也跟着消灭了,不留一点儿痕迹。这种情形不是又可恨又可笑吗?克利斯朵夫因为失望、愤怒,不由得狞笑了一下。痛苦的无能,无能的痛苦,致了他的命。他的心被压碎了……
屋子里除了医生出诊时的脚步以外,寂静无声。等到阿娜出现,克利斯朵夫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她用盘子端进中饭来。他一动不动地望着她。也不开口道谢。但在他好像一无所见的发呆的眼里,少妇的影子像照相一样的印了进去。隔了好久以后,对她认识更清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她仍旧是当时的模样;多少新的形象都抹不掉第一个回忆:头发很浓,挽着个很大的髻;脑门鼓得高高的,脸盘很大;又短又直的鼻子,眼睛老是低垂着,要是和别人的眼睛碰上了,就冷冷的不很坦白地躲开去;微嫌太厚的嘴唇抿得很紧;神气固执,近乎凶狠。她个子高大,身体长得很好,很结实,可是穿的衣衫太窄,动作非常僵。她一声不出,把盘子放在近床的桌上,然后胳膊贴着身体,低着头退出去。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古怪而可笑的人并不觉得惊异,也不吃端来的东西,只管暗暗地磨自己。
白天过了。晚上阿娜又端来一些新的菜,看到中午拿来的食物原封不动,也就不声不响地端着走了。她不像一般女子那样,看到病人会自然而然地说些好话。她似乎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或者根本不觉得有她自己。克利斯朵夫好不耐烦地看着她笨拙与强直的动作,感到一种敌意。可是他感激她的不开口。——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因为发觉克利斯朵夫没有吃东西;他的大声嚷嚷使克利斯朵夫愈觉得阿娜的静默可感。医生看到他的太太没有劝克利斯朵夫吃饭大不高兴,亲自来强迫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为了求个清静,只得喝几口牛奶,喝完又转过身去不理不睬了。
第二夜情形比较安定。他困倦之极,再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再也没有丑恶的生命的痕迹……——可是一醒过来,更窒息了。他把那天琐琐碎碎的情形都记起来,想到奥里维不愿意出门,再三说要回去,于是他不胜悲痛地对自己说:
“是我送了他的命。”
他不能再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里,让那目光凶恶的斯芬克斯(希腊神话载: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向路人提出神秘的谜语,凡不能解答者皆被吞食)把它的问题和死尸的气息折磨,便非常骚动的爬起来,走出卧室,下了楼梯,本能的,怯生生的,需要挨在别人身边。可是他一听见人声又马上想躲开了。
勃罗姆那时在饭厅里,很亲热地接待克利斯朵夫,立刻问到巴黎的事。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胳膊,说:“别问我。过一晌再谈吧……请你原谅。我简直受不了。我累得要死,累得……”
“我知道,我知道,”勃罗姆态度很殷勤,“你神经受了震动,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别说话。别拘束。你爱怎办就怎办,好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决不打搅你。”
他的确说到做到。为了避免惊动客人,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说话都放低着声音,走路提着脚尖,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儿声响。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非常难堪,只得要求勃罗姆照常办事,跟从前一样过活。
这样以后,主人就一切都让克利斯朵夫自便。他几小时的坐在屋子的一角,或者像游魂似的踱来踱去,说不出想些什么,几乎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像呆子一般,看到自己心如槁木,不由得厌恶之极。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万事全休。——有一次,他看到花园的门开着,不知不觉走了出去。但一到阳光底下,他就非常难受,赶紧退回来,仍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他恨太阳。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在饭桌上,他不声不响地只顾吃着勃罗姆挟给他的菜,眼睛盯着桌子。有一天,勃罗姆指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克利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只求静默,只求黑暗!……心中只有空虚,也只需要空虚。生命的欢乐,像大鹏般振翼高歌,直冲云霄的欢乐是完了!一天又一天待在房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仿佛在他脑子里摆动。可是欢乐的野鸟还在他胸中,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撞在栅栏上,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一个人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号……”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失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这一下死的打击对于克利斯朵夫格外可怕,因为那时克利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人生有些年龄,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精神疲惫,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对一切都觉得厌倦,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儿端倪。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大多数人有家庭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寻觅新路、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需的自由精神,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你牢骚满腹,藏着不少的隐痛……还得永远的往前走……没法躲避的作业,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像一匹站着打盹的马似的,在两根车辕中间拖着疲乏的身子继续向前。——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临到一片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没有一点儿强迫他前进的东西,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不知道往哪儿去。力量被扰乱了,意识不清楚了。在他这样迷迷糊糊的时候,要是来了一声霹雳,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他就吃苦了。他倒下去了……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把克利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那是赛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无非是安慰的话。可怜的安慰!没用的安慰!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身受的人……那些书信只使他听到那个已经消失的声音的回声。他没有勇气答复,人家也不再写来了。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叫自己消灭。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连着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要叫亡友再生,他和他谈话,写信给他:
“我的灵魂,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你在哪儿呀?回来吧,回来吧,跟我说话啊,写信给我啊!……”
虽然他夜里费尽心力,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只要你还在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直要以后你慢慢地把故人忘了,故人才会重新出现。
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克利斯朵夫开始听到屋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知不觉关心起来了。他知道几点钟开门,几点钟关门,白天一共开关几次,有几种方式,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他能认出勃罗姆的脚步声,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要是听惯的声音到时没听见,他就不由自主地要探究原因。在饭桌上,他也无意识听人家谈话了,发觉勃罗姆差不多老是一个人说话,太太只简短地回答几句。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勃罗姆可并不在乎,照旧高高兴兴的,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有时,勃罗姆说着话,克利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勃罗姆发觉之下非常快活,更尽量打动他的兴致。
克利斯朵夫勉强想和自己的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可是没劲!他觉得自己多老,跟天地一样的老!……早上起来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身体,姿势,愚蠢的外形,觉得厌倦不堪。为什么要起床,要穿衣服?……他拼命逼自己工作:可是工作使他受不了。既然一切都得归于虚无,创造有什么用?他不能再搞音乐了。一个人唯有经过了患难才能对艺术——好似对其他的事情一样——有真切的认识。患难是试金石。唯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认出谁是经历百世而不朽的,比死更强的人。经得起这个考验的真是太少了。某些被我们看中的灵魂——所爱的艺术家,一生的朋友,——往往出乎我们意外的庸俗。谁能够不被洪涛淹没呢?一朝被患难接触到了,人世的美就显得非常空洞了。
可是患难也会疲倦的,它的手也麻痹了。克利斯朵夫神经松了下来,睡着了,他无穷无尽地尽睡,仿佛怎么睡也睡不足。
终于有一夜,他睡得那么熟,到第二天下午才醒。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勃罗姆夫妇出去了。窗子开着,明媚的天空笑着。克利斯朵夫觉得卸掉了一副重担。他起来走到花园里。一方狭窄的三角形的地,四周围着高墙,像修道院模样。在几块草地与极平常的花卉中间,有几条铺着细砂的小径;一根葡萄藤和一些蔷薇爬在一个花棚上。一个碎石砌成的洞内有一道细小的喷泉;一株靠墙的皂角树,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隔邻的花园高头。远处矗立着红岩砌成的教堂的钟楼。时间是傍晚四点。园中已经罩着阴影。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浴着阳光。克利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背对着墙,仰着头,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清朗的天。他似乎才从噩梦中醒来。周围是一片静寂。一根蔷薇藤懒洋洋地挂在头顶上。忽然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消逝了……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哀痛之极,透不过气来,把手捧着脸哭了……
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等到抬起头来,钟声已止,夕阳已下。克利斯朵夫被眼泪苏解了,精神被冲洗过了,听见心头像泉水似的涌出一阕音乐,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之下,立刻回到房里,关了门,拴上了,让他音乐的泉源尽量奔泻出来。勃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敲敲门,推了几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勃罗姆从锁孔里张望,看见克利斯朵夫大半个身子扑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
过了几小时,克利斯朵夫筋疲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勃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至于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么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叫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叫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像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恼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气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只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气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地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勃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早上,各人干各人的事:医生出去看诊,克利斯朵夫出去教课,勃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克利斯朵夫到一点左右回来,大概总比勃罗姆早。勃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饭,所以克利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她毫无好感,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谈。她当然觉察人家对她的印象,可是听其自然,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也不愿意多用思想。她从来不先向克利斯朵夫开口。动作跟服装毫无风韵,人又笨拙,又冷淡,使一切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他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一边望着阿娜,不由得想道:“啊,她多丑!”
可是这并不准确;不久他发现她的头发、手、嘴,还有那双一看到他就闪开去的眼睛,都长得很美。但他心里对她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为了礼貌,他勉强跟她搭讪,很费力地找些谈话的题目,她那方面又一点儿不合作。有两三次,他问她一些事,关于她的城市的,她的丈夫的,她本身的:可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努力装着笑容,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她笑得很不自然,声音很闷,说话断断续续,每句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临了克利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她谈话;那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医生一回家,两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勃罗姆老是很高兴,大声嚷嚷,忙这个忙那个,非常俗气,心却是挺好。他能吃能喝,说个不停,也笑个不停。跟他在一起,阿娜还略微说几句;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有时勃罗姆取笑她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她沉着脸,一声不出,就在饭桌上生气了。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津津有味地描写某些可怕的病象;那种刻划入微、淋漓尽致的叙述,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拿饭巾丢在桌上,不胜厌恶地站起来,把医生看得乐死了;他立刻打断了话,一边笑一边道歉。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而且是种狞笑,有些兽性的意味。实际上她对她所笑的事也许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的厌恶。
下午,克利斯朵夫很少学生。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可并不见面。各人干着自己的工作。最初勃罗姆要克利斯朵夫教阿娜弹琴,说她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克利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她虽然不大高兴,却也不推三阻四,照例态度冷冰冰的,弹得非常机械,毫无表情: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没有一点儿抑扬顿挫,为了翻谱,她会若无其事地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接下去。克利斯朵夫气坏了,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她。她可并不慌,声色不动地直弹到最后一个音,对于他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甚至也没十分留意。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有几天下午,克利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倘若突然之间回家,就会发现阿娜在那儿练琴,冷冷的,毫无兴致,可是态度很固执,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也不兴奋。知道克利斯朵夫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弄音乐。她的时间除了虔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缝这个,缝那个,监督女佣,特别注意整齐清洁。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有点儿古怪,据他说是“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但也“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关于最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觉得勃罗姆的心理学太简单了;但反正是勃罗姆的事,想它干吗!
吃过晚饭,大家待在一起。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谈着话,阿娜做着活儿。由于勃罗姆的请求,克利斯朵夫又常常弹琴了,在临着园子的黑洞洞的大客厅内直弹到深夜,使勃罗姆在一旁听得出神……世界上不少人就是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完全误解的东西的,——他们也正因为误解而爱那些东西。克利斯朵夫不再生气;他一生已经遇到多少混蛋!但听到某些可笑的惊叹词,也立刻停下,回到房里去了。勃罗姆终于猜到了原因,便竭力把声音压低。并且他音乐的胃口很快就会厌足,留神细听的时间不能连续到一刻钟以上:不是看报,便是打盹儿,不再打搅克利斯朵夫了。阿娜坐在屋子的尽里头,一声不出,膝上放着活计,似乎在那里工作;但她直瞪着眼,手指不动。有时她在曲子的半中间无声无息的出去了,不再露面。
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又有了精力。勃罗姆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屋子里的清静,日常生活的有规律,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把他结实的身体给恢复了。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但精神上还是病着。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因为它始终不曾恢复平衡,有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就会跳起来。
他完全孤独,跟勃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契,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因为他公然表示,以他们的才具,最好还是放弃音乐。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得。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固然他自从奥里维死后老是很孤独地待在一边,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
他住的那个古城颇有些聪明强毅之士,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自得自满,与外界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爱好工作,教育程度很高,可是胸襟狭窄,奉教非常热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地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重轻。有些百万富翁穿得像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嗄,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地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像自己一样辛辛苦苦地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本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不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
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头还觉得彼此的联系不够密切,所以在大组织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有为慈善事业的,为虔修的,为商业的,为虔修而兼商业的,为艺术的,为科学的,为歌唱的,为音乐的;有灵修会,有健身会,有单为集会而组织的,有为了共同娱乐的,有街坊联合会,有同业联合会,有同等身分的人的会,有同等财富的人的会,有同等体重的人的会,有同名的人的会。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结果这种人不满一打。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想家,不顾一切地斩断锁链,使当地的卫道之士头痛。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到,倘若比他们更强,那么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打架总难免闹得满城风雨,——而设法把他收买。对方要是一个画家,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叛徒大声疾呼说些不入耳的话,他们只做不听见。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结果仍旧被同化了。毒性被中和了。这便叫作以毒攻毒的治疗。——但这些情形很少有,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跑去跳在河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的谈着,态度的冷静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
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毋须人家有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歧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仰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许多幼稚的、简化的、雏型的人生与人物。他们中间颇有些博学而实际的人,读书甚多,阅历不少,但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只归纳出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贫血得厉害;德行极高,但没有人情味:而这是最要不得的罪恶。他们心地的纯洁往往是真实的,并且高尚、天真,有时不免滑稽,不幸那种纯洁在某些情形之下竟有悲剧意味,使他们对别人冷酷无情,——不是由于愤怒,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迟疑呢?真理、权利、道德不是都在他们手里吗?神圣的理智不是给了他们直接的启示吗?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叫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
而克利斯朵夫当时觉得最无意义的便是理智。这颗太阳只能替他照出深渊的内壁而不能指示一条出路,甚至也不能使他看出深渊的深度。
至于艺术界,克利斯朵夫很少机会。也没有心思去和它发生关系。当地的音乐家多半是保守派的好好先生,属于新舒曼派或勃拉姆斯派的,克利斯朵夫跟这些乐派是斗争过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管风琴师克拉勃,开着一家出名的糖果店;他是个诚实君子,出色的音乐家,照某个瑞士作家的说法,要不是“骑在一匹被他喂得太饱的飞马上”,他还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另外一个是年轻的犹太作曲家,很有特色,很有气魄,情绪很骚动;他也开着铺子,卖瑞士土产:木刻的玩艺儿,伯尔尼的木屋和熊等等。这两个人因为不把音乐做职业,胸襟都比较宽大,很乐意亲近克利斯朵夫;而在别的时期,克利斯朵夫也会有那种好奇心去认识他们的,但那时他对艺术,对人,都毫无兴趣,只感到自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而忘了相同的地方。
他唯一的朋友,听到他吐露思想的知己,只有在城里穿过的那条河,就是在北方灌溉他故乡的莱茵。在它旁边,克利斯朵夫又想起了童年的梦境。但在心如死灰的情形之下,那些梦境也像莱茵一样染着阴惨惨的色调。黄昏日落的时候,他在河边凭栏眺望,看着汹涌的河流,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地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只有动荡不已的大幅的轻绡,成千成万的条条流水,忽隐忽现的漩涡:正如狂乱的头脑里涌起许多杂乱的形象,永远在那里出现而又永远化为一片。在这种黄昏梦境中,像灵柩一样飘流着一些幽灵似的渡船,没有一个人影。暮色渐浓,河水变成大块的青铜,照着岸上的灯火乌黑如墨,闪出阴沉的光,反射着煤气灯黄黄的光,电灯月白色的光,人家窗里血红的烛光。黑影里只听见河水的喁语。永远是微弱而单调的水声,比大海更凄凉……
克利斯朵夫几小时地听着这个死亡与烦恼的歌曲,好容易才振作起来,爬上那些中间剥落的红色的石级,穿过小巷回家,他身心交瘁,握着砌在墙头里的,被高头教堂前面空漠的广场上的街灯照着发光的栏杆……
他再也弄不明白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回想起亲眼目睹的斗争,他不由得丧然若失,佩服那批对信念锲而不舍的人。各种相反的思想,各种不同的潮流,循环不已:——贵族政治之后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尊重传统之后又追求进步:——交相起伏,至于无穷。每一代的新人,不到十年就会消磨掉的新人,都深信不疑地以为只有自己爬到了最高峰,用石子把前人摔下来;他们忙忙碌碌,叫叫嚷嚷,抓权,抓光荣,然后再被新来的人用石子赶走,归于消灭……
克利斯朵夫不能再靠作曲来逃避;那已经变成间歇的、杂乱无章的、没有目标的工作。写作?为谁写作?为人类吗?他那时正厌恶人类。为他自己吗?他觉得艺术一无用处,填补不了死亡所造成的空虚。只有他盲目的力偶尔鼓动他振翼高飞,随后又力尽筋疲的掉下来。黑暗中只有一阵隐隐的雷声。奥里维消失了,不留一点儿痕迹。凡是充实过他生命的,凡是他自以为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跟思想,他都恼恨。他觉得过去的种种完全是骗自己:人与人的生活整个儿是误会,而误会的来源是语言……你以为你的思想能够跟别人的沟通吗?其实所谓关系只有语言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说话,同时听人家说话;但没有一个字在两张不同的嘴里会有同样的意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一个字的意义在人生中是完全的。语言超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你嘴里说爱与憎……其实压根儿就没有爱,没有憎,没有朋友,没有敌人,没有信仰,没有热情,没有善,没有恶。所有的只是这些光明的冰冷的反光,因为这些光明是从熄灭了几百年的太阳中来的。朋友吗?许多人都自居这个名义,事实上却是可怜透了!他们的友谊是什么东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友谊是什么东西?一个自命为人家的朋友的人,一生中有过几分钟淡淡地想念他的朋友的?他为朋友牺牲了什么?且不说他的必需品,单是他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时间,自己的苦闷,为朋友牺牲了没有?我为奥里维又牺牲过什么?——因为克利斯朵夫并不把自己除外;在他把全人类都包括进去的虚无中,他只撇开奥里维一个人。——艺术并不比爱情更真实。它在人生中究竟占着什么地位?那些自命为醉心于艺术的人是怎么样爱艺术的?……人的感情是意想不到的贫弱。除了种族的本能,除了这个成为世界轴心的。宇宙万物所共有的力量以外,只有一大堆感情的灰烬。大多数人没有蓬蓬勃勃的生气使他们整个的卷进热情。他们要经济,谨慎到近乎吝啬的程度。他们什么都是的,可是什么都具体而微,从来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凡是在受苦的时候,爱的时候,恨的时候,做无论什么事的时候,肯不顾一切把自己完全放进去的,便是奇人了,是你在世界上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了。热情跟天才同样是个奇迹,差不多可以说不存在的!……
克利斯朵夫这样想着,人生却在准备给他一个可怕的否定的答复。奇迹是到处有的,好比石头中的火,只要碰一下就会跳出来。我们万万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着。
……别惊醒我,啊!讲得轻些吧!……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在钢琴上即兴,阿娜站起身来出去了,这是她在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常有的事。仿佛她讨厌音乐。克利斯朵夫早已不注意这些,也不在乎她心里怎么想。他继续往下弹;后来忽然想起要把所弹的东西记下来,便跑到房里去拿纸。他打开隔室的门,低着头往暗里直冲,不料在门口突然跟一个僵直不动的身体撞了一下。原来是阿娜……这么出其不意的一撞吓得她叫起来。克利斯朵夫生怕她撞痛了,便亲切地抓着她的两只手。手是冰冷的,人好像在发抖,——大概是受了惊吓吧?
“我在饭厅里找……”她结结巴巴地解释。
他没听见她说找什么,也许她根本没说出来。他只觉得她在黑暗里找东西很奇怪。但他对于阿娜古怪的行动已经习惯了,也不以为意。
过了一小时,他又回到小客厅和勃罗姆夫妇坐在一起,在灯下伏在桌上写音乐。阿娜靠着右边,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缝东西。在他们后面,勃罗姆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看杂志。三个人都不说话。淅沥的雨点断断续续打在园中的砂上。克利斯朵夫原来把大半个身子歪在一边,那时为了要完全孤独,更掉过身去,背对着阿娜。他前面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反映着桌子,灯和埋头工作的两张脸。克利斯朵夫似乎觉得阿娜在望他,先是并不在意,后来脑子里老转着这个念头,便抬起眼睛瞧了瞧镜子……果然阿娜望着他,而且那副目光使他呆住了,不由得屏着气把她仔细打量。她不知道他在镜子里看她。灯光映着她苍白的脸,那种惯有的严肃与静默显得她心里郁积着一股暴戾之气。她的眼睛——他从来没机会看清楚的陌生的眼睛——盯在他身上:暗蓝的巨大的瞳子,严峻而火辣辣的目光,悄悄地抱着一股顽强的热情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难道这是她的眼睛吗?他看到了,可不相信。他是不是真的看到呢?他突然转过身来……她眼睛低下去了。他跟她搭讪,想强迫她正面望他。可是她声色不动地回了话,始终低着头做活,没有抬起眼睛,你只能看到围着黑圈的眼皮和又短又紧密的睫毛。要不是克利斯朵夫头脑清楚,很有把握的话,他又要以为那是个幻象了。但他的确知道他是看到的……
然后他又集中精神工作,既然对阿娜不感兴趣,也就不去多推敲这个奇怪的印象。
过了一星期,他在琴上试一支新作的歌。勃罗姆一半由于摆丈夫的架子,一半由于打趣,素来喜欢要太太弹琴或唱歌,这一晚的要求特别来得恳切。往常阿娜只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以后不论人家如何要求,恳请,揶揄,再也不屑回答,咬着嘴唇,只做不听见。但那天晚上,出乎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她居然收起活儿,站起身来向钢琴走过去了。这是一支她连看都没看过的歌,她竟自唱了,而唱的结果简直是奇迹。声音沉着,完全不像她说话时那种嘶嗄的,蒙着一层什么的口音。一开始她就把音唱准了,既不慌张,也不费力,音乐给表现得极有气魄,而且很纯粹,很动人;她自己也达到热情奔放的境界,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激动,觉得她唱出了他的心声。她唱着,他望着她呆住了;这一下他才第一次把她看清楚。阴沉的眼睛里有股野性,表示热情的大嘴巴,边缘很好看的嘴唇,肉感的笑容并不秀媚,有点儿杀气,露出一副雪白的很好的牙齿;一只美丽结实的手放在琴谱架上;壮健的体格被狭窄的衣服紧束着,被过于简单的生活磨瘦了,但一望而知是年轻的,精力充沛,线条非常和谐。
她唱完了,回去坐着,一双手放在膝盖上。勃罗姆恭维了她几句,但觉得她唱得不够柔媚。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只顾打量她。她惘然微笑,知道他瞧着她。当晚他们之间没说什么话。她明白自己刚才达到了从来未有的境界,或者是第一次成为她“自己”,可不懂是怎么回事。
从那一天起,克利斯朵夫对阿娜留神观察了。她又恢复了不声不响,冷淡麻木的态度,只管没头没脑地做活,叫丈夫都看了气恼;其实她是借工作来压制骚乱的天性,不让那些暧昧的思想抬头。克利斯朵夫看来看去,只看到她和早先一样是个动作发僵的布尔乔亚。有时她一事不做地瞪着眼睛出神。你刚才发觉她这样,过了一刻钟还是这样,一动也没动过。丈夫问她想些什么,她便惊醒过来,微微一笑,回答说不想什么。而这也是事实。
她无论碰到什么事都镇静自若。有一天她梳妆的时候,酒精灯爆裂了。一刹那间,阿娜四周布满了火焰。女仆一边呼救一边逃。勃罗姆着了慌,手忙脚乱,叫叫嚷嚷,吓坏了。阿娜撕掉了梳妆衣上的搭扣,把着火的内衣从腰部扯去,踩在脚下。等到克利斯朵夫慌乱中抢着一个水瓶奔来,阿娜只剩着件内衣,露着胳膊,立在一张椅子上,不慌不忙地在那里扑灭窗帘上的火焰。她身上灼伤了,却一句不提,只觉得被人看到这副服装很气恼。她红着脸,笨拙地用手遮着肩头,因为有失尊严而气哼哼地走到隔壁屋里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佩服她的镇静,可说不出这种镇静是表示她勇敢呢还是表示她麻木。他以为大概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实际上,她对什么都不关心,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样。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她没有心肝。
等到他又看见了一桩事,更毫无疑问地把她断定了。阿娜有一条小黑狗,眼睛挺聪明挺温和,全家都很疼它。克利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常常把它抱在屋子里,丢下工作,逗它玩儿。他要出门,它就在门口等着,紧盯着他:它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它在前面拼命飞奔,不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矫捷表示得意,眼睛望着他,挺着胸部,神气俨然。它会对着一块木头狂叫,但远远的看到了别的狗就溜回来,躲在克利斯朵夫两腿之间直打哆嗦。克利斯朵夫笑它,疼它。他与世不相往来之后,和动物更接近了,觉得它们很可怜。这些畜牲只要得到你一些好意,就对你那么信赖!它们的性命完全操纵在人手里,所以要是你虐待这些向你输诚的弱者,简直是滥用威权,犯了一桩可怕的罪恶。
那条可爱的小黑狗虽然对大家都很亲近,还是最喜欢阿娜。她并不特别宠它,只是很乐意把它抚摩一下,让它蹲在膝上,也照顾它的食料,似乎尽她可能喜欢它。有一天,小黑狗差不多当着主人们的面,被街上的汽车撞倒了。它还活着,叫得非常悲惨。勃罗姆光着头跑出去,搂着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回来,想至少减轻它一些痛苦。阿娜过来瞅了一眼,也不弯下身子细看,便不胜厌恶地走开了。勃罗姆含着泪,眼看这小东西受着临终的痛苦。
克利斯朵夫在园子里捏着拳头,大踏步走着,听见阿娜若无其事地吩咐仆人工作,便问她:“难道你心里不觉得难过吗?”
“那有什么办法?”她回答,“最好还是不去想它。”
他听了先是恨阿娜,后来想起那句滑稽的回答,不禁笑起来,私忖阿娜倒大可以把怎么能不想到悲哀的事的秘诀教给他。对于那些幸而没有心肝的人,生活不是很容易对付吗?他想要是勃罗姆死了,阿娜也不见得会怎么难过,于是他觉得自己幸而没结婚。与其终生跟一个恨你的,或者(更要不得的)把你看作有等于无的人在一起,还是孤独比较少痛苦些。的确,这女人对谁都不爱。那个规矩极严的教派使她的心干枯了。
十月将尽的时候,她有件事使克利斯朵夫大为奇怪。——大家在吃饭,克利斯朵夫和勃罗姆谈着一件轰动全城的情杀案。乡下有两个意大利姐妹爱着一个男人。两人因为都不愿意牺牲,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哪一个退让,而所谓退让是自动投入莱茵河。等到抽过了签,倒霉的一个却不大愿意接受这决定。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为大为愤慨。两人先是咒骂,继而动武,终而至于拔刀相向;随后,突然之间变了风向,姐妹俩哭着拥抱起来,发誓说她们是相依为命的;可是她们又不能退一步分享一个情人,便决定把情人杀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夜里,两个姑娘把那个自以为艳福不浅的男人叫到她们房中;一个把他热烈地抱着,另外一个拿刀刺入他的背脊。人家听到叫喊,赶来把他从两个情人怀中抢下来,已经受了重伤;同时她们也被捕了。她们抗辩说,这件事谁也管不了,唯有她们俩是当事人,只要她们同意把属于她们的人处死,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干涉。那受伤的男人差不多也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法律不了解,勃罗姆也不了解。
“她们是疯子,”他说,“应当送进疯人院去锁起来!……我懂得一个人为了爱情而自杀,也懂得一个人受了情人欺骗而杀死情人……我并不原谅他,但我承认有这种事;那是间歇遗传的兽性,是野蛮的,可是讲得通的:一个人因为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痛苦,所以杀那个人。但杀死一个你所爱的人,没有怨,没有恨,单单为了别人也爱他的缘故,那不是疯狂是什么?……你能了解这个吗,克利斯朵夫?”
“哼!”克利斯朵夫说,“我怎么会了解!爱就是丧失理性。”
阿娜默不做声,好似并没有听,那时却抬起头来,声音很安静地说:“绝对不是丧失理性,倒是挺自然的。一个人爱的时候就想毁灭他所爱的人,使谁也没法侵占。”
勃罗姆瞅着他的太太,敲敲桌子,抱着手臂叫起来:“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怎么!要你来表示意见吗?你懂什么?”
阿娜略微红了红脸,不做声了。勃罗姆接着又说:“一个人有所爱的时候就要毁灭?……这种胡说八道不是骇人听闻吗?毁灭你所爱的人,便是毁灭你自己……相反,一个人爱的时候,照理是以德报德,你疼他,保护他,对他慈爱,对一切都慈爱!爱是现世的天堂。”
阿娜眼睛望着暗处,听他说着,摇摇头,冷冷地回答:“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
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听阿娜唱歌了。他怕……他说不上来是怕失望还是怕别的什么。阿娜也一样的害怕。他一开始弹琴,她就避免待在客厅里。
可是十一月里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火炉旁边看书,发现阿娜坐着,膝上放着活计,又出神了。她惘然瞧着空间,克利斯朵夫觉得她眼睛里又像那一晚一样有股特殊的热情。他把书合上了。她也觉得克利斯朵夫在注意她,便重新缝着东西,但尽管低着眼皮,还是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站起来说了声:“你来吧。”
她眼神还没完全安定,瞪了他一下,懂得了,起来跟着他走了。
“你们上哪儿去?”勃罗姆问。
“去弹琴。”克利斯朵夫回答。
他弹着。她唱着。立刻他发现了她第一次那样的感情。她一下子就达到了雄壮的境界,仿佛那是她固有的天地。他继续试验,弹了第二个曲子,接着又弹了更激昂的第三个曲子,把她胸中无穷的热情都解放出来,使她越来越兴奋,他自己也跟着兴奋;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他突然停下,盯着她的眼睛,问:“你究竟是谁啊?”
“我不知道。”阿娜回答。
他很不客气地又说:“你心里有些什么,能够使你唱得这样的?”
“我只有你给我唱的东西。”
“真的吗?那么我的东西并没放错地方。我竟有点儿疑心这是我创造的还是你创造的。难道你,你对事情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唱的时候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可是我以为这倒是真正的你。”
他们不说话了。她脸上微微冒着汗,胸部起伏不已,眼睛盯着火光,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剥着烛台上的溶蜡。他一边瞅着她,一边随便捺着键子。他们彼此用生硬的口气说了几句局促的话,随后又交换了一些俗套,然后大家缄默,不敢再往深处试探……
第二天,他们很少说话,心里都有些害怕,不敢正面相看。但晚上一块儿弹琴唱歌已经成了习惯。不久连下午也弄音乐了,而且每天都把时间加长。一听到最初几个和弦,她就被那股不可思议的热情抓住了,把她从头到脚烧着。只要音乐没有完,这个教规严厉的新教徒就是一个泼辣的维纳斯女神(古代拉丁民族以维纳斯女神为爱神),表现出心中所有狂乱的成分。
勃罗姆看到阿娜为唱歌入迷有些奇怪,但对女人的使性也不想推究原因。他参与这些小小的音乐会,摇头摆脑的打着拍子,不时发表些意见,觉得非常快活,心里却更喜欢比较温柔的音乐,认为消耗这么多精力未免过分。克利斯朵夫感觉到有点儿危险,但他头脑迷迷糊糊,经过最近一场痛苦之后,精神衰弱,没法抗拒了。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有些什么,也不愿意知道阿娜心里有些什么。有天下午,一支歌唱到一半,正在热情骚动的段落上,她忽然停下来,一声不出离开了客厅。克利斯朵夫等着她,她始终不回来。过了半小时,他在甬道中走过阿娜的卧房,从半开的门里看见她在屋子的尽里头,脸上冷冰冰地做着祈祷。
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信任。他要她讲从前的历史,她只泛泛地回答几句;费了好大的力量,他才零零碎碎地套出一部分细节。因为勃罗姆很老实,说话挺随便,克利斯朵夫居然知道了她一生的秘密。
她是本地人,姓桑弗,名叫阿娜-玛丽亚,父亲叫作玛丁·桑弗。那是一个世代经商的旧家,几百年的百万富翁,阶级的骄傲与奉教的严格在他家里是根深蒂固的。玛丁抱着冒险精神,像许多同乡一样在远方住过好几年,到过近东,南美洲,亚洲中部,为了自己铺子里的买卖,也为了趣味和爱好科学。周游世界之后,他非但没捞到一个钱,反而把自己的躯壳和所有古老的成见都丢掉了。回到本乡,他凭着火暴的性子和固执的脾气,不顾家族沉痛的反对,竟娶了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声名不大好,先做了他的情妇然后嫁给他的。他除了结婚,无法保持这个他割舍不掉的美丽的姑娘。家族方面既然反对而不生效力,便一致把他摒之门外。城里所有的体面人物,遇到有关礼教的事照例是一致行动的,当然对这两个不知轻重的男女表示了态度。冒险家吃了这个大亏,才懂得要反抗社会的偏见,在基督徒的国家不比在喇嘛的国家更少危险。他性格不够强,不能对社会的舆论无动于衷。在经济方面,他不但把自己的一份家产荡尽,同时还找不到一个差事,到处对他闭门不纳。铁面无情的社会给他的羞辱,使他抱着一腔怒气,把精力消磨完了。他的健康受着纵欲无度与性情暴躁的影响,没法再支持下去。结婚以后五个月,他中风死了。他的太太心很好,可是软弱,没有头脑,嫁了过来没有一天不哭,丈夫故世以后四个月,生下了小阿娜,就在产褥中咽了气。
玛丁的母亲还活着。她什么都不肯原谅,便是当事人死了以后也不原谅,既不原谅儿子,也不原谅那个她不愿意承认的媳妇。可是媳妇故世以后,——天怒人怨的罪恶总算消除了一部分,——她把孩子带回去抚养。玛丁的老太太是个热心宗教而非常狭窄的女人,有钱而吝啬,在古城里一条黑洞洞的街上开着一家绸缎字号。她把儿子的女儿不当作孙女,只当作为了发善心而收留的孤儿,所以孩子是应当像奴仆一样报答她的。话虽如此,她给她受的教育倒很不差,但始终取着严厉与猜疑的态度,似乎认为孩子是她父母的罪恶的产物,所以拼命想在孩子身上继续追究那个罪恶。她不让她有一点儿消遣;凡是儿童在举动、言语甚至思想方面所流露的天性,都被当作罪恶一般的铲除,年轻人的快乐给剥夺完了。阿娜从小就在礼拜堂里闷得发慌而不敢表示出来;地狱里的种种恐怖老是把她包围着。老礼拜堂的门口,摆着些丑恶的雕像,两腿被火烧着,还有蛤蟆与蛇在上面爬:儿童躲躲闪闪的眼睛每星期日看到这些形象害怕死了。她经常压制着本能,对自己扯谎。到了能帮助祖母,她便从早到晚在黑洞洞的绸铺里做事。看着周围的榜样,她也学会了那套作风:做事有秩序,处处讲究节省和不必要的刻苦,淡漠无情,还有抑郁不欢而瞧不起一切的人生观,——那是宗教信仰在一班强作虔诚的教徒身上自然而然发生的后果。她对宗教的热心,连那位老祖母也觉得过分了;她一味地禁食、苦修,有一个时期竟把一条有针刺的腰带束在身上,只要有所动作,针就扎着她的皮肉。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脸色惨白。后来她晕过去了,人家请了医生来。她可不让医生听诊,——她宁死也不愿意在一个男人面前脱掉衣服;——只是说了实话。医生把她大大地埋怨了一顿,她才答应不再来了。而祖母为了保险,也从此检查她的衣着。阿娜并没在这些苦行中得到什么神秘的快感;她没有想象力,凡是圣·弗朗索瓦丝或圣女丹兰士所有的诗意,对她都谈不到。她的苦修是悲观的、唯物的,折磨自己并非为了求他世界的幸福,而是由于苦闷的煎熬,求一种自虐狂的快感。出人意外的是,这颗像祖母一样冷酷的心居然能领会音乐,至于领会到什么程度,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对别的艺术都木然无动于衷,也许从来没对一幅画瞧过一眼,简直没有造型美的感觉,因为她骄傲、冷淡,所以一点儿不感兴趣。一个美丽的肉体,在她心中只能引起裸体的观念,就是说像托尔斯泰所讲的乡下人那样,只能有种厌恶的情绪;而这种厌恶在阿娜心中尤其强烈,因为她跟一般她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暗中只有欲念的冲动,而很少心平气和的审美的批判。她从来不想到自己长得好看,正如从来不想到被压制的本能有多少力量;其实是她不愿意知道,而且因为对自己扯谎成了习惯,结果也认识不清了。
勃罗姆和她是在人家的婚宴上遇到的。那次她去吃喜酒是例外;大家一向认为她出身下贱而不敢请她。她那时二十二岁。勃罗姆对她留了心;可并非因为她有什么惹人注意的举动。她在席上坐在他旁边,姿态强直,衣服穿得很难看,简直不开口。但勃罗姆一刻不停地和她谈着,——就是说他自个儿说着话,——回去不禁大为动情。他凭着肤浅的观察,觉得那邻座的姑娘幽娴贞静,通情达理;同时他也赏识那个健康的身体和一望而知善操家政的长处。他去拜访了祖母,第二次又去,就提了婚,祖母同意了。陪嫁是一个钱都没有的:桑弗老太太把家产捐给公家发展商业去了。
这年轻的女人对丈夫从来不曾有过爱情,认为那是良家妇女应当看作罪恶一样回避的。但她知道勃罗姆的好心是了不起的,也感激他不顾她的出身暧昧而跟她结婚。她对于妇道看得很重,结婚七年,夫妇之间不曾有过风波。他们守在一块儿,既不了解,也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安。在大众眼里,他们正是一对模范夫妻。两人难得出门。勃罗姆的病家相当多,但没法使妻子踏进那个社会。她不讨人喜欢,出身的污点还不能完全抹掉。阿娜自己也不想法去亲近人家。对于从小受到的轻蔑,使她的童年悒郁不欢的原因,她至今心里很气愤。并且她在人前觉得很局促,也愿意人家把她忘掉。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不得不拜访和接待一些无可避免的客人。那班女客都是些好奇的,喜欢说坏话的小布尔乔亚。她们飞短流长的议论,阿娜完全不感兴趣,也不隐藏这种心理。而这一点就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宾客的访问渐渐的稀少了,阿娜孤独了。而她正是求之不得,只希望什么都不来打扰她心里翻来覆去的梦境和她身上那种暧昧的骚动。
几星期来,阿娜似乎闹着病,脸瘦下去了。她躲着不跟克利斯朵夫与勃罗姆见面,成天关在卧房里胡思乱想;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勃罗姆照例不会因女人这种任性的行为着慌的,他还对克利斯朵夫解释呢。好似一切生来看不透女人的男子一样,他自命为了解她们。他的确相当了解,可是毫无用处。他知道她们往往很固执地做着梦,心里存着敌意,一味不开口;那时最好听其自然,别去追究,尤其别追究她们在那个危险的潜意识领域里做些什么。虽然如此,他也开始为阿娜的健康操心了,以为她的面容憔悴是由于她的生活方式,由于老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城,也难得出大门的缘故。他要她去散散步。他自己不大能陪她:星期日她忙着敬神礼拜的功课;平日他忙着看诊。至于克利斯朵夫,又特意避免跟她一同出去。有过一二次,他们一块儿到城门口做短距离的散步:那简直烦闷得要死。话是没有的。对于阿娜,自然界仿佛是不存在的,她一无所见;田野在她眼里不过是草木和石头,那种冥顽不灵的态度使人心都凉了。克利斯朵夫曾经叫她欣赏一角美丽的风景。她望了望,冷冷地笑了一下,勉强敷衍他说:
“噢!是的,那很神秘……”
她也会用着同样的态度说:“嗯,太阳好得很。”
克利斯朵夫气得把手指掐着自己的手掌,从此再也不问她什么;她出去的时候,他总借端留在家里。
其实阿娜对于自然界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不喜欢人家所谓美丽的风景,不觉得那和其余的景色有什么分别。但她喜欢田野,——不管是哪一种,——喜欢土地跟空气。不过她对于这种爱好,像对于别的强烈的感情一样,自己并不感觉到;而和她共同生活的人自然更不容易觉察。
勃罗姆一再劝说的结果,阿娜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她为了免得人家纠缠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在一个星期日。到最后一刹那,为这件事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的医生,竟为了一个急症不能分身,只能由克利斯朵夫陪着阿娜出发。
虽是冬天,气候却非常好,也没有下雪:空气清冽寒冷,天色开朗,太阳明晃晃的,吹着一阵砭骨的北风。他们搭着区间小火车,往远山如带的地方驶去。车厢里挤满了人;他们俩分开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阿娜脸色很不高兴;上一天她出乎勃罗姆意料之外的说这个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她内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当时她脸色惨白,直瞪着面前的凳子……
他们下了火车,开始散步的时候,彼此都很冷淡。两人并肩走着;她步子很坚决,对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地上橐橐的响着。——慢慢的,她脸色活泼起来,走路的速度使苍白的腮帮有了血色。她把嘴巴张开了一点呼吸空气。在一条弯弯曲曲向上的小路的拐角儿上,她从斜刺里沿着一个石坑,爬上山岗,像一头羊,遇到要颠扑的时候便用手抓着身旁的灌木。克利斯朵夫跟着她。她越爬越快,滑跌了,又抓着草爬起来。克利斯朵夫嚷着要她停下。她不回答,尽管弯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往上跑。浓雾像银色的绞绡般飘浮在山谷上空,遇有树木的地方才露出一道裂缝。两人穿过雾,到了高处的阳光里。到了顶上,她回过身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的表情瞧着克利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扔在他脸上,然后不等他喘过气来又向前奔了。克利斯朵夫在后面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糊糊的好像醉了。她拣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下去,石子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跤,溜来滑去,连蹿带跳,像一支箭一般飞去。她不时回顾一下,估量她跑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有多远。他越追越近,她便溜入树林。枯叶在脚下簌簌的响着;撩开去的树枝又回过来拂着她的脸。最后她蹴在一个树根上,被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她挣扎着,拳打足踢地抗拒,狠狠地打了他几下,想要把他摔下地,又是叫又是笑。她紧贴在他身上,胸部起伏不已;两人的腮帮差不多碰着了,他沾到了阿娜额上的汗珠,呼吸到她头发上潮湿的气味。突然她使劲一推,挣脱了身子,用着挑战的眼睛瞅着他,没有一点儿骚动的表情。他发觉她有一股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使出来的力量,不由得大为惊奇。
他们向邻近的村庄出发,很轻快地在富有弹性的干草堆里穿过去。前面有群觅食的乌鸦在田野中飞。太阳很旺,寒风砭骨。克利斯朵夫搀着阿娜的胳膊。她穿的衣服不十分厚,他能感觉到她身体上蒸发出来的暖气与汗湿。他要她把大衣穿上,她不肯,并且为了表示勇敢,把领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个“野人”的商标,门前种着一株小柏树,饭厅壁上装饰着德文的四节诗和两幅五彩印版画:一幅带着感伤意味的,叫作《春》;一幅带着爱国意味的,叫作《圣·雅各之战》;另外还有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见过。他们兴致很好,喝了一点儿白酒。饭后,他们像两个好伙计似的,又到田里玩儿去了,心里很安静,只想着走路的乐趣,想着在他们胸中激动的热血和刺激他们的空气。阿娜舌头松动了,不再存心提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讲着童年的事:祖母带她到一个靠近大教堂的老太太家里;两个老人谈天的时候,打发她到大花园里去玩。教堂的阴影罩着园子,她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吟,探着虫蚁的动静:又快活又害怕。——她可没说出在她想象中盘旋不去的念头,——对魔鬼的恐惧。人家说那些魔鬼老在教堂门前徘徊,不敢进去;她以为蜘蛛、蜥蜴、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隙缝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魔的化身。——随后她谈到当年的屋子,没有阳光的卧室,津津有味地回想着;她在那儿整夜地不睡觉,编着故事……
“什么故事呢?”
“想入非非的故事。
“讲给我听吧。”
她摇摇头,表示不愿意。
“为什么?”
她红着脸,笑着补充:“还有白天,在我工作的时候。”
她想了一下,又笑起来,下了个结论:“都是些疯疯癫癫的事,不好的事。”
他取笑她说:“难道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罚入地狱喽。”
她的脸登时冷了下来,说道:“噢!你不应该提到这个。”
他把话扯开去了,表示佩服她刚才挣扎的时候的气力。于是她又恢复了信赖的表情,说到她小姑娘时代的大胆。——她嘴里还不说“小姑娘”而说“男孩子”,因为她幼时很想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和打架。有一回她和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小朋友在一起,突然把他捶了一拳,希望他还手。不料他一边嚷着一边逃了。另外一次,旁边走过一条黑母牛,她跳上它的背,母牛吃了一惊,把她摔下来,撞在树上,险些儿送了命。她也曾经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跳,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她不信自己敢这样做;结果除了跌得青肿之外竟没有什么。她独自在家的时候,还发明种种古怪而危险的运动,要她的身体受各种各式奇特的考验。
“谁想得到你是这样的呢,”他说,“平常你那么严肃……”
“噢,你还没看见我有些日子自个儿在房里的模样呢!”
“怎么,你现在还玩这一套吗?”
她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另外一个题目,问他打猎不打。他回答说不。
她说她有一回对一只黑鸟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他听了很愤慨。
“嘿!”她说,“那有什么关系?”
“你难道没心肝吗?”
“我不知道。”
“你不以为禽兽跟我们一样是生物吗?”
“我是这样想的。对啦,我要问你:你可相信禽兽也有一颗灵魂吗?”
“我相信是有的。”
“牧师说没有的。我,我认为它们有的。”她又非常严肃的补上一句:“并且我相信我前生就是禽兽。”
他听着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她这么说着也跟着笑了。“我小时候就给自己编造这样的故事。我想象我是一头猫,一条狗,一只鸟,一匹小马,一条公牛。我感到有它们的欲望,很想跟它们一样长着毛或是翅膀,试试是什么味儿;仿佛我真的试过了。唉,你不懂吗?”
“不错,你是个动物,是个古怪的动物。可是你既然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待它们呢?”
“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的。有些人伤害我,我又去伤害别的人。这是必然的事。我从来不抱怨。对人不能太柔和!我叫自己很受了些痛苦,纯粹是为了玩儿!”
“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的。你瞧,有一天我用锤子把一只钉敲在这只手里。”
“为什么?”
“一点儿不为什么。”(她还没说出她曾经想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把你的手给我。”她说。
“干吗?”
“给我就是了。”
他把手伸给她。她抓着拼命地掐,他不由得叫起来。他们像两个乡下人那样比赛,看谁能够叫谁更痛,玩得很高兴,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他们生命的锁链,过去的悲哀,未来的忧惧,在他们身上酝酿的暴风雨,一切都消失了。
他们走了十几里,不觉得疲倦。突然她停下来,倒在地下干草上,一声不出,仰天躺着,把胳膊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天。多么安静!多么恬适!……几步路以外,一道看不见的泉水断断续续地流着,好似脉管的跳动:忽而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地上长着光秃与黑色的树木,一层水汽在上面浮动。冬季末期的太阳,淡黄的年轻的太阳,蒙眬入睡了。飞鸟像明晃晃的箭一般破空而过。乡间可爱的钟声遥遥呼应,一村复一村……克利斯朵夫坐在阿娜身旁瞅着她。她并没想到他,美丽的嘴巴悄悄地笑着。
他心里想道:“这真是你吗?我认不得你了。”
“我自己也认不得了。我相信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不怕他了。啊!他使我窒息,他使我痛苦!我仿佛被钉在灵柩里……现在我能呼吸了;这个肉体,这颗心,是我的了。我的身体。我的自由的身体,自由的心。我的力,我的美,我的快乐!可是我不认识它们,我不认识自己:你怎么能使我变得这样的呢?……”
他以为听见她轻轻地叹着气。但她什么都没有想,唯一的念头是很快活,觉得一切都很好。
黄昏来了。在灰灰的淡紫的雾霭之下,倦怠的太阳从四点钟起就不见了。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走近阿娜,向她伛着身子。她转过眼睛瞅着他,因为久望天空而还有些眼花,过了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堆着一副谜样的笑容瞪着他。克利斯朵夫感染到她眼中的惶乱,赶紧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到重新睁开,她还望着他;他觉得彼此已经这样望了好几天了。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心,可不愿意知道看到些什么。
他向她伸出手来,她一声不出地握着,重新向村子走去,远远地就望见山坳间那些屋顶作蒜形的钟楼;其中有一座在满生藓苔的瓦上,像戴着一顶小圆帽似的有一个空的鸟窠。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快要进村子的地方,有一个喷水池,上面供着一座木雕的圣女玛特兰纳,模样儿很妩媚,带点儿撒娇的神气,伸着手臂站着。阿娜无意中摹仿神像伸着手的姿势,爬上石栏,把一些冬青树枝和还没被鸟啄完、也没被冻坏的山梨实放在女神手里。
他们在路上遇到一群又一群的乡下男女,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皮肤褐色,血色极旺的女人,挽着很大的蛋壳形的髻,穿着浅色衣衫,帽子上插着鲜花,戴着红袖口的白手套。她们尖着嗓子,用着平静的、不大准的声音唱些简单的歌。一条母牛在牛棚里曼声叫着。一个患百日咳的儿童在一所屋子里咳嗽。稍远一些,有人呜呜的吹着单簧管和短号。村子的广场上,在酒店与公墓之间,有人在跳舞。四个乐师骑在一张桌上奏着音乐。阿娜和克利斯朵夫坐在客店门前瞧着那些舞伴。他们你撞我,我撞你,彼此大声吆喝。女孩子们为了好玩而叫叫嚷嚷。酒客用拳头在桌上打拍子。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种粗俗的玩乐一定会使阿娜憎厌,那天下午她却是很欣赏,脱下帽子,眉飞色舞地瞧着。克利斯朵夫听着可笑而庄严的音乐,看着乐师们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儿,不禁哈哈大笑。他从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账单的反面写起舞曲来了,不久一张纸就写满了,问人家又要了一张,也像第一页那样涂满了又潦草又笨拙的字迹。阿娜把脸挨近着他的脸,从他肩头上看着,低声哼着,猜句子的结尾,猜到了或是句子出其不意地完全变了样,她就拍手欢笑。写完以后,克利斯朵夫拿去递给乐师。他们都是技巧纯熟的苏阿勃人(苏阿勃为靠近瑞士的一个德国山区),马上奏起来。调子有一种感伤与滑稽的意味,配着急激的节奏,仿佛穿插着一阵阵的哄笑。那种可笑的气息叫人忍俊不禁,大家的腿都不由自主地动起来。阿娜扑进人堆,随便抓着两只手,发疯似的打转,头上一支贝壳别针掉下了,头发也散开了挂在腮帮上。克利斯朵夫始终望着她,很赏识这头美丽壮健的动物,那是至此为止被无情的纪律压得没有声音的,不会活动的。她当时那副模样,谁都没见过:仿佛戴了一个别人的面具,活脱脱是个精力充沛的酒神。她叫他。他便跑上去抓着她的手腕跳舞,转来转去,直撞到墙上,才头昏目眩地停下来。天完全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才跟大家告别。平时因为局促或是因为轻蔑而对平民很矜持的阿娜,这一回却是很和气地跟乐师、店主以及刚才一块儿跳舞的村子里的少年握手。
在明亮而寒冷的天色下面,他们俩孤零零地重新穿过田野,走着早上所走的路。阿娜先还非常兴奋。慢慢的,她话少了,后来为了疲倦或者为了黑夜的神秘抓住了她的心,完全不做声了。她很亲热地靠在克利斯朵夫身上,走下她早上连奔带爬翻过来的山坡,叹了口气。他们到了站上。快要到村口第一所屋子的时候,他停下来对她瞧着。她也瞧着她,不胜怅惘地笑了笑。
车中的乘客跟来时一样的多,他们没法谈天。他和她对面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低着眼睛,抬了一下,又转向别处,他无论如何没法使她掉过头来。她望着车外的黑夜,嘴唇上挂着茫然的笑容,嘴边有些疲倦的神气。然后笑容不见了,变得无精打采。他以为火车的节奏把她催眠了,竭力想跟她谈话。她只冷冷地回答一言半语,头始终向着别处。他硬要相信这种变化是由于疲倦的关系,但心里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别有所在。越近城市,阿娜的脸越凝敛。生机没有了,活泼美丽的肉体又变了石像。下车的时候,她不接受他伸给她的手。两人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家里。
过了几天,傍晚四点左右,勃罗姆出去了,只有他们俩在家。从隔天起,城上就罩着一层淡绿的雾。看不见的莱茵河传来一片奔腾的水声。街车的电线在雾汽中爆出火星。天色黯淡,日光窒息,简直说不出是什么时间:那是非现实的时间,在时间以外的时间。前几日吹过了峭厉的北风,这一下气候突然转暖,郁勃熏蒸,非常潮湿。天上雪意很浓,大有不胜重负之概。
他们俩坐在客厅内,周围的陈设和女主人一样带着冷冷的、呆板的气息。两个人都不说话:他看着书,她做着针线。他起身走到窗口,把阔大的脸贴在玻璃上出神;一片苍白的光,从阴沉的天空反射到土铅色的地上,使他感到一阵迷惘;他有些不安的思想,可是抓握不住。一阵悲怆的苦闷慢慢地上了他的身,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沉;灼热的风在他生命的空隙里,在累积的废墟底下回旋飞卷。他背对着阿娜。她正专心工作,没看见他;可是她打了一个寒噤,好几次把针扎了自己的手指,不觉得疼。两人都感到危险将临,有点儿神魂无主。
他竭力驱散自己的迷惘,在屋子里走了几步。钢琴在那里勾引他,使他害怕,连望都不敢望。可是在旁边走过,他的手抵抗不了诱惑,不由得捺了一个音。琴声像人声一样的颤动起来。阿娜吓了一跳,活计掉在了地下。克利斯朵夫已经坐在那里弹琴,暗中觉得阿娜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了。他糊里糊涂弹起一个庄严而热烈的曲子,便是她上回听了第一次显露本相的歌;他拿其中的主题临时作了许多激昂的变奏曲。她不等他开口就唱起来。两人忘了周围的一切。音乐的神圣的狂潮把他们卷走了……
噢!音乐,打开灵魂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是重门深锁的密室。无处使用的精力,与世枘凿的德性与恶癖,都被关在里面发锈;实际而明哲的理性,畏首畏尾的世故,掌握着这个密室的锁钥。它们只给你看到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魔术棒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于是心中的妖魔出现了。灵魂变得赤裸裸的一无遮蔽……——只要美丽的女神在歌唱,降妖的法师就能监视那些野兽。大音乐家坚强的理性能够催眠他解放出来的情欲。但音乐一停下来,降妖的法师不在的时候,被他惊醒的情欲就要在囚笼中怒吼,找它们的食物了……
曲子完了。一片静默……她唱歌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克利斯朵夫肩上。两人一动都不敢动,浑身哆嗦……突然之间,像闪电那么快,她弯下身子,他仰起头来;两人的嘴巴碰到了,呼吸交融了……
她把他推开,马上溜走。他在黑影里呆着不动。勃罗姆回家了,大家坐上桌子吃饭。克利斯朵夫不能再用思想。阿娜好似心不在焉,眼睛望着别处。吃了晚饭,她立刻回到卧室。克利斯朵夫不能跟勃罗姆单独相对,也告退了。
半夜左右,已经睡觉的医生被请去出诊。克利斯朵夫听着他下楼,听着他出门。外边已经下了六小时的雪,屋子跟街道都被盖掉了。天空好似装满了棉絮。街上既没人声,也没车声,整个的城市仿佛死了。克利斯朵夫睡不着,觉得有种恐怖的情绪,越来越厉害。他不能动弹: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雪地上和屋顶上反映出来的银光在壁上浮动……忽然有种细微莫辨的,只有他在那么紧张的情形之下才听得出来的声音,把他吓得直打寒颤。克利斯朵夫听见甬道的地板上有阵轻微的拂触,便抬起身子坐在床上。声音逐渐逼近,停下了;一块地板响了一下。显而易见有人在门外等着……然后静默了几秒钟,或许是几分钟……克利斯朵夫气也透不过来了,浑身是汗。外边大块的雪花扑在窗上,好似鸟儿的翅膀。有只手在门上摸索,把门推开了,一个影子慢慢地走过来,到离床几步的地方又停下。克利斯朵夫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她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她走近几步,又停了一下。他们的脸靠得那么近,甚至呼吸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的目光在黑影里探索,可是看不见……她倒在他身上。两人悄悄地发疯似的互相抱着,一句话也没有……
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也许是过了一世纪,楼下的大门开了。阿娜挣脱身子,溜下了床,离开了克利斯朵夫,像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句话。他听她光着脚走远,很快的拂着地板。她回到房里;勃罗姆看到她躺着,好像睡得很熟。她可是挨在丈夫身边,屏着气,一动不动,睁着眼睛过了一夜。她这样的不知已经熬过多少夜了!
克利斯朵夫也睡不着觉,心里难过到极点。他对于爱情,尤其是婚姻,素来抱着严肃的态度,最恨那些诲淫的作家。通奸是他深恶痛绝的,那是他平民式的暴烈的性格和崇高的道德观念混合起来的心理。对别人的妻子,他一方面极尊敬,一方面在生理上感到厌恶。欧洲某些上层阶级的杂交使他恶心。为丈夫默认的通奸是下流,瞒着丈夫的私情是无耻,好比一个仆人偷偷地欺骗主子,污辱主子。曾经有过多少次,他毫不留情地痛斥这种罪人!有过多少次他跟这一类自暴自弃的朋友绝交!……现在他竟做出同样下贱的事!而他的情形尤其是罪无可恕。他以忧患病弱之身投奔到这儿来,朋友把他收留了,救济了,安慰了,始终那么慷慨、殷勤。无论克利斯朵夫怎么样,主人从来没有厌倦的表示。他如今还能活在世界上完全是靠这个朋友。而他竟污辱朋友的名誉,剥夺朋友的幸福,——那么可怜的家庭幸福!——作为报答。他卑鄙无耻地欺骗了朋友,而且是跟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不爱的女人……他不爱她吗?他的心马上抗议了。他想到她的时候胸中那道如火如荼的激流,爱情这个字还不足以形容。那不是爱情,而是千百倍于爱情的感情……他心绪像暴风雨般翻腾不已地过了一夜。他把脸浸在冰冷的水里,气塞住了,打着寒噤。精神上的狂乱结果使他发了一场寒热。
等到困顿不堪起来的时候,他以为她一定比他更羞愧。他走到窗前。太阳照在耀眼的雪上。阿娜在园子里晾衣服,一心一意地做着活儿,似乎没有一点儿骚乱。她的体态举动有一种她素来没有的庄严气概,连动作也像一座雕像的动作。
吃中饭的时候,两人遇到了。勃罗姆整天不在家。克利斯朵夫一想到要跟勃罗姆见面就受不住。他要和阿娜说话,可是不得清静:老妈子来来往往,他们俩非留神不可。克利斯朵夫竭力想瞧瞧阿娜的目光,她却老是不对他望。她非但没有骚乱的现象,并且一举一动都有平时没有的那种高傲与庄严的气派。吃过饭,他以为能谈话了,不料女仆慢腾腾地收拾着饭桌;他们到了隔壁屋子,她又设法盯着他们,老是有些东西要拿来或拿去,在走廊里摸东摸西,靠近半开的门,阿娜也不急于把门关上。老妈子似乎有心刺探他们。阿娜拿着永不离身的活儿坐在窗下。克利斯朵夫背光埋在一张大靠椅里,把一本书打开着而并不看。可以从侧面看到他的阿娜,一眼就发现他对着墙壁,脸上很痛苦,便冷冷地笑了笑。屋顶上和园中树上的融雪,滴滴答答的掉在砂上,发出清越的声音。远远的,街上的孩子们玩着雪球,纵声笑着。阿娜似乎蒙眬入睡了。周围的静默使克利斯朵夫苦闷之极,差点儿要叫起来。
终于老妈子下了楼,出门了。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对着阿娜,正想要说:“阿娜!阿娜!咱们干的什么事啊?”
不料阿娜望着他,把原来一味低着的眼睛抬了起来,射出一道热辣辣的火焰。克利斯朵夫被她这么一瞧,支持不住了,要说的话马上咽了下去。他们互相走近,又紧紧地抱着了……
黄昏的黑影慢慢的展开去。他们的血还在奔腾。她躺在床上,脱了衣服,伸着胳膊,也不抬一抬手遮盖她的身体。他把脸埋在枕上,呻吟着。她抬起身来,捧着他的脑袋,用手摩着他的眼睛跟嘴巴,凑近他的脸,直瞪着克利斯朵夫。她的眼睛像湖一般深沉,微微笑着,似乎对于痛苦毫不介意。意识消失了。他不做声了。一阵阵的寒噤像波浪般流过他们的全身……
这一夜,克利斯朵夫独自回到房里,想着自杀的念头。
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找阿娜。此刻倒是他怕看到对方的眼睛了。只要一接触她的目光,他要说的话立刻会想不起。但他迸足了勇气开口,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卑鄙。她才听了几个字,就把手堵住他的嘴巴;接着又走开去,拧着眉头,咬着嘴唇,脸色非常凶恶。他继续说着。她便把手中的活儿扔在地下,打开门预备出去了。他上前抓着她的手,关了门,不胜悲苦地说她能忘掉自己的过失真是幸福。她把他推开了,勃然大怒的说:
“住嘴!你这个没种的东西!难道你不看见我痛苦吗?……我不要听你的话。”
她的脸陷了下去,眼睛的神气又是恨又是害怕,像一头受了伤害的野兽;她恨不得一瞪之下就要了他的命。——他一松手,她就跑去待在屋子的另外一角。他不去追她,心中苦闷到极点,也恐惧到极点。勃罗姆回来了。他们俩呆呆地望着他,像呆子一样。那时除了自己的痛苦,仿佛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
克利斯朵夫出去了。勃罗姆和阿娜开始吃饭。饭吃到一半,勃罗姆突然起来打开窗子,阿娜昏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托辞旅行,出门了半个月。阿娜除了吃饭的时间,整星期都关在房里。她又恢复了平时的意识,习惯和一切她自以为已经摆脱。而实际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过去的生活。她故意装作看不见一切,可是没用。心中的烦恼一天天地增加,一天天地深入,终于盘踞不去了。下星期日,她仍旧不去做礼拜。但再下一个星期日,她又去了,从此不再间断。她不是心悦诚服,而是战败了。上帝是个敌人,——是她竭力想摆脱的一个敌人。她对他怀着一腔怨恨,像个敢怒而不敢言的奴隶。做礼拜的时间,她脸上冷冷的全是敌意;心灵深处,她的宗教生活是一场对抗主子的恶斗,主子的责备对她是最酷烈的刑罚。她只做不听见,可是非听见不可;她和上帝争得很凶,咬紧着牙关,脑门上横着皱痕表示固执,露出一副狰狞的目光。她恨恨地想起克利斯朵夫,不能原谅他把她从心灵的牢狱里放出了一刹那,而又让她重新关进去,受刽子手们的磨难。她再也睡不着觉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想着那些折磨人的念头;她可不哼一声,硬着头皮继续在家指挥一切,对付日常生活也始终那么倔强固执,做事像机器一样的有规律。人渐渐地瘦下来,似乎害着心病。勃罗姆好不担忧,很亲切地问她,想替她检查身体。她却是愤愤地拒绝了。她越觉得对不起他,越对他残酷。
克利斯朵夫决意不回来了,拼命用疲劳来磨自己:走着长路,做着极辛苦的运动,划船,爬山。可是什么都压不下心头的欲火。
他整个儿被热情制服了。天才是生来需要热情的。便是那些最贞洁的,如贝多芬,如布鲁克纳,也永远要有个爱的对象;凡是人的力量都在他们身上发挥到最高点;而因为那些力受着幻想吸引,所以他们的头脑被无穷的情欲抓去做了俘虏。往往那些情欲是短时间的火焰:来了一个新的,旧的一个就被压倒;而所有的火焰都被创造精神的弥天大火吞掉。但等到洪炉的热度不再充塞心灵的时候,无力自卫的心灵就落在它不能或缺的热情手里;它要求热情,创造热情,非要热情把它吞下去不可……——并且除了刺激肉体的强烈的欲望以外,还有温情的需要,使一个在人生中受了伤害而失意的男人投向一个能安慰他的女子。同时,一个伟大的人比别人更近于儿童,更需要拿自己付托给一个女子,把额角安放在她温柔的手掌中,枕在她膝上……
但克利斯朵夫不懂这些……他不信热情是不可避免的,以为那是浪漫派的胡说八道。他相信一个人应当奋斗,相信奋斗是有力量的,相信自己的意志是有力量的……他的意志在哪儿呢?连影踪都没有了。他没法排遣。往事跟他日夜不休地纠缠着。阿娜身体上的气味,使他的嘴巴鼻子都觉得火辣辣的。他好比一条沉重的破舟,没有了舵,随风漂荡。他拼命想逃避也没用:回来回去总漂到老地方;他对着风喊道:
“好吧,把我吹破了吧!你要把我怎么办呢?”
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女人?为什么爱她?为了她心好吗?为了她有头脑吗?比她聪明而心更好的多的是。为了她的肉体吗?他也有过别的情妇更能满足他的感官。那么使他割舍不得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为了爱而爱,没有什么理由。”——是的,可也有一个理由,哪怕不是普通的理由。是疯狂吗?那等于没说。为什么要疯狂?
因为每个人心里有一颗隐秘的灵魂,有些盲目的力,有些妖魔鬼怪,平时都被封锁起来的。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用理性与宗教筑成一条堤岸,防御这个内心的海洋。但暴风雨来的时候(内心越充实的人,越容易受暴风雨控制),堤岸崩溃了,妖魔猖獗了,跟那些被同类的妖魔掀动起来的别的灵魂相击相撞……它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地搂着。我们也说不出那是恨那是爱,还是互相毁灭的疯狂……——总而言之,所谓情欲是灵魂做了俘虏。
克利斯朵夫一无结果的挣扎了十五天以后,又回到阿娜家里。他离不开她了。他精神上闷死了。
但他继续奋斗。回来那晚,他们俩都推托着避不见面,也不在一块儿吃饭。夜里,两人战战兢兢地各自锁在房里。——可是没用。到了半夜,她赤着脚跑来敲他的门,他开了,她爬到他床上,浑身冰冷地靠着他,悄悄地哭了,把泪水沾着克利斯朵夫的腮帮。她竭力叫自己静下来,可是心中太痛苦了,压制不住,把嘴唇贴在克利斯朵夫的颈上,嚎啕大哭。他看她这样难过,倒吓得把自己的痛苦忘了,只能说些温柔的话安慰她。她呻吟着说:“我受不了,我愿意死……”
他听了心如刀割,想拥抱她,被她推开了。
“我恨你!为什么你要跑到这儿来?”
她挣脱了他的臂抱,翻过身去。床很窄;他们虽然竭力避免,还是要互相碰到身体。阿娜背对着克利斯朵夫,又愤怒又痛苦,索索地抖个不停。她把他恨得要死。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一句话都不说。阿娜听到他呼吸困难,便突然转过身来,勾着他的脖子,说道:“可怜的克利斯朵夫!我给你受罪了……”
他破题儿第一遭听见她有这种怜悯的口吻。
“原谅我吧。”她说。
“咱们俩彼此都是一样的。”他回答。
她抬起身子,似乎不能呼吸了。伛着背,坐在床上,她好不丧气地说:“我完了……这是上帝要我完的。他把我交给了敌人……我怎么能反抗他呢?”
她这样坐了好久,才重新睡下,不再动弹。天快亮了,屋里有了一道光。半明半暗中,他看见她痛苦的脸偎着他的脸。他轻轻地说了声:“天亮了。”
她一动不动。
于是他说:“好吧,管它!”
她睁开眼来,下了床:神气疲倦得要死。她坐在床沿上望着地板,用着毫无生机的音调说:“我预备今晚上把他杀了。”
他吓了一跳,叫了声:“阿娜!”
她沉着脸,瞪着窗子。
“阿娜,”他又说,“天地良心!……不应该杀他呀!……这样一个好人!……”
她跟着说:“对,不应该杀他。”
他们彼此望着。
那是他们久已知道的,知道那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人都不能过欺骗丈夫欺骗朋友的生活,同时也从来没想到一块儿逃亡的念头,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最难受的痛苦,并非在于分隔他们的外界的阻碍,而是在于他们内心的阻碍,在于他们不同的心灵。他们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共同生活。简直毫无办法。
从那时起,他们不接触了:死神的影子已经罩在他们头上;他们俩把彼此都看作神圣的了。
可是他们不愿意决定日子,心里想:“等明天吧,明天吧……”实际上他们永远不敢正视这明天。克利斯朵夫刚强的灵魂常常起来反抗;他不承认失败;他瞧不起自杀,不能下这种可怜的结论,把伟大的生命白白送掉。至于阿娜,既然以她的信仰而论,这样的死就是永远不得超生(基督教的说法,凡自杀的人不得入天堂),那她又何尝是甘心情愿的?可是事势所迫,仿佛非死不可了。
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勃罗姆,这是欺骗了朋友之后第一次和他单独相见。至此为止他居然能避着他。这一下他可受不住了,竭力要想法不跟勃罗姆握手,不在桌子上跟他一块儿吃饭:那是每口东西都会梗在喉头咽不下去的。握他的手,吃他的面包,那不等于犹大的亲吻吗(犹大出卖耶稣之前,尚亲吻耶稣)? ……最可怕的还不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而是想到勃罗姆一朝得悉之下的悲痛……一转到这个念头,他真像受刑罚一样。他知道勃罗姆是永远不会报复的,是不是有力量恨他都成问题,可是要绝望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想象……他要用怎样的目光看待他呢?克利斯朵夫觉得受不了他的批判。——而勃罗姆又是早晚会发觉的。现在他不是已经有点儿疑心了吗?相别才半个月,克利斯朵夫看到他大大的改变了:勃罗姆完全不是从前的模样:兴致没有了,或者是勉强装作快活。饭桌上,他常常偷看阿娜,眼看她不说话,不吃东西,像灯尽油干似的在那里煎熬。他怯生生的,非常动人地想照顾她,她却恶狠狠地拒绝了;他只得低下头去,不出一声。饭吃到半中间,阿娜透不过气来,把饭巾扔在桌上,出去了。两个男人不声不响的继续吃着,或是假装吃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到吃完了,克利斯朵夫正想离开的时候,勃罗姆突然两手抓着他的胳膊,叫了声:“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心慌意乱地望着他。
“克利斯朵夫,”勃罗姆声音发抖了,“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仿佛给人当胸扎了一刀,一时答不上话来。勃罗姆怯生生地望着他,马上补充:”你是常看到她的,她很相信你……”
克利斯朵夫几乎要亲着勃罗姆的手求他原谅了。勃罗姆瞧见克利斯朵夫神色慌张,吓得不愿意再看,只用着哀求的目光,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答。
为了不敢使这个受欺侮的男子伤心而不能招供,不能说出真相,真是多痛苦啊!对方问着你,但眼神明明表示他不愿意知道真相,所以你就不能说出来……
“好吧,好吧,谢谢你……”勃罗姆说。
他站在那里,双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衣袖,仿佛还想问什么而不敢出口,躲着克利斯朵夫的目光。随后他松了手,叹了口气,走了。
克利斯朵夫因为又说了一次谎,难过得不得了,跑去找阿娜,慌慌张张地把刚才的情形告诉她。阿娜无精打采的听着,回答说:“那么,让他知道就是了!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克利斯朵夫叫起来,“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使他痛苦!”
阿娜发脾气了:“他痛苦的时候,难道我,我不痛苦吗?他也得痛苦才行!”
他们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他埋怨她只顾着自己。她责备他只关心她的丈夫而不关心她。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能再这样混下去,要向勃罗姆和盘托出的时候,她倒又埋怨他自私,嚷着说她并不在乎克利斯朵夫的良心平安不平安,可决不能让勃罗姆知道。
她虽然话说得很凶,心里却是跟克利斯朵夫一样想着勃罗姆。固然她对丈夫没有真正的情爱,但还是很关切他。她非常重视他们俩的社会关系和责任。或许她没想到妻子应该温柔,应该爱她的丈夫,但认为必须把家务照顾周到,对丈夫忠实;在这些地方失职,她是觉得可耻的。
她也比克利斯朵夫更明白:勃罗姆不久都会知道的。她不跟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一点也有相当理由,或者是因为不愿意使克利斯朵夫心绪更乱,或者是因为她不肯示弱。
不论勃罗姆的家怎样的与世隔绝,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边去。
在这个城里,谁也不能隐藏他的生活。那真是奇怪的事。街上没有一个人对你望,大门跟护窗都关得很严。但窗口都挂着镜子;你走过的时候,可以听见百叶窗开着一点儿而立刻关上的声音。谁也不理会你,似乎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可是你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逃不过人家的耳目;人家知道你所做的,所说的,所见的,所吃的,甚至还知道、自以为知道你所想的。你受着秘密的、普遍的监视。仆役,送货员,亲戚,朋友,闲人,不相识的路人,大家一致合作,参与这种出诸本能的刺探;那些东零西碎的事不知怎样都会集中起来。人家不但观察你的行为,还要看你的内心。在这个城里,谁也没权利保持良心的秘密;但每人都有权利搜索你隐秘的思想,而倘若你的思想跟舆论抵触的话,大家还有权利和你算账。集体灵魂的无形的专制,压在个人身上;所谓个人是一辈子受人监护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全城的。
阿娜接连两个星期日不在教堂露面,大家就开始猜疑了。平时仿佛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参加礼拜;她那方面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大家也似乎忘了有她这样一个人。——但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她的缺席就被人注意到了,记在心里。第二个星期日,那些虔诚的信徒把眼睛盯着《福音书》或牧师的嘴,没有一个不是聚精会神地管着灵修的事业;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在进门的时候就留意到,出门的时候又复按一次阿娜的位置空着。下一天,阿娜家中来了一批几个月没见面的客人:她们借着各式各种的借口,有的是怕她病了,有的是对她的事,对她的丈夫,对她的家,又感到兴趣了;有几个对她家里的事消息特别灵通;可没有一个提及——那是故意藏头露尾地避免的——她两星期不去做礼拜的事。阿娜推说不舒服,谈着家务。客人们留神听着,附和几句;阿娜知道她们其实是一个字都不信。她们的眼睛在四下里乱转,在屋子里搜寻,注意,一样一样地记在心里;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面上嘻嘻哈哈,但眼神显而易见是好奇到极点。有两三次,她们装作无心的神气,问到克拉夫脱先生的近况。
过了几天,——在克利斯朵夫出门旅行的时期,——牧师也亲自来了。那是一个长得极漂亮的老实人,年富力强,非常殷勤,而且心定神安,表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在他手里了。他很亲热地问到阿娜的健康,很有礼貌的、心不在焉的,听着他并不要求的她的解释,喝了一杯茶,谈笑风生,提到饮料问题,说葡萄酒在《圣经》上已经有记载,不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又背了几段经典,讲了一个故事。动身之前,他隐隐约约说到交坏朋友的危险,说到某些散步,某些亵渎神道的思想,某些邪恶的欲念以及跳舞的不道德等等。他仿佛并不针对阿娜而是对当时一般的情形说的。他静默了一会儿,咳了几声,站起来,非常客气地请阿娜向勃罗姆先生致意,说了一句拉丁文的笑话,行了礼,走了。——阿娜听了他的讽示,气得心都凉了。那是不是讽示呢?他怎么知道克利斯朵夫跟她的散步呢?他们在那边又没遇到一个熟人。但在这个城里,不是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吗?相貌很特别的音乐家跟穿黑衣服的少妇在乡村客店跳舞的事被人注意到了;既然什么都会不胫而走,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城里,而老是喜欢管闲事的人立刻认出是阿娜。当然这还不过是种猜测,但人家听了特别高兴;另外再加上阿娜的老妈子所供给的情报。公众的好奇心如今在旁边等他们自投罗网了,成千成百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狡猾的城里人不声不响地埋伏在那里,好似一只等着耗子的猫。
倘使阿娜不是这个跟她过不去的社会出身,没有那种虚伪的性格,那么虽有危险,她或许还不会让步:一般人的卑鄙的恶意倒可能激怒她,使她反抗。但是教育把她的天性给制服了。她尽管批判舆论的横暴与无聊,心里还是尊重舆论;舆论要是制裁她,她也会接受;如果舆论的制裁和她的良心冲突,她会派她的良心不是。她瞧不起城里人,又受不了被城里人瞧不起。
终于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公然毁谤的时间。狂欢节近了。
直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为止,——以后是改变了,——当地的狂欢节始终保存着肆无忌惮与不顾一切的古风。这个节日最初的作用,原是让大家松散一下的;因为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精神上老是受着理性约束,所以在理性的力量越强的时代,风俗与法律越严格的地方,狂欢节的表现越大胆。阿娜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平日为了礼教森严,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到牵掣,到了那个节日,大家就格外放纵起来。所有积在灵魂下层的东西:嫉妒,暗中的仇恨,下流无耻的好奇心,人类作恶的本能,一下子都突围而出,要吐口气了。每个人都可以戴了面具,到街上去羞辱他心中记恨的人,把自己耐着性子在一年中听来的消息,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丑闻秘史,在广场上当众宣布。有的人用一辆车来表演。有的擎着高脚灯,字画兼用地揭露城中的秘密故事。有的竟化装为自己的敌人,形容毕肖,叫街上的野孩子一看就能指出本人的姓名。那三天之内还有专事诽谤的小报出版。上流人士也狡狯的参与这种匿名攻击的玩艺。地方当局绝对不加干涉,除了带有政治意味的隐喻以外,——因为这种漫无限止的自由曾经好几次引起本地政府与外邦代表的纠纷。——但市民是毫无保障的。大家老是提心吊胆,怕受到这样的公然侮辱。这一点对于本城的风化的确大有裨益;而那种表面上的清白便是城里人引以自豪的。
当时阿娜心里就存着这种恐怖,——其实并无根据。她没有多大理由需要害怕。在当地的舆论界中,她的地位是太不足道了,人家不会想到去攻击她的。但在与世隔绝的情形之下,加上几星期的失眠所引起的极度疲乏与神经过敏,她能想象出最无理由的恐怖。她把那些不喜欢她的人的凶恶过分夸张了: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人猜疑她,只要一件极小的事就能把她断送掉,而谁敢说这种事不是已经做下了呢?那么她势必受到可怕的侮辱,人家会不留余地的暴露她的隐私,搜索她的内心:阿娜一想到要这样的当众丢丑,恨不得钻下地去。据说几年以前,一个受到这种羞辱的姑娘不得不全家逃出本乡。——你又绝对没法自卫,没法阻止,甚至也没法知道会出点儿什么事。何况单单疑心要出事,比着切实知道要出什么事更不好过。阿娜像无路可走的野兽一般,睁着眼睛向四下里瞧望。她知道,就在自己家里,她已经被包围了。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名叫巴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往两边摊开去,像一只干瘪的梨。她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拼命地往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她老是装作很快活,爱戴主人,从来没有相反的意见,很亲热地关心他们的健康;有事吩咐她吧,她对你笑着;责备她吧,她也对你笑着。勃罗姆认为她忠诚老实,什么考验都经得起。喜孜孜的神色和阿娜的冷淡正好成为对照。但好些地方她很像女主人:像她一样说话极少,穿扮严肃而整齐;也像她一样热心宗教,陪她去做礼拜,凡是灵修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很到家;至于仆役的本分,例如清洁、准时、操守、烹饪,更是没有话说。总而言之,她是个模范仆人,同时也是一个埋伏在家里的标准敌人。阿娜凭着女性的本能,那是不大会误解女人的心思的,把巴比看得很清楚。她们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而且心里都知道这一点而不表示出来。
克利斯朵夫回来那夜,阿娜痛苦到极点,虽然打定主意不再看见他,仍旧偷偷地赤着脚,在黑洞里摸着墙壁走过去。正要进克利斯朵夫卧房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脚底下不是光滑冰冷的地板,而是一层暖暖的、软绵绵的灰。她蹲下去用手一摸,心里明白了:原来甬道里有二三米的地方,都给铺了一层薄薄的细灰。巴比的狡计,无意中居然跟当年的矮子弗洛商用来侦察特里利斯坦和伊索尔德幽会的老办法一模一样。少数的好榜样跟坏榜样,几百年来都有人摹仿:可见人类真会保存经验。——当时阿娜毫不迟疑,一方面瞧不起这种诡计,一方面要表示什么都不怕,便继续向前,走进克利斯朵夫的卧房,也没对他提到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只在回去的时候,拿一把壁炉的扫帚,仔细把灰上的脚印扫平了。——第二天早上阿娜和巴比相见之下,一个冷冷地沉着脸,一个照例堆着笑容。
巴比有个比她年纪大一些的亲戚常常来看她。那是在教堂里看门的,做礼拜的日子就在门口站岗,缠着白地黑条。吊着银坠子的臂章,手里拿着一根上端弯曲的杖。他本行是做棺材的,名叫萨米·维兹希,人长得又高又瘦,脑袋往前伛着一点儿,不留胡子,像乡下老头儿一样的严肃。他对宗教很诚心,凡是有关本区教徒的谣言,他比谁都熟悉。巴比和萨米想结婚,他们互相佩服,佩服彼此的严肃,坚定的信仰和凶狠的性格。但两人并不急于决定,都很谨慎地在暗中观察。——最近萨米来的次数比较多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阿娜走过厨房,往往从玻璃门中瞧见萨米靠近炉灶坐着,巴比在一边缝着东西。他们俩尽管说话,你可听不见一点儿声音,只看到巴比眉飞色舞地扯动嘴唇,萨米抿着那只一本正经的大嘴笑着,完全是副怪相:喉咙里却没有声响,屋子里静悄悄的。阿娜一进厨房,萨米就恭恭敬敬站起来,一声不出,直等她走了才敢坐下。巴比听见开门声,马上打断了话,还故意装作刚才谈的是无关紧要的题目,极恭顺地向阿娜堆着笑脸,等待吩咐。阿娜疑心他们在议论自己;但她太瞧不起他们了,决不肯降低身份去偷听他们的谈话。
铺灰的诡计被阿娜破掉以后的第二天,阿娜跨进厨房,一眼就瞧见萨米拿着她夜里扫平脚印的扫帚。原来她是在克利斯朵夫房里拿的,这时才想起忘了归还原处,竟丢在自己屋里,被巴比尖锐的眼睛发现了。此刻巴比和萨米正在推敲这件事。阿娜声色不动,巴比顺着女主人的目光瞧着扫帚,假意笑了笑,解释道:“扫帚坏了,我要萨米给修理一下。”
阿娜不屑揭穿这个无聊的谎话,只做没听见;她瞧了瞧巴比的活儿,批评了几句,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可是一关上门,她的傲气完全没有了,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儿上偷听,——她的确是屈辱到了极点才会出此下策,——只听见很短促地笑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唧唧哝哝,轻得简直听不见。但她当时吓昏了,自以为听到了她怕听的话,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装会和喧扰。没有问题,他们想把铺灰的故事穿插进去……可能是她听错了;但她神经过敏到病态的程度,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羞辱的念头,所以她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作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从此她就打定了主意。
当天晚上,——就是狂欢节以前的星期三,——勃罗姆被请到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去出诊,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阿娜关在屋里,不下来吃饭。她预备就在这晚上实行她的计划。但她决意自个儿实行,不告诉克利斯朵夫。她瞧不起他,心里想:
“他虽然答应也不相干。男人总是自私的,只会扯谎。他有他的艺术,很快会把我忘了的。”
并且这个好像毫无恻隐之心而生性暴戾的女人,或许对她的同伴还有点儿怜悯。但她太强悍了,自己还不愿意承认有这点同情。
巴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太太要她代为道歉,因为不大舒服,想早些休息。克利斯朵夫只能在巴比监视之下独自吃晚饭;她絮絮叨叨的在旁嚼舌,逗他开口,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替阿娜说客气话,终于连那么轻信的克利斯朵夫也起了疑心。他正想利用这一晚跟阿娜彻底谈一谈。他也拖不下去了。当天黎明时分约定的话,他并没忘掉。如果阿娜要求,他是准备履行诺言的。同时他也明白两个人这样的自杀未免太荒唐,什么事都解决不了,只有把痛苦和丑事压在勃罗姆身上,最好还是彼此分手,自己一走了事,——只消他有勇气离开她;但这一点便大有问题,他最近不是走了又回来的吗?可是他又想,等到离开她以后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再一个人自杀也不为迟。
他希望吃过晚饭能溜进阿娜的卧房。但巴比老跟在他背后。往常她的工作很早就完的;这一晚她偏在厨房里洗刷不完;赶到克利斯朵夫以为终于得到释放的时候,她又想出主意在通到阿娜卧房的甬道中整理一口壁橱。克利斯朵夫看到她一本正经地坐在一只高凳上,才知道她整个晚上不会走开了。他气愤之极,恨不得把她跟那些一堆又一堆的盘子碟子一齐摔下楼去;但他捺着性子,叫她去问问女主人怎么样,他能不能去看她一下。巴比去了,回来用一种狡狯的、高兴的神气瞧着他,说太太好了一些,想睡一会儿,希望别打搅她。克利斯朵夫又恼又烦躁,想看书又看不下去,便回到自己屋里去了。巴比直等他熄了灯才上楼,还预备在暗中监视,特意把房门半开着,以便听到屋子里的声音。不幸她没法熬夜,一上床就睡熟了,而且一觉睡到天亮,哪怕天上打雷,哪怕存着极大的好奇心,也不会醒的。这一点对谁都瞒不了,她的打鼾声隔了一层楼也听得见。
克利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她谈话,他走到门口,旋着门钮,不料门拴上了,便轻轻敲了一会儿:没有回音。他拿嘴巴贴在锁孔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他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他顿时浑身冰冷,拼命地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巴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她把龙头旋开了。非砸开房门不可。克利斯朵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巴比听见。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的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格格的响了一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勃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他便绕进书房,不料那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他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他先得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点火,怕把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他摸索了半日,终于把刀尖旋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旋进了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弄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样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他脑子里忽然浮起一幅童年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被关在黑房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钉退下了,锁也拿下来了,掉下许多木屑。克利斯朵夫冲进房间,打开窗子,立刻吹进一阵冷风。克利斯朵夫撞着家具,在黑暗中找到了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危危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一动不动的腿,直摸到她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有空气流通。克利斯朵夫把她搂在怀里。她却气愤愤地挣扎着,嚷道:“去你的吧!……你来干什么?”
她把他乱打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枕上,大哭着说:“哎哟!哎哟!得重新再来的了!”
克利斯朵夫抓着她的手,拥抱她,埋怨她,和她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你死!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
“哼!你!”她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是说:“你,你是要活的。”
他责备她,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她的主意:“疯子!你不要把屋子炸掉吗?”
“我就是要这样。”她气哼哼地嚷着。
他挑动她宗教方面的恐惧,这一下果然中了她的要害。他才提了两句,她就嚷着要他住嘴。他却不顾一切的说下去,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唤醒她求生的意志。她不出声了,只抽抽搭搭地打呃。他说完了,她恨恨地回答:“现在你快活了吧?你做的好事!把我收拾完了,叫我怎么办?”
“活下去啊。”他说。
“活下去!你不知道不可能吗?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
“什么事呢?”他问。
她耸了耸肩膀:“你听着。”
于是她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她一向瞒着的事通通说了出来:巴比的刺探,铺灰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她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他听着,狼狈不堪,比她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盯着他们。他想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这一类的敌人是没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
“干吗你不把巴比打发走呢?”他问。
她不屑回答。把巴比赶出去当然比让巴比待在这儿更危险;克利斯朵夫也懂得自己问得无聊。许多思想在他脑子里冲突;他想打定一个主意,立刻有所行动。他握着抽搐的拳头说:“我要去杀他们。”
“杀谁?”她觉得这些废话不值一笑。
他勇气没有了。周围埋伏着奸细,可是一个也抓不到,每个人都是奸党。
“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
他倒在地下,跪在床前,把脸紧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她对于这个既不能保卫她又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鄙又可怜。他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净如镜的天空,星都打着哆嗦。
她看见他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地吩咐:“去点一支蜡烛来!”
他点了火。阿娜牙齿格格地响着,蜷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放在膝盖上。他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捂着。她看了不由得感动了。
“克利斯朵夫!”她叫了一声,眼神凄惨到极点。
“阿娜!”
“咱们怎么办呢?”
他瞅着她回答:“死吧。”
她快活得叫起来:“噢!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那么我不孤独了!”
说完,她把他拥抱了。
“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
“是的。”她低声回答。
他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她痛苦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会儿,他用眼睛向她打着问号,她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手,最下面的一个。”
他便去找了。抽屉的尽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勃罗姆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买的,从来没用过。克利斯朵夫又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几颗子弹,一古脑儿拿到床前。阿娜望了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利斯朵夫等了一会儿,问道:“你不愿意了吗?”
阿娜猛的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
她心里想:“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回事!”
克利斯朵夫笨手笨脚地装好了子弹。
“阿娜,”他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外一个先死。”
她一手把枪夺了过去,自私地说:“让我先来。”
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便是快要一块儿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很远!……各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的什么呢?什么呢?”
而各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出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利斯朵夫尤其感觉得清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往窗外一扔,喊道:“不!我不愿意。”
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这场狂乱的情欲,把他的力量消耗了,把他的意志斫丧了,他觉得一无办法,身不由主……唉!归根结蒂,有什么关系?
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拼命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利斯朵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步声,感到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她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她反复说着:“非如此不可……”
她和克利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像一个怕错失火车的旅客;她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利斯朵夫把头钻在被单里。正要开放的时候,她左手放在克利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
那几秒钟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利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使阿娜决意开放。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直听到一声哼唧,他方始仰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她哀号着说:“克利斯朵夫!子弹放不出呀!……”
他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又伸出手来拿枪。
“算了吧!”他哀求她。
“把子弹给我!”她带着命令的口吻。
他递给了她。她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得上了膛,重新把手枪抵住胸部,扳着机钮。——还是放不出。
阿娜一撒手把手枪扔了,嚷着:“啊!我受不了!受不了!他竟不许我死!”
她在被单中打滚,像疯子一般。他想走近去,她又叫又嚷地把他推开了,终于大发神经。克利斯朵夫直陪她到天亮。最后她安静下来,差不多没有气了,闭着眼睛,惨白的皮肤底下只看见脑门的骨头和颧骨:她像死了一样。
克利斯朵夫把乱七八糟的床重新铺好,捡起手枪,拆下的锁也装还原处,把屋子都整理妥当,走了;时间已经七点,巴比快来了。
勃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是在虚脱状态。他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但既不能从巴比那儿,也不能从克利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勃罗姆好不悲痛地以为她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决不定这是发高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性的神经病:还得仔细观察病状的变化。勃罗姆老是守在阿娜床头,连饭也不愿意吃了。到了晚上,脉搏并不像寒热,而是极度的疲乏。勃罗姆喂了她几羹匙牛乳,马上吐掉了。她的身体在丈夫的臂抱中像折臂断腿的木偶。勃罗姆在她身边坐了一夜,时时刻刻起来为她听诊。巴比并不为了阿娜的病着慌,但非常尽职,也不愿意睡觉,和勃罗姆一块儿守夜。
星期五,阿娜眼睛睁开了。勃罗姆和她说话,她却不觉得有他这个人,只是一动不动,眼睛瞪着墙上的一角。中午,勃罗姆看见她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瘦削的腮帮上直淌下来;便很温柔的地替她抹着,但她始终流着泪。勃罗姆喂了她一些东西,她完全听人摆布;晚上又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提到莱茵河,想跳下去,可是河水太浅。她迷迷糊糊的始终想着自杀的念头,想出种种古怪的死法,而老是死不了。有时她不知跟什么人在那里争论,神气又愤怒又恐惧;她也跟上帝谈话,固执地向他证明是他错了;再不然是眼中燃着情欲的火焰,说出一些她似乎不会知道的淫荡的话。一会儿她注意到巴比,清清楚楚地吩咐她第二天应该洗的衣服。夜里,她昏昏地睡着了;忽而又抬起身子,勃罗姆赶紧跑上去。她神气好古怪地瞅着他,结结巴巴的,很不耐烦的,胡说一阵。
“亲爱的阿娜,你要什么呀?”他问。
她恶狠狠地回答说:“去把他找来!”
“找谁啊?”
她依旧瞅着他,还是那样的表情,突然之间哈哈大笑;然后用手摸了摸脑门,哼唧着说:“哎!上帝!你忘了吧!……”
她说着又睡熟了,很安静地睡到天亮。快拂晓的时候,她身子欠动了一会儿;勃罗姆扶着她的头,给她喝水;她很和顺地喝了几口,亲了一下勃罗姆的手,又昏迷了。
星期六早上九点左右,她醒过来,一言不发,伸出腿来想下床。勃罗姆要她睡下。她却非下床不可。他问她干什么。她回答说:“做礼拜去。”
他跟她解释,说今天不是星期日,教堂关着。她不声不响,尽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指颤危危地穿衣服。勃罗姆的朋友,那位医生,恰好走进房里,便跟勃罗姆一同劝阻;后来看她一味坚持,就察看了一下病状,也答应她出去了。他把勃罗姆拉在一边,说他太太的病似乎完全在精神方面,最好顺着她一点,出去也没什么危险,只要有勃罗姆陪着。勃罗姆就对阿娜说跟她一块儿去。她先是拒绝,要自个儿出门。但她在房里才走了几步就摇摇晃晃,便一声不响,抓着勃罗姆的手臂出去了。她身子虚得厉害,路上时时刻刻停下。好几次他问她愿不愿意回家,她可是继续往前走。到了教堂,就像预先告诉她的一样,大门关着。阿娜坐在门口一条凳上,打着寒颤,直坐到中午,然后搀着勃罗姆的胳膊,悄悄地走回来。晚上她又要上教堂。勃罗姆苦劝也没用,只得重新出门。
克利斯朵夫那两天完全是孤独的。勃罗姆心事重重,当然想不到他了。只有一次,星期六上午,因为阿娜闹着要出门,他想转移目标,问她愿不愿意见见克利斯朵夫。不料她立刻显得又害怕又厌恶,把他吓得从此不敢再提克利斯朵夫的名字。
克利斯朵夫关在自己屋里。忧急,爱情,悔恨,一片混沌的痛苦在他胸中交战。他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自己身上,痛恨自己。好几次他站起身来想把事情向勃罗姆和盘托出,——可是又立刻想到,那只能多添一个痛苦的人。他始终受着情欲控制:老是在甬道里,在阿娜的门外走来走去,一听见脚步声又马上逃到自己屋里。
下午,阿娜由勃罗姆陪着出去的时候,克利斯朵夫躲在窗帘后面看到了。原来是身子笔直,姿势挺拔的人,现在竟驼着背,缩着头,皮色蜡黄,人也显得老了;勃罗姆替她裹着大衣与围巾,她身子缩做一团,难看死了。但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见她的丑,只看见她的不幸,心中充满着怜悯与爱,恨不得奔过去跪在地下,亲她的脚,亲她这个被情欲扫荡的身体,求她原谅。他一边望着她一边想:“这是我的成绩!……”
他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脸色一样的难看,身上同样有着死亡的记录。于是他又想:“是我的成绩吗?不是的。那是叫人失掉理性的,致人死命的,残酷的主宰的成绩。”
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巴比到街坊上报告一天的经过去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敲了五点。克利斯朵夫想到快要回来的阿娜和快要临到的黑夜,突然害怕起来。他觉得这一夜再没勇气跟她住在一幢屋子里了,理智完全被情欲压下去了。他不知道会干些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除了要阿娜以外。他无论如何要阿娜。想到刚才在窗里看见的那张可怜的脸,他对自己说:“啊!把她从我手里救出去吧!……”
他忽然下了决心,把散满一桌的纸张急急忙忙收起,用绳扣好,拿了帽子跟外套,出去了。走在甬道里靠近阿娜房门的地方,他突然害怕了,加紧脚步。到了楼下,他对荒凉的园子最后瞧了一眼,像贼一样的溜出大门。冰冷的雾刺着皮肤。克利斯朵夫沿着墙根走,唯恐遇到一张熟识的脸。他直奔车站,踏上一节开往卢塞恩的火车,在第一站上写了封信给勃罗姆,说有件紧急的事要他离开几天,很抱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分别,希望他和他通信,给了他一个地址。到了卢塞恩,他又换乘开往戈塔的火车,半夜里在阿多夫和哥施埃能中间的一个小站上跳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地方的名字,以后也从来没有知道。他在车站旁边看到一家小客店就歇了脚。路上是一片汪洋。倾盆大雨下了一夜,又下了明天一天。雨水从一个破烂的水斗中泻下来,声音像瀑布一般。天上地下都被洪水淹没了,溶化了,像他的思想一样。他躺在潮湿而有股煤烟味的被单里,没法睡觉,心中老想着阿娜所冒的危险,竟忘了自己的痛苦。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受到公众的侮辱,非给她一条出路不可。在极端兴奋的情形之下,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写信给城中和他有点儿来往的少数音乐家中的一个,糖果商兼管风琴师克拉勃。他告诉他说,为了一件爱情的纠葛,他上意大利去了;那件事他没到勃罗姆家以前就开始的,他本想在那里把热情压下去,可是办不到。信写得相当明白,可以使克拉勃懂得,也相当的含混,可以让克拉勃用他自己的猜想去补充。克利斯朵夫要求克拉勃保守秘密,因为知道那家伙最喜欢说短道长,预备他一接到信就把事情张扬出去。——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淆惑听闻,克利斯朵夫在信尾又加上几句,对勃罗姆与阿娜的病表示很冷淡。
当夜和第二天,他一心一意想着阿娜,把自己和她一起消磨的最后几个月,一天一天回想起来。他从热情的幻景中去看她,永远拿她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给她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悲壮的意识,因为这样他才更爱她。阿娜既不在眼前,这些热情的谎言当然更像事实了。他认为她天生是个健全而自由的人,受着压迫,想挣脱她的枷锁,渴慕一种坦白的、阔大的生活;然后她又害了怕,把本能压下去,因为它们不能跟她的命运调和,反而使她更痛苦。她对他喊着:“救救我!”他便紧紧地抱着她美丽的身体。所有的回忆把他折磨着;他觉得加深自己的伤痕有种痛苦的快感。白日将尽,苦闷越来越厉害,简直不能呼吸了。
他莫名其妙地站起来,走出卧房,付了旅馆的账,搭上第一班往阿娜的城市开去的火车,半夜里到了那儿,直奔勃罗姆家。小巷子里有一个和勃罗姆的花园接连的园子。克利斯朵夫翻过墙头,跳进邻家的花园,再跳进勃罗姆的花园,站在屋子前面:漆黑一片,只有一盏守夜灯的微光照着一扇窗,——阿娜的窗。阿娜就在那里受苦。他再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屋子了,手已经向门钮伸出去了。但他瞧了瞧自己的手,瞧了瞧门,园子,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行动。七八小时以内,他完全糊涂了,到这时才醒过来,吓得浑身哆嗦。他竭力振作了一下,把那双好像钉在地下的脚拔起来,奔到墙边,爬过去,逃了。
当夜他就离城,第二天跑到山里去隐在一个盖着白雪的小村子内……去埋葬他的心事,催眠他的思想,努力忘掉一切!……
“所以你得起来,用你精神的力量
克服你的疲倦,
只要你神完气足,不为形役……”
“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
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
——《神曲·地狱》第二十四
我的上帝,我犯了你什么呀?为什么要打击我呢?从我童年起,你就给了我贫穷,要我奋斗。我毫无怨言地奋斗了。我也爱我的贫穷。你给我的这颗灵魂,我曾经努力保持它的纯洁;你放在我心中的这朵火焰,我曾经努力抢救……主啊,你却是拼命要毁灭你所创造的东西,你把这火焰熄灭了,把这灵魂污辱了,凡是我赖以生存的都被你剥夺了。我在世界上只有两件财宝:我的朋友和我的灵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你把什么都拿走了。在荒漠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而你从我手里抢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心等于一颗,而你把它们撕破了;你给我们尝到相依为命的甜蜜,为的是要我们更感到生死永诀的惨痛。你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心中,造成了一片空虚。我身心交瘁,我病了,没有意志,没有武器,好比一个在黑夜里啼哭的孩子。你可是特意在这个时间打击我。你轻轻的,像个奸细似的,从背后走来把我刺伤了;你对我放出情欲,放出你的那条恶狗。你知道我那时没有气力,不能奋斗,情欲把我制服了,把我什么都拿走了,一切都给玷污了,一切都毁灭了……我对自己厌恶到极点。倘若我能把心中的痛苦与羞耻叫喊出来,或是在创造的巨浪中把它忘掉,倒也罢了!可是我没有精力,创作的动机也萎缩了。我像一株死了的树……死,我不是等于死了吗?噢,上帝!把我解放了吧,把这个肉体跟灵魂一齐毁灭了吧,别让我留在世界上了,别让我活下去了,别让我无穷无尽地在沟壑中挣扎了!慈悲的上帝,把我杀了吧!
克利斯朵夫的理智早已不信上帝,可是他在痛苦中依旧向他这样的呼吁。
他躲在瑞士的汝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家。屋子背靠着树林,藏在山坳里:后面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挡住了北风;前面是林木茂密的斜坡,沿着草地迤逦而下。岩石到了某个地方突然完了,形成一座峭壁;蜷曲的松树挂在边缘上,枝条修长的榉树往后仰着。天色黯淡。渺无人迹。一片茫无边际的空间。整个的世界都在雪底下睡着。只有半夜里,狐狸在林间悲啼。那是严冬将尽的时节。迟迟不去的冬天。永无穷尽的冬天。似乎快完了,不料它又重新开始。
可是一星期以来,昏睡的土地觉得它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地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像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榉树枝上,雪滴滴答答地掉下来。一望皆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喁喁的声音。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
克利斯朵夫对这些都没留意。在他,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他不是成天在房里打转,就是在外边乱跑,绝对没法休息。灵魂被内心的妖魔分割完了。它们在那里互相搏斗。被压制的情欲照旧发疯般的乱冲乱撞。而憎恶情欲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激烈。它们互相咬着咽喉,要拼个你死我活,克利斯朵夫的心被它们撕裂了。同时还有关于奥里维的回忆,关于他死亡的哀痛,创造欲不得满足的苦闷,看到了虚无而竭力反抗的傲气。总而言之,所有的妖魔都在他心里,不让他有一分钟安静。即使有高潮退落,表面上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也孤独到极点,在心中找不到一点儿自己的东西:思想,爱情,意志,都被毁尽了。
创造!创造才是唯一的救星。把生命的残渣剩滓丢在波涛里吧!乘风破浪,逃到艺术的梦里去吧!……创造!他要创造,可是办不到。
克利斯朵夫的工作一向是没有规律的。在身心康健的时候,他非但不用担忧精力会衰竭,倒反觉得过于旺盛的元气是种累赘。他完全逞着性子,高兴工作就工作,不高兴工作就不工作,没有任何固定的规则。实际上他随时随地都在工作,头脑从来不空闲的。生命力没有他那么丰富而更深思熟虑的奥里维,曾经屡次告诫他:
“小心点儿。你太信任你的力了。那好像山上的激流:今天滔滔滚滚,明天可能点滴无存。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他的才气抓在手里,不能随便挥霍。你应当疏导你的精力,把它纳入正规。你得用习惯来约束自己,按时按日的工作。这种习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不下于操练步法对于一个士兵的重要。逢到精神骚动的时候,——那是永远免不了的,——工作的习惯等于你的一副铁甲,可以使你的心灵不至于崩溃。我很知道这一点。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靠了它。”
克利斯朵夫听了只是嘻嘻哈哈:“那对你是好的,朋友!厌倦人生吗?哼!我才不会呢!我胃口太好了。”
奥里维耸了耸肩膀:“物极必反。最强壮的人闹起病来是最危险的。”
奥里维的话此刻证实了。朋友死了以后,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生活并不马上枯竭,可是变得断断续续的,会突然之间奔泻一阵,然后又埋在泥土底下不见了。克利斯朵夫没留意这情形;那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悲痛与方在萌动的情欲占据了整个的思想。——但是飓风过后,他又想找那个泉源来解渴的时节,便什么都找不到了。只有一片沙漠,一滴水都没有。心灵枯涸了。他尽管在沙土中挖掘,想叫地下的潜流飞涌出来,尽管不惜任何代价地要创造,精神可不听指挥了。他不能向习惯求救。而习惯才是忠实的盟友;我们有时会把一切的生活意义都失掉,只有它始终如一,永远跟着我们,一声不出,一动不动,直瞪着眼睛,抿着嘴唇,用它那双稳定的、从来不哆嗦的手,带着我们穿过危险的行列,直到我们重见光明,对人生又有了兴趣的时候为止。克利斯朵夫却是孤零零的,他的手在黑夜里碰不到一只援助他的手。他没有力量再爬上山顶去迎接阳光。
这是最凶险的关口。他觉得快要发疯了。有时他跟自己的头脑做着荒唐而狂乱的斗争,因为他像狂人一样有些执着的念头,数目和他纠缠不清:他往往数着地板,数着森林中的树木。有时根音(根音为和声学上的专门名词。)的数目字与和弦的度数在他脑中打架。有时他像死人一样的虑脱。
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他住的是一所偏屋,跟正屋分开的。卧房归他自己收拾,——并且也不天天收拾。每顿饭都由人家送来,放在楼下;他简直看不见一个人。房东是沉默而自私的乡下老头,根本不理会他。克利斯朵夫吃东西也好,不吃东西也好,那是他自己的事。连克利斯朵夫晚上回不回家也不大有人注意。有一次他在林中迷了路,半个身子陷在雪里,差点儿回不来。他竭力用疲劳来磨自己,免得思想,可是不成。他很少有机会能不胜困惫地睡上几小时。
关切克利斯朵夫的唯有一头圣·裴那种的老狗:他坐在屋子前面的凳上,它过来把眼睛血红的大脑袋靠在他的膝上。他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以瞧上大半天。克利斯朵夫让它待在身边,像病中的歌德一样,并不为这双眼睛有什么不安,也不想对它们说:“去你的吧!……你这是白费气力,鬼东西,你抓不住我的!”
他听让这一对表示哀求的、半睡半醒的眼睛吸引,同时他也很想帮助它们,觉得这是一颗被拘囚的灵魂向他求告。
因为受着痛苦的磨练,活活的脱离了人生,遭着人类自私自利的蹂躏,他才看到了被人类迫害的牺牲者,看到了人类得意洋洋地屠杀别的生物的战场,心中不由得又怜悯又厌恶。便是在幸福的时候,他也一向喜欢动物,不忍看到它们受虐待,对于打猎有种强烈的反感,只因为怕人笑话而不敢表示出来,或许对自己也不敢承认;但他不愿意亲近某些人,骨子里的确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从来不能跟一个以杀害动物为乐的人做朋友。这倒不是为了温情主义:他比谁都明白生活是建筑在痛苦与残忍上面的,一个人要活着就不能不使旁的生物受苦。那不是闭上眼睛,说说空话所能解决的。也不能因此而放弃生活,像小孩子一般抽抽搭搭。倘若今日还没有旁的方法可以生活,就得为了生活而杀戮。但为杀戮而杀戮的人是个凶手。虽然是无意识的,可究竟是凶手。人类应当努力减少痛苦与残忍: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平时这些思想在克利斯朵夫心中是深深的埋着的。他不愿意去想它。想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办法呢?他应当成为克利斯朵夫,完成他的事业,不惜任何代价求生存,哪怕要牺牲一些弱者也得生存……世界不是他造的……别想吧,别想吧!
可是等到他也遭了祸害,打了败仗,就非想到不可了!从前他责备奥里维,不该对人家所受的和给旁人受的苦难抱着无谓的同情,自己为之而悔恨交集更加是多此一举。如今他却比奥里维更进一步:因为他元气充足,所以冲动之下,对宇宙间的悲剧看得格外透彻。他体会到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仿佛自己的皮肉都被剥光了。一想到那些动物,他不由得浑身战栗;悲愤到极点。他完全了解禽兽眼中的表情,看到它们有一颗和他的灵魂一样的灵魂,一颗无法伸诉的灵魂。它们的眼睛在那里嚷着:“我又没侵犯你们,干吗要叫我受罪呢?”
日常看惯了的最平淡的景象,此刻他都受不了:——或是一头关在栅栏里哀鸣的小牛,大眼睛突在外面,眼白带着蓝色,粉红的眼皮,白的眼睫毛,堆在脑门上的卷毛,紫色的面部,向内拳曲的膝骨;——或是一头羔羊被一个乡下人缚着四脚倒提着,把脑袋拼命往上仰,像小孩子般的哼哼哈哈,伸着灰色的舌头,咩咩地叫着;——或是挤在笼里的母鸡;——或是一头被人屠杀的猪在远处哀号;——或是在厨房桌上被人破了肚子的鱼……人类加在这些无辜的动物身上的酷刑,都紧紧地掐着他的心。假定它们也有一点儿理性的话,世界对于它们该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那些麻木不仁,又盲又聋的人,割着它们的喉管,剖着它们的肚子,把它们腰斩,活活地烧着,看着它们痛苦地抽搐。便是在非洲吃人的种族里头,也没有比这个更残暴的事。对于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看到动物的痛苦比人类的痛苦更难忍受。因为人的受苦至少被认为不应该的,而使人受苦的也被认为罪人。但每天都有成千累万的动物受到不必要的屠杀,大家心上没有一点儿疙瘩。谁要提到这一点,就会给人笑话。——然而这的确是不可赦免的罪恶。只要犯了这一桩罪,人类无论受什么痛苦都是活该的了。这是他欠下的血债。如果真有一个上帝而竟容忍这种罪恶,那就是上帝欠的血债。倘若上帝是慈悲的,那么最卑微的生灵就应该得救。倘若上帝只对强者发慈悲,而对于弱者,对于给人类作牺牲的下等的生物没有正义,那么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慈悲,什么正义……
可怜人类的屠杀在宇宙的大屠杀中还不算一回事呢。禽兽也在互相吞噬。和平的植物,无声无息的树木,在它们之间也等于凶暴的野兽。所谓森林的恬静,只是文人学士的好听的词藻而已,因为他们只认识书本中的宇宙……克利斯朵夫屋子旁边的森林中就有着可怕的斗争。杀人犯似的榉树扑在美丽的松树身上,掐着像古希腊柱头那样苗条的腰肢,使它们窒息。同时它们也扑在橡树身上,把它们拗得折臂断腿。巨人式的百臂的榉树,一株抵得上十株的树,把周围的一切都毁灭了。没有敌人的时候,它们便同类相残,彼此扭做一团,好像洪荒时代的巨兽。斜坡下面的树林里还有皂角树在林边往里头钻进来,攻击小松树,压着敌人的根株,用树胶把它们毒死。那是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得胜的把敌人的地盘和残骸一齐并吞了。大妖魔没收拾完的,还有小妖魔来收拾。长在根上的菌竭力吮吸病弱的树,慢慢的消耗它的元气。黑蚁侵蚀那些已经在腐烂的林木。几千百万看不见的虫豸把一切蛀蚀,穿洞,把生命化为尘土……而这些战斗都是在静默中搬演的!……自然界的和平不过是一个悲壮的面具,面具底下还不是生命的痛苦与惨酷的本相吗?
克利斯朵夫笔直地往下沉了。但他不是一个束手待毙、让自己淹死的人。他心里想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的求生存。莫扎特说过:“有一等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快消失了,所以一边往下掉一边舞动手臂,东抓抓,西找找,想找一个依傍,让自己吊着。他以为找到了。他才想起奥里维的孩子,立刻把所有的求生的意志寄托在他身上,拼命把他抓住了。对啦,他应当找这个孩子,要人家给他,让他教养,让他爱,代替父亲的地位,——他要使奥里维在儿子身上再生。既然他因为痛苦而变得自私了,怎么不早想到这一点呢?于是他写信给抚养孩子的赛西尔,很焦心地等着回音。他全副精神想着这个念头,叫自己镇静:啊,还有个希望呢。而且他很有把握,因为知道赛西尔的心是极好的。
回信来了。赛西尔告诉他,奥里维死后三个月,一位戴孝的太太跑到她家里来对她说:“还我孩子!”
这便是当初丢下奥里维和孩子的女人,——雅葛丽纳,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她那次疯狂的爱情没有多久就完了。情人还没有对她厌倦的时候,她先对情人厌倦了,回到母家,丧气之极,对一切都厌恶,人也老了许多。为了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许多朋友跟她断绝了。平时行为最不检点的人并不是最宽容的。连她的母亲都对她表示那样的轻蔑,使她住不下去。她看破了社会上的虚伪。奥里维的死更是个重大的打击。她那副失魂落魄的神气,叫赛西尔不忍拒绝她的要求。把一个视同己出的小娃娃退还给人家当然是极难受的,但对一个比你更有权利而且更不幸的人,骨肉分离岂不更痛苦吗?她原来想写信给克利斯朵夫,征求他的意见。但克利斯朵夫从来没答复她的信,她已经不知道他的通信处,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人生的快乐得而复失,有什么办法?唯有隐忍而已。主要是孩子能够幸福,能够有人爱……
回信是傍晚到的。迟迟不去的冬天又下了雪,下了整整的一夜。已经长出新叶的树林中,枝条又被积雪压断了,噼噼啪啪的响着,像战场上的声音。克利斯朵夫独自待在屋里,不点灯火,在白光闪烁的黑影里每次听到林中悲壮的声响都吓得直跳,他也像那些树木一样,给沉重的担子压得格格地响着。他想:
“如今是什么都完了。”
一夜过后,又是白天;树木并没有断。整整那一天,整整那一夜,还有以后的几天几夜,树木继续受着压迫,噼噼啪啪的响着,可始终没断下来。克利斯朵夫一点儿生存的意义都没有了,可是照旧活着。他再没有理由奋斗了,可是他照旧奋斗,一拳来一脚去,跟那腐蚀他脊骨的无形的敌人肉搏,好比雅各对天神的苦斗。他对斗争并不存什么希望,只等有个结束:他永远在那里苦斗,嘴里喊着:
“你尽管把我打倒吧!干吗不打倒我呢?”
几天过去了。克利斯朵夫的苦斗告了个段落,所有的生命力都消耗完了。可是他仍旧撑着身子,走出门去。唉,那些在生命的空白中有个坚强的种族支持的人,还是幸福的。祖父的跟父亲的腿,把快要倒下来的儿子的身体撑住了;强壮的祖先们一举手之间把那颗筋疲力尽的灵魂给托住了,好像战士虽死,他的坐骑还是把他驮着。
他走在两个土洼中间一条高起的路上,又走下一条地上都是尖石头的小径,石头中盘根错节长着些发育不全的橡树根;他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但脚步比神志清楚的人更稳实。他没有睡觉,几天以来差不多没吃过东西,眼睛前面蒙着一层雾,向着下边的山谷走去。——那时正是复活节的前几日。天是阴的。冬季最后一个寒潮退下去了,和煦的春天正在酝酿中。下面许多小村子里传来一阵阵的钟声。先是从山脚下土坳里的一个钟楼上来的;钟楼顶上盖着杂色的干草,有黑的,有黄的,长着一层藓苔,像丝绒一样。接着是另一山腹中看不见的那个钟楼。随后又是对河平原上的那些。还有在很远的地方,雾霭苍茫中的一个村子隐隐约约发出一片模糊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停住脚步,几乎要昏过去了。那些声音似乎对他说:
“到我们这儿来吧!这儿只有和平,没有痛苦。不但痛苦消灭了,思想也消灭了。我们可以催眠你的灵魂,让它在我们的臂抱中睡着。来吧,休息吧,你从此不会醒了……”
他觉得多么疲倦!真想睡觉。可是他摇摇头,回答:
“我所找的不是和平,而是生命。”
他又往前走,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地。因为身体虚弱,头昏目眩,最单纯的感觉也有意想不到的反响。他的思想在天上地下反射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微弱的光。在他前面,照着阳光的荒凉的路上闪过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影子,把他吓了一跳。
到一个树林出口的地方,他发觉近边有个村子,因为怕见人,马上回头走,可是不能不走近村子高头的一座孤零零的屋子:它靠着山腰,像一所疗养院,四周是个向阳的大花园,寥寥落落的有几个步子不大稳健的人在沙道上走着。克利斯朵夫没有留意;但在小径的拐角儿上,他劈面遇到一个眼睛惨白的人,软绵绵地坐在两株白杨底下的凳上,脸又胖又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身后另外坐着一个人。两人都不出一声。克利斯朵夫已经在他们面前走过了,又忽然停下来,觉得那双眼睛是他认识的,回过头去瞧了瞧。那人始终不动,瞪着前面,仿佛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旁边那个看见克利斯朵夫招手,便走过来。
“他是谁啊?”克利斯朵夫问。
“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那人指着屋子回答。
“我好像认识他的。”
“可能的。他是一个德国很出名的作家。”
克利斯朵夫说出一个姓名。——果然是的。克利斯朵夫从前在曼海姆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跟他见过。那时他们处于敌对的地位。克利斯朵夫才露头角,对方已经成名了。他性格很强,很有自信,不是他的作品他都瞧不起。他那些写实的、刺激感官的小说,不像一般流行的作品那么庸俗。克利斯朵夫虽然讨厌他,对于他那种世俗的,真诚的,范围狭小的,但很完美的艺术,也不由得暗暗钦佩。
“他这个病已经有一年了,”那个看守的人说,“医过一阵,大家以为他好了,送他回去了。不料又发了。一天晚上,他竟然从窗里跳下去。初到这儿的时候,他又是骚动,又是叫嚷;现在可非常安静,整天就这样的坐着。”
“他在那里瞧什么呢?”克利斯朵夫问。
他走近凳子,不胜怜悯地瞅着这个被病魔打败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皮很厚,一只眼睛差不多闭着。那疯子似乎不知道克利斯朵夫在他旁边。克利斯朵夫叫着他的姓名,握着他的手,——觉得又软又潮,丝毫无力,像一样死的东西;他不敢再把它拿在自己手里。疯子把往上翻起的眼睛向克利斯朵夫瞧了瞧,又瞪着前面,呆头呆脑地笑着。
“你瞧什么啊?”
“我等着。”那人一动不动的低声回答。
“等什么?”
“等复活。”
克利斯朵夫打了个寒噤,赶紧跑了。这句话像火箭一般的射到他的心里。
他没头没脑的往森林里钻,朝着回家的方向爬上山坡,因为心绪很乱,迷了路,走进一个大松林。一片阴影,万籁无声。不知从哪儿来的几点火黄的阳光透入浓厚的阴影。克利斯朵夫被这几道光催眠了,觉得周围漆黑一团。他踏着厚厚的针毡,像脉管般隆起的树根常常绊他的脚。树下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一片鲜苔。枝头上也没有鸟声。树身下部的枝条已经枯了,所有的生机全躲在上面有阳光的地方。再往前去,连这点儿生机也熄灭了。那是树林中间被某种神秘的病侵蚀的部分。各种细长的地衣像蜘蛛网似的包裹着红红的松枝,把它们从头到脚捆缚着,从这一株树蔓延到那一株树,把森林窒息了。它们像水底下的海藻,到处伸着触角。四下里也如同海洋深处一样的静寂。高头的阳光黯淡了。死气沉沉的林中不知怎么溜进了一片雾,包围着克利斯朵夫。一切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乱窜了半小时;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变得黑沉沉的,刺他的喉咙;他自以为往前直走,其实在那里绕圈子,松树上挂着其大无比的蜘蛛网,雾气经过的时候在网上留下摇摇欲坠的水珠。临了,天罗地网似的迷阵漏出一个空隙,让克利斯朵夫走出了海底森林,又看到些生机蓬勃的树木,松树跟榉树的无声的斗争。但周围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酝酿了几小时的静默,骚动起来了。克利斯朵夫停下来听着。
突然之间远远的来了一阵波涛。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像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树尖都像水浪一般的波动。那阵风好比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上帝在百丈巨涛中汹涌而来,在克利斯朵夫头顶上滚过。森林为之战栗,克利斯朵夫的心也为之战栗了。那是大地回春的先兆……
然后一切又静下来。克利斯朵夫懔懔然赶回家,两腿索索的抖个不住,走到屋门口,像被人追逐似的往后回顾了一下。天地仿佛死了。山坡上的树林都死气沉沉地睡着了。静止不动的空气显得异样的透明。万籁无声。唯有一道剥蚀岩石的泉水,呜呜咽咽地替大地唱着哀歌。克利斯朵夫浑身滚热地睡下。和他一样烦躁不安的牲口在隔壁的牛棚里骚动……
夜里,他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远远的又起了一阵波涛:风又来了,这一回却是飙风,——是春天的季候风,它吐出灼热的呼吸,使酣睡未醒、打着寒噤的土地感到一点儿温暖;它把冰溶解了,把一路上的甘霖都给带来了。土洼那边的树林中,风像打雷一般咆哮怒吼,越来越近,越来越膨大,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上山坡;整个山林都是一片呼啸声。屋子里有匹马嘶鸣不已,几头母牛也跟着叫。克利斯朵夫坐在床上听着,连头发也竖了起来。狂风吹到了,呼呀呼呀的直叫,定风针格格的响着,屋瓦乱飞,屋子也摇摇欲动。一个花盆给吹在地下,打破了。克利斯朵夫没有关严的窗哗啦啦地打开了,一阵热风直冲进来,劈面吹着克利斯朵夫,也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他跳下床,张着嘴,连气都透不过来。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了他空虚的灵魂。这就是复活!……空气进入他的喉管,新生命的波浪灌饱了他的脏腑。他觉得自己要爆裂了,想要叫喊,叫出他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但他只能吐出几个没意义的声音。纸张被狂风吹得满屋乱飞;他摇摇晃晃地用手臂敲着墙,在房间里手舞足蹈的嚷着:
“噢!你,你,你终于回来了!”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噢,你,我不是找不到你了吗?……干吗把我丢了呢?”
“为了要完成我的使命,完成你所放弃的使命。”
“什么使命?”
“战斗啊。”
“你为什么还要战斗?你不是万物的主宰吗?”
“不是的。”
“你不就是万物吗?”
“我不是万物。我是征服虚无的生命。我不是虚无。我是在黑夜中烧毁虚无的火。我不是黑夜。我是永久的战斗。我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跟我一同战斗,一同燃烧吧。”
“我打败了。不中用了。”
“你打败了?你觉得完了?那么别人会打胜的。别想着你自己,得想着你的队伍。”
“我是孤独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队伍。”
“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属于你的。你是我的许多声音中间的一个,是我的许多手臂之中的一条。得替我说话,替我作战。倘若手臂断了,声音嗄了,我还是站着;我可以用别的声音,别的手臂来斗争。你即使打败了,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打败的队伍。别忘了我的话,你便是死了还是会胜利的。”
“主啊,我多痛苦!”
“你以为我不痛苦吗?千百年来,死亡追着我,虚无等着我。只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我才打出路来。生命的大河被我的血染红了。”
“战斗,永远要战斗吗?”
“是的。上帝也在那里战斗。上帝是一个征服者,是一头吞噬一切的狮子。虚无包围上帝,上帝把虚无降服。战斗的节奏才是最高妙的和声。这和声可不是为你那些人间的耳朵听的。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了。安安静静地尽你的本分,让神明去安排一切。”
“我没有气力了。”
“替那些强者歌唱吧。”
“我的嗓子破裂了。”
“那么祈祷吧。”
“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
“把它扔掉,拿我的去。”
“主啊,要忘掉自己,把自己死了的灵魂丢掉,倒还罢了。可是怎么能丢弃我的死者,怎么能忘掉我所爱的人呢?”
“把他们跟你自己死了的灵魂一齐丢掉吧。只要找到了我的活生生的灵魂,你就会发觉你的死者并没死了。”
“噢,你曾经把我遗弃,将来还会遗弃我吗?”
“会的。一定的。可是你决不能把我丢下。”
“要是我的生命熄灭了呢?”
“那么把别的生命点起来。”
“倘若我连心都死了呢?”
“那么生命是在别的地方了。打开你的窗户迎接它吧。你这糊涂虫,屋子坍了,你还把自己关在里头!快快出来吧。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呢。”
“噢!生命,噢!生命!我明白了……过去我在自己心中,在我的空虚而闭塞的灵魂中找你。我的灵魂破碎了;不料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从那里透进了空气;我又能够呼吸了;噢,生命!我又把你找到了!……”
“是我把你找回来的……别说话,你听着。”
克利斯朵夫便听见生命的歌声像泉水喁语一般在胸中响亮。凭窗远眺,昨天还是奄奄一息的树林,今天却在春风春日之下汹涌澎湃。阵阵的风涛,欢乐的颤抖,在树干中间飘过;屈曲的枝条向着明朗的天空欣欣然伸着手臂。急流奔泻,有如欢笑的钟声。同样的景色昨天还埋在坟墓里,今天可复活了;生命回来了,而克利斯朵夫心中的爱也醒过来了。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简直是一桩奇迹!灵魂从噩梦中觉醒,一切都在它周围再生。心又跳动了。枯涸的泉水又开始流了。
克利斯朵夫重新加入神圣的战斗……他自己的战斗,人类的战斗,一到这个阳光像雪片般乱舞的大混战中就显得太渺小了!……他把自己的灵魂剥光了。好比一个人在梦里常常会吊在空中似的,他从高处看自己,从大千世界中看自己;那时他的痛苦的意义立刻显出来了。他的斗争是众生万物的大斗争中的一部分。他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且马上得到补救的。他为大家斗争,大家也为他斗争。他们分担他的忧苦,他也分享他们的光荣。
“同伴们,敌人们,向前吧,踏在我的身上吧,炮车尽管在我身上辗过吧!我根本不想到那个伤我皮肉的铁轮,不想那些踩着我脑袋的脚,我只想着替我报复的人,想着主宰,想着成千累万的队伍的领袖。我的血是给他未来的胜利铺路的……”
如今他觉得上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创造者,不是一个尼禄在铁塔上眺望他自己放下的大火。上帝也在受苦。上帝也在战斗,跟战斗的人一块儿战斗,援助受苦的人。因为它是生命,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它慢慢的展布开去,要吞没黑夜。可是黑夜无边,神的战斗永远没有休止;而谁也不知道结果。那是英雄的交响乐,连那些互相冲突,互相混杂的不和谐音也会化作清明恬静的音乐。像榉树林无声无息地作着猛烈的战斗一样,生命就在永恒的和平中作着战斗。
这些战斗,这种和平,在克利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是一个贝壳,其中可以听到海洋的波涛。小号的呼号,各种声响的巨风,英勇的呐喊,在威镇一切的节奏上面飞过。因为在这颗有声的灵魂中,一切都变了声音。它为光明歌唱,为黑夜歌唱,为生命歌唱,为死亡歌唱,为战胜的人歌唱,也为他自己,——战败的人歌唱。它唱着。一切都唱着。它只是歌唱。
滔滔汩汩的音乐,像春雨一般渗进那片在冬天龟裂的泥土。羞耻、哀伤、悲苦,如今都显出了它们神秘的使命:它们使泥土分解,给它肥料;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一颗新的灵魂诞生了。
它时时刻刻都在诞生。因为它的骨骼还没固定,不像那些发育到顶点而快要老死的灵魂。它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在溶液状态中的金属。它身上每秒钟都显出一个新的宇宙。克利斯朵夫不想固定它的界限。他好像把自己的过去通通丢开了,出发作一次长途旅行:凭着年轻人的热血,无挂无碍的心胸,呼吸着海洋的空气,以为这旅行是没有完的,他觉得快乐极了。在世界上到处奔流的那股创造力又把他抓住了,世界的财富使他看得出神了。他爱着,他能够化身,化身为他的同胞。而一切都是他的同胞,从他踩在脚下的草到他握着的人家的手。或是一株树,或是映在山上的云影,或是草坪的气息,或是嗡嗡作响的夜晚的天空,其中有的是蜂群一般数不清的太阳……那简直是热血的漩涡。他不想说话,不想思索,只是笑着,哭着,在这生机洋溢的幻境中化掉了……写作,为什么写作?难道你能写出不可言说的境界吗?……然而不管可能与否,他非写不可。那是他避不掉的。到处都有种种的思想一闪一闪地照射他。怎么能等待呢?所以他就写了,不管用什么写,也不管写在什么上面;往往他还说不出胸中飞涌的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而一个乐思还没写完,另外一个又来了。他写着,写着,写在衬衣的袖口上,写在帽子的飘带上;不管他写得多快,思想总是来得更快,简直需要一种速记术才好……
可是这不过是些不成形的断片。等到他要把这些思想放进一般的音乐形式,困难就来了;他发觉从前的模子没有一个再适用;如果要把自己的意境忠实保留下来,就得先把至此为止所听到的,所写过的,通通忘掉,把所有学得来的公式和传统的技术一齐推翻,——那只能给萎靡不振的精神做拐杖,给那些懒于用自己的脑子去思想,袭取他人的见解的人做一张现成的床铺。从前,在他自以为生命与艺术已经成熟的时期,——其实只到了他许多生命中一个生命的终点,——他用来表白的是一般的语言,不是跟自己的思想同时产生的新语言;他的感情是随着现成的逻辑发展的,那逻辑提供他一部分公式化的句子,带他走着前人的老路,到一个早先定妥而且是群众所等待的结局。此刻可没有现成的路了,应当由情操去开辟出来,思想只有跟从的份儿。他的任务已经不是描写热情,而是要和热情合为一体,使他跟内心的规律交融。
同时,克利斯朵夫挣扎了好久而不愿意承认的矛盾居然消灭了。因为他虽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也常常为一些与艺术无关的问题操心,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的使命。他没觉得自己原来有两种人的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完全不问道德后果的;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他们俩有时使彼此非常为难。现在他一心一意地想着创造,等于受着自然律支配的时候,就把实用的念头丢开了。当然他照旧瞧不起时下那种卑鄙的不道德的风气,始终认为淫猥的艺术是最低级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病,长在腐烂的树干上的毒菌。但即使以享乐为目标的艺术等于把艺术送入娼寮,克利斯朵夫也不至于矫枉过正,提倡庸俗的实用主义,提倡以道德为目标的艺术,把天马阉割了教它去犁田。最高的艺术,名副其实的艺术,决不受一朝一夕的规则限制;它是一颗向无垠的太空飞射出去的彗星。不管在实用方面这股力是有用的,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它总是力,总是火,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因为这一点,它是圣洁的,是善的。它的善,可能在实用世界中也成为善;但它真正的,神圣的善,跟信仰一样是超乎自然的。它和它的来源——太阳——相同。(希腊神话以阿波罗为驾驭太阳的光明之神,同时亦为艺术之神,象征艺术与太阳同源。)太阳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夜。艺术亦然如此。
所以完全浸在艺术中间的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地发觉,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力量;既不是他的情欲,也不是他的悲哀,也不是他有意识的灵魂……而是一颗陌生的,对他的所爱所苦,对他的整个生涯全不关心的灵魂,一颗欢乐的,神妙的,犷野的,不可解的灵魂!它把克利斯朵夫当作马一样的驱策,老是用踢马刺踢着他。偶尔能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一边看着所写的东西,一边问自己:
“怎么,怎么这个会从我身上出来的?”
他那时被精神的狂乱降服了,那是所有的天才都领教过的。不受意志拘束的。独立的意志,是“世界与生命的谜”,为歌德称为“妖魔一般的”;他自己虽有武装保护,也被它制服了。
克利斯朵夫写着,写着,成天成月地写着。有些时期,丰满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养料,继续在那里无穷无尽地生产。只要轻轻地撩拨一下,微风送来一些花粉,就能使千千万万的内心的萌芽长发起来……克利斯朵夫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生活。忙于创造的灵魂威镇着生命的废墟。
随后,一切都停止了。克利斯朵夫筋疲力尽,老了十岁,——可是得救了。他离开了克利斯朵夫,托生到了上帝身上。
头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白发,好似秋天的花在九月里一夜之间开遍了草原。腮帮上有了新的皱纹。可是恬静的眼神恢复了,嘴巴的神气表示隐忍了。他心平气和。如今他明白了。他明白: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他的骄傲,人类的骄傲,都是没用的。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自主。非警惕不可。要是你睡着了,那股力就会溜进我们胸中把我们带走……带到哪样的深渊里去呢?带到泉源枯竭的地方,把我们丢在干涸的河床里面。单是愿意战斗还不够。应当向不可知的神明低头!他兴之所至,会随时随地给你爱情,死亡,或是生命。没有上帝的意志,单是人的意志是一无所用的。上帝在一刹那间就能毁灭我们多少年的劳作与努力。而他高兴的时候,也能使腐朽化为神奇。一个能创造的艺术家,特别感觉到自己逃不过神的掌握;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只说神灵启示他的话的。
克利斯朵夫这才懂得海顿老人的明哲,——他每天早上执笔之前先要跪着……战战兢兢地提防,诚惶诚恐地祈祷。所以你得祈祷上帝,求他和你同在。你得抱着虔诚与热爱的心和生命之神沟通。
夏天将尽,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发现了克利斯朵夫的隐居,特意登门拜访。他是音乐批评家,一向最赏识他的作品。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知名的画家,也是崇拜克利斯朵夫的。他们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极表欢迎。克利斯朵夫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兴趣,认为过去的他已经死了,早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因为客人要求,他拿出最近作的曲子。但对方完全不懂,以为克利斯朵夫疯了。
“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主题的经营;只是一种流汁,没有冷却的液体,它可能适应任何形式而自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它什么都不像;只是一片混沌中的几点微光。”
克利斯朵夫笑了笑回答:“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混沌的眼睛在世界的幕后发光……”
但来客不懂得诺瓦利斯的这句名言,只暗暗地想:“他才气尽了。”
克利斯朵夫并不希望他了解。
客人告别的时候,他陪着他们走一程,有心带他们看看山上的风光。但他也没有走多少路。看到一片草原,音乐批评家便提起巴黎戏院的装饰;那位画家又认为色调配合得很不高明,完全是瑞士风味,像又酸又无味的大黄饼,贺德勒一派的东西;并且他对自然界也表示很冷淡。
“自然界?什么叫作自然界?我就不认识!有了光和色,不就行了吗?我才不理会什么自然呢……”
克利斯朵夫跟他们握了手,让他们走了。他对这些情形都不动心了。他们都是在土洼那一边的。这样倒更好。他不想对人家说:“要到我这里来,应当走同样的路。”
几个月来把他烧着的火低下去了。但克利斯朵夫心中依旧保持着那股暖气,知道火一定还会烧起来,要不是在他身上,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它在哪儿,他总是一样的爱它:火总是同样的火。在这个九月的傍晚,他觉得那道火蔓延着整个的自然界。
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格格的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窿。
克利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那是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土赭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与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的云雀。
而克利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它知道等会儿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无数次。但它也知道永远能够往火焰中飞升,唱出呖呖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